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整洁的校园，封闭式的管理；孩子们脱去臃肿的冬衣，换上五颜六色的春装，在宽敞的操场上相互追逐游戏，一片喧笑热闹的场面。在早已安装好大门的两边、三面院墙上，于新用广告粉涂画了各式新鲜的卡通形象。焕然一新的校园风貌，令人见了会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新来的乡领导在人们的陪同下，站在村部办公室的窗前，回望着眼前的一切，由衷地赞叹道：‘好！很好！”这位领导就是当年的记者，在宣传部门历练几年，作为后备干部被派到乡政府任职；职务是付书记代着付乡长，大有下届选举时在乡里出任乡长之势，即使不能顺利当选乡长，也有把铁交椅在乡里坐定啦。或许是为了解下面的基本情况，或许为了给自己造势，他已在全乡各村走了一圈，最后来到这里。称呼领导的职务当然不能带“付’字，那么叫他是书记还是乡长呢？人们私下里揣度，直接叫乡长或许他更愿听些。他被大家让着第一个进了屋，没等坐稳，就向曹向东说：
‘曹村长，你是真佛难见阿！给你们打过两次电话，都没人接；要不是昨天碰上辛会计去乡里商量买房，今天我还不敢来呢，怕吃你的闭门羹。’
曹向东说：“乡长，你一到任，我们就听说了，没啥工作可汇报的，也就没去见你；在这儿等两天，等你来视察指导，见没有动静，，也就都回家各忙各的去了，还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是不？辛会计。昨天他回来一说，今天我们这不都来啦。”
二玲子给乡长及两位乡里的陪同人员倒水，听曹向东说完，接着话立马说：
‘可不，我说乡长不能忘了咱这儿；最后来咱这儿，一定是认为咱这儿没说没挑。’
辛中良说：‘真的。早就盼着乡长来，以后好多支持工作呢。’
乡长说：“支持工作是应该的。但要从哪方面做起，我在农村工作没啥经验，走一走，看一看，听听你们的经验介绍，取取经。今天到这儿一看，果然不错。你看这学校盖的，全乡数第一。下次乡里开会，我作为主管教育的乡长，要让其他各村的干部来看一看，学习一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曹向东说：“乡长，可别这么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原先的校舍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是挺着头皮干的。”
乡长说：‘这就对了吗！解决温饱之后，不发展教育，发展什么？！让老师们也过来坐一坐，谈谈感受，是不工作热情更高啦？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了鼓励全乡的教育事业，就是要树立这样的先进，做到典型引路。’
二玲子听到有模范可当，虽不明确有啥好处，但也忙去叫老师们；曹向东明白，当先进不易，但当了典型更难，尤其是于新更不具备当模范的潜能，他忙把话揽向自己这边说：
‘乡长，我们可不想当啥典型。当初生产队时是先进，结果包产到户时拖了全乡的后腿。今天你还是多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找出我们不足之处。’
辛中良说：“乡长，你站得高看得远，农村这点事还不早就装在心里。我们能不能成为先进，还不靠你指点。”
乡长说：“听说你以前开米面加工厂，现在又想开饭店了，我看行。现在农民生活富了，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应该，谁不想好吃好喝！开业时隆重一些，你搞个剪彩仪式。”
辛中良说：‘乡长，你可要到场啊！’
乡长说：‘当然。把饭店办得有特色点，多联系几户农民种些不上化肥的蔬菜，养些不喂添加剂的鸡鸭猪；现在不是提倡绿色食品吗？你就打这个牌子。饭店不仅要为全乡百姓服务，也要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光顾。啥是企业家？你就是企业家！不只是自己发家，也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你就是我们乡的农民企业家。你说是不是，曹村长？”
