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搬出去以后，就做出了断绝关系、一世不再来往的姿态，侄子侄女也不让来。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俩每天上学都要路过我们家门口时，会禁不住地往里面张望，但决不踏进半步。他们不进来，母亲便也不予理睬，有时候她会伤心，说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了的孙子也是白眼狼。大哥倒是一两个月来一回，每次都是半夜三更的，喝醉了酒来。到现在为止，酒都是大哥的一件武器，只要喝上，就像拿了尚方宝剑一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想说谁就说谁，想骂谁就骂谁。他那时来，就是对着母亲又哭又说，说娘老子把它精光光地撵了出去，他活得冤枉，亏心。他走后的后半夜，母亲常常是以泪洗面，我也不能再睡，直熬到天亮。
前年，母亲和我一起住过一阵子，她说他被大哥那疾风暴雨的拍门声吓出了毛病，一听到那种声音就尿裤子。母亲确实患有尿失禁的病，病由无从说起。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病情越来越重，衣服上和屋子里有一股重重的味道，别人不愿意挨近她，她也为此很不好意思，所以她不出门，天天呆在自己的屋里。
不过，总体来说，那时候大哥大嫂的言行已经不能主宰全家人的情绪了，他闹过一次，我们最多就难过一两天，过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愁煞母亲的仍然是二哥。他的毛病的是晚上不回家，而且有的时候三更半夜他又出门去了。我们都担心他是不是在外面做什么坏事情，邻居们也有了些闲言碎语。母亲对儿子已经到了敬畏程度，她不敢问，更不告诉父亲，她的原则一直是能安省一会儿是一会儿。倒是我忍不住。有一天晚上，二哥在我睡的屋里烤火，我做完了作业都十一二点了，他还不去睡觉，我知道他又是等到凌晨一两点钟出去。我问他出去干什么，他即刻努着脖子骂我多管闲事。我也没问出什么来。
我们为二哥担心的同时，那个媒人又给二哥介绍了个对象，这让人欣喜，觉得有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就像我前面描述的一样，二哥按照家里的相亲程序，顺利地通过了“见面”、“看家里”、“换手（交换礼物）”等程序。如果其中没有什么曲折的话，那接下来就是订婚、结婚了。在婚姻大事上，父母做决定的痛快与否，是评判他们品性的标准之一，越痛快越会受到人尊敬。然而，我们遇到了麻烦。二哥的“换手”程序之后，媒人在我们家和对方家来回几次，都没有把订婚的日期定下来。后来那媒人来的就不那么勤了，父母亲察觉到了异常，怀疑是给媒人的礼物薄了。于是，在好不容易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母亲又给他补送了一块毛毯，是很重的礼物了。本以为如此一来，事情的进展会快一些，但大家的期望在媒人的来回穿梭中渐渐落空，女方家不给订婚的日期。但也没说就此结束的话。我们家就陷入的无限期的等待中。
规矩人家，子女的婚姻大事都是由父母给操心督办的，分摊到本人头上的分量其实并不那么重，二哥也没有什么为此感到痛苦的症状，他和大家一样，在等待中一天天过。
我们有个街坊婶婶，她家的亲戚正好就是二哥那对象家的邻居，有一天从她那里传来一句话，说那姑娘的父母亲同意，而她本身不同意这门亲事。这让人感到十分失望，大家的心都凉下半截来。
不知道二哥的心情怎样，反正我的心情是糟糕头顶的了。我本来想：二哥赶紧结婚以后，可以解放一下，不用再给他洗衣服、收拾屋子、和冬天烧炕了。哪知越着急越有麻烦事情。我怀疑二哥任性狭隘的本性让那姑娘一眼就看穿了。
就在三四个月之内，几个和二哥同龄的人相继地结了婚，这越发显出二哥的寒碜来。父母决定不再等下去而另做打算的时候，事情却有了转机。媒人捎了个可以订婚的喜讯来。
订婚就说明这事十之八九的成了。这项仪式里，主要是男方家按照女方家的要求，送彩礼、衣物等。这我父母早有准备。家里又忙了两三天，做好了乡俗里要求的花卷、油饼等馍馍若干数，也请好了客人。
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清早的万丈霞光，把屋里映的红堂堂的，家里更加增添一份喜庆之气。二哥怎么去人家的，家里的客人怎么举杯庆祝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跟平常一样上学去了。我那段时间正和我的同桌闹得不可开交。同桌是一黄姓男生，老师为了保持课堂纪律，非要男女生搭配着坐，我们就是被老师硬性绑在一起的。我们是属于互相看不上眼的那种，所以矛盾比一般的男女生多。我们俩除了严厉地监视着对方不许超过书桌中间那条“三八”线以外，主要的问题在于：他坐在靠外一排，我从外面回到座位的时候，他必须站起来我才能进去，但是他偏不站起来；我要硬闯，他便百般阻拦；我要从座位上出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体力上，女生从来都对抗不过男生。所以我不到非要进出不可的时候，我就坐在位置上不动，一坐一个上午或者下午，课间不去活动也不去厕所。
尽管受到如此不堪的“折磨”，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要向老师告状；有女同学实在看不下去，提醒过我，但我一直视自己为正人君子一类的人，认为这种背后做手脚的行为会有失“身份”。我把如此遭遇归结为命运不济的范畴，让自己得到些许的安慰。
言归正传。
我在学校里闷闷不乐了一天，放学的时候突然想起是二哥订婚的日子，想着家里喜气洋洋的场面和那么多好吃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把车子骑得飞快。
到家的时候，客人们大部分散去了，吃过饭菜的现场还保留着。只几个婶婶嫂子的和母亲一起坐在炕上；母亲眼无神色，其他人也面色凝重；气氛很不合常理。我感到神经仿佛被一下子拉紧了似的。二哥不在家里，我不敢当场就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气氛，好像收拾碗筷这一件事做来比较合适，我放下书包就开始做了。
等到了晚上，我去奶奶那儿问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说二哥的对象打开二哥送来的礼物一看，少了给她父母的衣服，顿时当众大发雷霆，骂我们家小气、不守信用。二哥也傻了眼，本来母亲已经准备好了的啊？他道歉说是漏拿了，过后给补送过来。没想那姑娘指着二哥的脑门，让他立刻就回来取。二哥没法，真的就回来了。果真是母亲忘了放进包袱里去。二哥拿了又赶紧赶着送过去。
据说当时在家喝酒吃饭的客人们，都被二哥这一“倒回来”震惊了。风俗上讲，这是不吉利的事。大家都说这人家太过份了，再怎么生气也要熬过订婚的当天再说。母亲的心事更重，她除了内疚自己的过失之外，也觉得这姑娘太厉害；一个大嫂就够她受了，这要是再来一个猛的，可怎么办啊？
因了这件事情，大家都没心情吃或者不好意思吃了，酒席很快散了，我们自家的人更是难以下咽，五月份的天，几大盆油饼在两天之内就发霉长了毛，母亲还舍不得扔，就一张张地摊开来，晾在桌子上，案板上，灶台上，到处都是。
愁归愁，我母亲绝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推行一件事情发展。虽然她背后怨道过二哥，说他眼头低，不知道挑一下，别人给介绍哪个他就答应哪个；但她的心里，把这件事情交给二哥定夺。至于结果如何，她完全指靠运气。
二哥的天性里没有霸气，人云亦云是他的特质，他不会有个人喜好的主张。婚姻大事整个过程，好像是个有套路的戏，二哥只管一折一折往下唱，至于对方的态度、神色他也许根本就没有顾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