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称：“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面对“英夷”的挑衅进攻，大清朝堂上的臣子们一个个都是大义凛然的主战派，声言要把“英夷”打得片帆不留，借以彰显****的盛世国威，谁要是敢公开言和，马上就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道光帝更是为这场战争定下了一个调子：只准胜，不许败；只准战，不准和！
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
在林则徐的率领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侵略军只能困守海上，根本占不了便宜。于是，他们只得转驶厦门，又受到福建总督邓廷桢的迎头痛击。英军不甘心失败，继续北上骚扰。
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
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
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他一味讨好洋人，拆除了广州的军事防备，裁减了三分之二的广东水师。可是英军得寸进尺，不但提出了赔偿烟价和军费等无理要求，还单方面宣布占领香港。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
道光帝感到大失面子，改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于公元1841年1月27日向英国宣战，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
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和约，使道光帝大为不满，便把琦善抄家革职
1841年1月7日，英军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
道光任命皇室宗亲奕山为“靖逆将军”，拿着朝廷军费三百万两白银，带领七个省的数万大军，打算和英国人决一死战。按照道光的训示，此次作战必要让英夷“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是问”。奕山也的确没把传说中腿都不能打弯的英国夷人，放在眼里。
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
虎门之战中，镇守虎门的将士只有四百人，奕山却不肯增援。六十二岁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将士日夜守卫在炮台上，孤军奋战。关天培同部下发出了“我们人在炮台在，不离炮台半步”的庄严誓言，顽强应战，炮身因连续发炮而发红炸裂，他们就同英军展开了肉搏战，搏斗坚持了十个小时之久，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关天培身负重伤，仍挥剑与敌人搏斗，直到中弹倒下，壮烈殉国。虎门炮台终于失守……
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
面对英国人的指挥多变，军队的训练有素和其战前所做的大量的情报工作，清军从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指挥官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竟然在开战后连像样的军事作战方案都拿不出来，只是胡打瞎打。
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奕山见通往广州的门户被打开，这才着了慌。他派出士兵捧着马桶出城迎战，说这样可以使英军的大炮失灵，自然是遭到了惨败。就这样，英国以死亡9人、伤68人的代价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清朝数万军队。
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被迫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以支付六百万元“赎城费”，并保证清军不再抵抗的条件，保住了广州城。
这边安抚了英国人，可如何应对道光，就成了摆在奕山及前线官员们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对于如此重大的战场失利，他们深知，若要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详细汇报给道光，难免会被严厉问责，弄不好还会把命混丢。
为了前途和生命着想，官员们绞尽脑汁地想着对付主子的办法，最终经过一番秘密串联，前线官员们开始了集体造假。造假的当家人就是奕山，在他给道光的战报中，早已没有了清军失败的一丝痕迹，而是搞了个乾坤大挪移，把“大败”写成了“大胜”，说经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击沉、焚毁英国军舰多艘，重创英夷，让其元气大伤。
紧接着，奕山笔锋一转，在奏折里发挥其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给道光编织了一个动人的“英夷乞恩”的故事，将所谓的六百万两白银赔款说成了“商欠”：
失败后的英国人成群结队、痛哭流涕地来到广州城下，他们的首领“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说有苦情要向奕山申诉。城上的大清士兵对这些人厉声呵斥，“我****大将军岂肯见尔”，并问这些英夷为何要屡屡进犯大清。英夷说，由于清朝终止了广州的行商和他们进行商业贸易，货物不能流通，使得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欠了他们大量商款，不得已才挑起了战争。现在他们央求大将军转告大清皇帝，希望大清王朝能够开天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今后他们将退出大清的国土，“不敢滋事”。
奕山在战报中说，为了两国的贸易着想，希望皇帝能够准许和英国人通商，同时由政府拿出一部分钱先为行商垫付欠英国人的商款。
除了美化战局，奕山还不忘在奏折中列举了554位战争中有功人员的名字，让大家同享撒谎带来的“褒奖”。
看到这份战报，道光欣喜若狂，马上对奕山的战报进行了回复，在上谕中，道光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子。他称英国人“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既然已经打败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教训，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起恩”，那就准许和他们通商了。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兵的士气，道光又大笔一挥，重重嘉奖提拔了这554位“英勇之士”。
于是，深居于紫禁城的道光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前线捷报，纵使是战争之余的谈判也被粉饰为“****上国”对“英夷”至高无上的恩典。
其实，那些从京城被派到前线的“主战”官员们本不想造假，也想把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可当他们见识了英国人船坚炮利后，才明白拿着手中的大刀长矛、靠着人海战术，根本打不过英国人。可无论是前线的文臣还是武将都不敢说实话要言和，因为那会打到道光的痛处，让主子及其领导下的****上国颜面扫地。其后果是，轻则官位不保，重则被流放甚至人头落地，如此的政治风险，使官员们只得对道光不断撒谎。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
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火药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最后，英军士兵回到了堡垒。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军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军。
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
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旋北进浙江。后来攻陷定海，定海之战中，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位总兵率部下用简陋的武器阻止敌人进攻，打到最后一刻，三位总兵及四千将士全都为国献身，英军也损失惨重。
英军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时，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指挥吴淞炮台守军开炮还击，击沉击伤四艘英舰。但在这时，两江总督牛鉴却排列仪仗，来到前线“督战”抢功，英军士兵从望远镜里望见，开炮轰击，牛鉴吓得跳出轿子狂逃，牛鉴的奔逃造成了阵势的混乱，东炮台被攻陷。老将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他面对敌强我弱、内部又人心不齐的不利局面，对将士们说：“为国战死疆场，死也值得！”。在战斗中，他亲自操炮发射和敌人决一死战。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血流不止，扑倒在地，又顽强地站起来，挥刀迎战，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
英军10日攻陷镇海，13日占宁波。因为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奕经对带兵一窍不通，他让人把老虎头丢进海水里，认为这样可以激怒龙王，掀翻英舰。这样的将军怎会打胜仗！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
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
璞鼎查根本不把耆英的求和姿态放在眼里，战火继续从沿海向长江蔓延。
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
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
8月29日，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2100万元的成分是：600万赔偿鸦片，300万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英军军费；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犯罪可不受中国法律制裁。
1843年10月8日，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片胡言。当清廷把林则徐谪戍伊犁时，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虽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两国伤亡比例600∶1。林则徐那时已经认清了中英两国军队在武器上的巨大差距，战争的失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第一次战争，广大官兵英勇抗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更加腐败，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
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
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落后的封建军队已不能战胜初步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