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还要上交所有财产充公，形同劳改，夫妻不得团聚，父母子女不能相见，毫无生人乐趣！这就是太平天国统治下南京人的真实生活。这与以前历史教科书中的记载不太一致。
南京百姓对太平军称为“发匪”，他们对发匪的第一印象就是言而无信。发匪刚入城时，谎称绝不杀人，只要百姓们向他们供献物品，他们会发给贡单，然后互不相扰。于是，百姓们就信以为真了，争着向发匪供献银、米、牲畜、菜蔬等，以求得贡单，贴在家门上，以保家人平安。不想，发匪看见谁家门上贴着贡单，反而进去搜索，因为这是乘其不备，相信这些百姓家里私藏着更多的物品。
开始，他们还不敢挨家挨户地搜索，因为怕里面有官兵埋伏，只是在路上遇到人先铐起来再说。过了几天，发匪贴出告示，命令人们进行正常贸易，不想店铺百货几乎都被掠空了，没有人响应。而后，又以查人为名，挨家挨户地搜括，命令壮男子听其驱使。哪家有私藏金银者，立即处以重刑。把妇女们都赶出家门，有的怀抱婴儿，背着行李，仓皇在道路上，惨不可言。
这些妇女有的自投江河，有的投子女于河。到了晚上，则露宿檐下。等到“女馆”成立后，女子全部进入“女馆”。
发匪将要分军进攻镇江、扬州，打算逼使壮年男性百姓数万登舟，做为前锋。城中百姓得知之后哗然，有的自尽，有的窃逃。发匪将领钟芳礼、周才太性情比较平和，怕一时使局面失控，就请求设立机匠馆、牌尾馆，让这些人在那里为发匪做工，于是就不必去战场送死了。以后，又设立杂行菜圃，杂行就是工匠，菜圃就是让人们在那里种植蔬菜，两处的劳工也有二万多人。
发匪对待那些强令在男馆与女馆生活的人们如同犬马。由于年轻力壮的纷纷逃亡，劳动力不足，就役使年老者，有时连年老病弱的人也不放过。
于是，伺机逃逸的人越来越多。在女馆中的妇女们也是在白天不停地奔走劳作，不得休息。发匪在HBAH等地抢了大量的盐米，用船运到南京，停泊在仪凤门、旱西门外，有女官执旗驱赶百姓出城搬运，运入仓中。在沿途还命令童子军持鞭驱策搬运的百姓，行动稍缓慢的就被鞭打。
可见，这些被关在男馆、女馆中的百姓如同奴隶一般。由于非正常死亡与逃亡严重，各馆人数下降很快。但发匪也不断送入新“馆员”，以充实他们的基本劳工人数。
女人们每天都做着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等工作。发匪还令妇女们将裹成的小脚脱出缠足布。管理女馆的女百长在四更天就催促众妇女起床工作。女官出行时，也有伞、锣等物随行。在如此严苛的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发匪”。扬州城内的发匪由于缺粮，就杀死老弱之人作为军粮。
发匪称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在作战时，逢危急时，当官的就对士兵叫：“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HNGX人蠢笨，往往被其所骗。
江南人则比较明白，都不信其言。他们还说：“越吃苦，越威风。”还激怒清朝官兵说：“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他们号称：战死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死了是值得庆贺的，因为死者的灵魂已升于天堂。
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一致，发匪强迫人民改信“上帝教”。发匪传令，凡读书识字者都必须去诏书馆候命，否则就斩首，知情不报者同罪。于是，有几百人使来到诏书馆，为发匪撰写与抄写告示。
凡合发匪意的人，都被分配到各部门为书吏。他们编写天主书，教人们背诵。凡不能背读的人都要受到杖刑。发匪让人们在黄纸上写下誓语，礼拜，然后焚烧，称之为悔罪。那些赞语是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人朝夕诵读，每天睡起及饮食前必须要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他们认为：天父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山海人物，所以，诵读七天为一个赞期，谓之礼拜。
在大街上，提前一天树立大旗，上面写着“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字样。在礼拜时，还用果品、糕饵供奉天父，众人一起诵读赞美，各王府门前的金铙声与爆竹声不绝于耳。赞美语是：“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主……能救人灵享福无穷……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天子万年。”
发匪在南京开设“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改书中的一些字，是为了避一些人名或神名之讳。
社稷、宗庙、寺观都被发匪当物妖物，全部毁除。与这些东西有关的文字当然也是“妖”了，一定要毁坏而后快。于是，清朝的官兵被称为“妖头”、“妖兵”，从发匪中逃出的人则被称为“变妖”。
发匪还逼书生们入贡院考试，是仿照清朝的科举取士。被录取的人排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等，还有翰林数十人，进士近百人。有一天，杨秀清逼这些才子们赋诗，题目是：“四海之内皆东王”。有一位叫郑之侨的书生作诗说：“四海皆清王，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杨秀清大怒，下令将郑肢解。又有一位叫夏宗铣的书生，在终卷有骂发匪的语言，也被肢解。
发匪的律法有一百七十七条。宫之刑曰点天灯、五马分尸、剥皮、铁杵、顶车等，都是死刑。反弓、跪火、杖胁、鞭背、木架，都是生刑。妇女有罪，入官重治。发匪的天条十事是：一拜邪神，二杀人害人，三不孝，四***五窃掠，六欺诈，七私藏财货，八变草，九硬更，十吸烟。变草，就是投靠清朝；硬更是逃亡的意思，违者立斩。
农民领袖是很爱金银财宝的，他们的小生产者均平心态，自己得不到或得到后将失去的财物，是决不肯轻易送让他人的，因此窖藏是最佳方案。传说翼王石达开军在大渡河被困途中，窖藏大批财金；阶王谭体元十几万将士尽溃于GD嘉应州（梅州）城南铜鼓嶂、大田等地时，也深埋宝物多多。
