母亲识不了几个字，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母亲的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在我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记忆中，母亲固执地要我学会写毛笔字（现在叫做学书法）。母亲在我上学前就已经教会了我很多的字，以至于我一入学，一年级的我全会，跟神童似的。
母亲要随“五、七队”下地劳动，无法带上我，于是就用绳子把我栓在窗户栏杆上。绳子很短，床挨着窗户，我只能隔着窗户栏杆在床上望着窗外（这些全是母亲告诉我的）。我的哥哥小时候因为没拴着，好几次差点儿掉井里，所以对我就采取了安全措施。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我在床上拉屎。母亲收工回来时，见我将屎糊得满脸都是，伤心不已。于是母亲不再拴我，她上哪儿都背着我。关于母亲对我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在母亲的背上开始了。
母亲晚上要开会，大多是政治斗争什么的，开到很晚，大家还要喊口号，然后我就睡着了，不知道他们后来又搞什么名堂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夜生活吧。我依稀记得母亲跟我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的，那时候大喇叭天天都是这类东西。在我入学前，我已经会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诗词了，令左邻右舍惊叹不已。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但后来这个观点有点模糊，因为母亲总是用哥哥姐姐的红领巾（他们有很多很多条）给我改成红肚兜穿，被父亲制止过很多次，但母亲就是不改，坚持认为旧的红领巾不用了太可惜。
1977年红小兵改少年先锋队。我因为年龄不够没当上少先队员，没能够在一上学就给母亲赚一条红领巾。成年以后我有过很多的愿望想要满足母亲，都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至今仍内疚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