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养儿子多的人家来说，社会风气一年不如一年。除了约定俗成的彩礼年年看涨之外，另外给媳妇家交的各种礼钱，就像苛捐杂税一样：名目繁多，数额巨大，而且无商量余地。父亲常常调侃自己，怎么就没反过来生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呢。
订婚之后，二哥的对象又托媒人来要六百块的“零花钱”。数额显然是太大了。因为母亲这种逆来顺受的人都承受不了了。母亲想找个人去说说情，看能不能减免一些。我有个表哥（母亲的亲侄子），是法院的法官，母亲打算用他的那身制服、名头去连吓唬带求情地说，结果大哥说他找人去说。大哥在我们家为二哥的婚事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变得好起来了，让大家很是“受宠若惊”。母亲当然同意。
大哥和一个熟识那人家的朋友去了，说了我们家的实际情况，希望能减免一些“费用”。对方家当时没有表态，大家都乐观地认为他们会考虑让步。但几天后得到的结果却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如同掉进了深渊。据说二哥的对象又是雷霆万钧，说世上哪有大伯子去弟妻家说情的，她一怒之下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四百块钱的“罚单”。好像一盆冰冻的水从头到背地浇灌下来，所有的人，都寒透了心。
人的韧性真是难以估量的，本来是足以毁灭人信心的事情，在几天之后就变得很平静了；仿佛是谁做了个恶梦，醒来又重新开始生活。
父母亲东挪西借地张罗“罚款”，二哥收敛了他的跋扈，成天的默不作声。我知道此时的二哥，心里有一份愧疚，因为他相亲走眼，让全家人都跟着受磨难。然而，他以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坚守这这庄婚姻的约定。交“罚款”的时候是二哥一个人去的，带回来的消息是他对象还要一张床（这一项是作摆设用的，因为家里一直是用炕的），对我们家的房屋翻新提了些要求。
二哥结婚的事情在十一月份才定了下来，说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什么时候准备好就什么时候办婚礼。
我到了初三，开始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一心放在学习上。家里的事情知道的少了。只是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挂在墙上的相架里有一张一寸照片，完全陌生的一个人。我问母亲，她告诉我就是二哥找的媳妇，那张照片是他们领结婚证时用剩下的。
从现在开始，我的描述中，应该把这个陌生人称为二嫂了，因为她又合法又合理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
——我站在那张相片前凝视许久，很想知道那张陌生的面孔后面，还有些什么让我们全家难以招架的内容。相片上的二嫂，脸上一层很淡很淡的笑容，梳着当时很流行的“招手停”发型。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面目狞狰，可也没有妩媚形状。前面的头发烫成卷儿以后再翻翘起来，把前额曝露无余。二嫂那段低低的额头让我很警觉。在老人家的眼里，额头是面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额头讲究要宽大、方正、明亮；反之则视之为苦愁相。我们家兄妹四个中，就二哥的额头又窄又低，后面的头发也长到了脖颈上，奶奶老说二哥经常受气是命中注定的。这种众口一词的说法对我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我经常拿着人的某种遭遇验证这一说法的真伪，并且以此来预测人的命运。所以，我看到的二嫂的那部分面相时，顿时产生了恻隐之心，从而减轻了她种种刁蛮行为给我造成的反感。
见到二嫂真人是在她结婚前几天，她和她的二哥来我们家“检查”准备情况。中午我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挽着手坐在炕沿上的二嫂。她长得和相片上很像，脸上还是那样的很淡很淡的笑容，但人能明显地感觉到她性格中的刚毅。我们心里早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所以互相对笑了一下。二嫂从我们家要去的钱不少，但是她的穿着朴素，没有一点张扬的味道，一眼看上去就是个劳动习惯了的人。这一次见面也就是那个匆匆的对笑而已，因为在陌生人跟前，我有含羞不自在的毛病，显然二嫂也不是那种见面熟的人，我很快就从那个屋里溜出来，并且再没有进去。乡下的孩子，以客人来不进门为礼貌乖巧，我父亲尤其推崇这一条，所以我没有再进去和他们打招呼是理所应当的。二哥后来抽空出来，悄悄问我：“怎么样？”
我把嘴撅起来，抽搐了一下鼻子作为回答。我知道二哥心里紧张又没底，故意气他。
二哥却说：“那你还要什么样的？”
我说：“脸上斑点那么多！”
二哥又说：“斑点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二哥是真的喜欢二嫂，还是推销他的眼光，看起来他十分满意。
在这里我要交待一下我和我同桌的情况。我们的座位关系从初二延续到初三。只是有一天，我们两个突然的不再打架骂仗，变得很客气起来。往往我还没有走到桌子跟前，他就站起来给我让开。他超过了“三八线”我也不再骂他。发生这一颠覆性变化，皆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大姐就是我未来的二嫂。世上的奇巧事种种，这也不能不算一种。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的客气里包含着异样的味道，从来不越过点头的礼节以外。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我想见面也只能如此，因为不懂事不能遮盖掉所有心灵上的痕迹。
二哥结婚的那天，我在学校上课。我没有迎接二嫂进我们家，是因为我再一次地被那些危言耸听吓倒了。有人说，婆媳之间，姑嫂之间见面太早以后就容易闹别扭。鉴于我和大嫂之间的疙疙瘩瘩，我做了不但不早见她，而且那天根本就不见她的决定；和嫂子和睦相处的愿望可想而知。那天下午放学，我也没回家，晚上吃了些干馍馍，和同学在学校里住下了。第二天中午我才回了家。
结婚的第二天，还有一些仪式要举行。新媳妇要调好汤，端着让家里的大小人尝，每到一个人跟前都要开口叫，例如把婆婆叫妈，公公叫爹；被叫的人都要送礼给她。我本是溜出去了的，却被我的婶子她们又强行抓回来，劝我说现在叫了以后就嘴顺了。
众目睽睽之下，二嫂端着盘子对我说：“姑姑尝汤。”我羞得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对着碗傻笑。我想我的脸一定比二嫂的还红一百倍。有人在旁边旁白，提醒我该叫她二嫂，我就叫了声“嫂子”。我没有叫“二嫂”，不是因为我曾经把大嫂子叫“杨姐”，而是因为我的心里，大嫂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不用区分大的、小的。我有心让一切从“现在”开始。后来的多少年里，我一直把二嫂和三嫂都公平地叫嫂子，而大嫂，我在背后叫她“金金妈”，次数很少的几次面对面我们不说话。现在我在笔下口口声声的地叫大嫂，那仅仅是个符号而已，用来说明我和她的关系，也用来区别她和我的另外两位嫂子。
——我按照仪式的规定，端起碗来喝了口汤，然后迅速的把手里母亲早就递给我的十块钱丢在二嫂的盘子里，扭头跑了。过了几天，母亲才告诉我，那天二嫂其实还给我准备了一套衣服做礼物的，她没来得及拿出来，我就跑了。母亲拿出来给我看，是一件红色的上衣，一件铁灰色的裤子，我都还喜欢。
二嫂结婚前要的床，其实是我们家借人家的。她来“检查”时候充了数，她结婚的时候也给她在娘家人跟前充了面子。但婚礼过后的几天，我们又完璧归赵地还给了人家，不知二嫂心里怎么想，反正她什么话没说，也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全家人都在心里画上了感谢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