长围3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一笔飞来横财，因为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东南半壁财宝尽聚于此，湘军洗掠全城三日三夜，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上行下效，他们捞尽地面上在府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强作妾婢的几万名女俘虏，一并充作胜利品解送回乡。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深疑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据说，曾国荃俘获李秀成，极为兴奋，用锥尖戳刺其股，把李秀成体肤弄得血流如注。范文澜说这是愤李秀成守城坚固，其实更有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之意。曾志鸿不久自安庆赶到南京，颇赞同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几次三番、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许是李秀成没有立即处死的另一个因素吧。李秀成虽然深自贬抑，向曾氏兄弟献媚讨好，但却没有谈出天京有窖金事宜。曾志鸿等也因清朝皇帝将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考查，欲盖弥彰，却把此事删略而不再提及。
天京确实见有窖金埋藏。曾志鸿曾有默认，在城破后，浮财听凭掠夺，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分，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今如山，但在“计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盖天京破城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被斩杀外，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护卫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
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目睹其景，称“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
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靠毛驴贩运货物的行商，因为有次运军粮，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赏识，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城危，内宫后妃及朝贵多以金银相托，“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即传闻所谓“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即凭此发财起家，蔚成近代金陵巨富。
民国初年，也有南京某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禀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勋的垂涎，“皆以旦夕可发财为期”，可是几动人力，多处寻掘，仍了无收获。
天京究竟见存窖金否？也许正如曾志鸿向皇帝奏报，确实未有，或者是尽为湘军掠夺，肖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志鸿兄弟俩当然掠得更多，“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
关于洪秀全之死，大多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所据史料主要有三条：一是曾志鸿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另一条是曾志鸿同治三年七月七日奏稿称，洪秀全“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还有一条就是曾志鸿刊刻的《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这三条材料出自当时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的知情主将之手，因此，被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当成信史。但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瑱在“自述”中却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大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这条材料自然也无法列在信史之外。这样一来，洪秀全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死，便成为历史之谜。
天平天国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争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太平天国被认为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事实上，这更加倾向于一个农民暴力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