乡长把话头转至辛中良身上，又一下拉回到曹向东头上；他似乎有意想刺激一下曹向东：你不想当先进，还有人想出名。先进典型事例的树立，是体现领导者的工作成绩，曹向东身不在其位，似乎还领略不到这层含义。
老师们在二玲子的引领下，你推我让进了屋；乡长起身上前握手问候。几位老师也明智，顺便带过来椅子凳子，相互拥挤都坐下。虽然多了几名老师，但场面也不大，还不足以施展乡长的才华，他说：“为了培养祖国下一代，老师的工作是辛苦也是光荣的，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因此，我们不仅要肯定老师们的教学成绩，也要在教学实践中，帮助老师们解决实际困难。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村里盖了新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老师们教学积极进一步提高。下面请老师们说说工作中还有哪些困难，或者说今后有哪些打算。”老师们面面相觑，又看看于新和曹向东，的确想不出有啥困难，还不是按部就班给孩子们上课，到时考试放假。眼看就要冷场，乡长不愧为领导，不缺少开各类会的经验，启发人们的思想比老师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还熟练，他说：“比如说，为了振奋孩子们学习精神，是不该美化一下校园，栽些什么树？”于新马上接着说：“阿？！这个事己经跟村里说啦。村里也答应等植树时给运些树苗回来。”乡长转向曹向东问：‘计划栽些什么树？’曹向东说：“这个还不清楚，按往年的经验，无非是杨树或松树。”乡长说：“杨树少栽或者不栽，主要是树毛儿太烦人，孩子们更烦。’这点引起老师们的共鸣，每当杨树结籽开花时，轻飘飘的树毛儿满天飞，挥之不去躲之不及，令人烦不胜烦；那么就多栽些松树吧！可松树又长得太幔，于是有的老师建议栽些榆树也行。乡长说：‘榆树长得七扭八歪不成材，对孩子们的成长没有教育意义。要不这样吧，到时看情况，我找苗圃帮联系些理想的树苗。”尽管乡长没说什么树苗，但老师们听了还是很高兴。校园里栽上树，既能象杨树那样尽快成荫，又没有树毛儿的烦恼；气氛有了几分活跃。乡长又说：‘有了这么好的校园，今年的儿童节打算怎么给孩子们过？’老师们听到问话，一时间愣住了，搜肠刮肚还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于新说：“往年都举办些跑跳、游戏之类的文体活动，买点笔、本等文具发给孩子们；然后放假一天，老师们也跟着休息。”她说完自己也觉得寡淡无味。乡长说：“这样哪行！为给孩子们过个愉快的节日，要想法有些气氛才好，比如说唱个歌跳个舞。”于新说：“以前也有过，但排练时同学们就已知道了内容，到演出时也就没啥兴趣啦。”乡长思索了一下，似乎也找不出好的方法。他说：“要是把全乡的孩子组织到一起过节，人多一定能热闹。’于新说：‘一定能热闹。放假的那天，有不少孩子往中学跑，因为中学有鼓号队。”乡长说：“你们也可以组成个鼓号队，只不过规模小点，吹吹打打让孩子们听了也高兴。’于新说：‘这事以前也想过，一是学校没那么多的钱，再说教室场地也不谐调。村里有钱还要以盖校舍为主。”乡长说：‘今年你组织吧！我回乡里研究一下，说不定儿童节举办一个全乡集中在一起的运动盛会！到那时你们也可参加表演。”当他得知于新和曹向东是一家时，更加放心了，村里没有理由不支持学校开展工作。
老师们兴高采烈回去上课了；乡长一行人走出校门。在校门外，乡长又指示曹向东要把校墙外写上标语：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曹向东嘴上答应，心里明白：什么人民教育人民办？还不是村里拿钱。可村里哪里还有钱！原有的积蓄已基本用光，去年开始增加了村提留的钱，用于村里一年的公共支出，如果超计划使用，那么今年向老百姓征收的村提留还将继续攀升。他们几人目送乡长一行走远，同时站在原地说话像是商量工作，其实是不打算走回办公室，这样好就便回家。曹向东问：‘咱们帐上还能有多少钱？’辛中良说：“好象没多点钱啦。”但他接着又说：‘不知买鼓号要多少钱？大概还能够。’曹向东说：‘村里花啥？地还没种上呢，到秋收这段时间谁知道会有啥事，没钱哪行！’辛中良说：“要不先借点？”二玲子见曹向东的态度不打算借钱，她说：‘让他给拿点！别说嘴不办事。’曹向东理解二玲子的意思，想从乡里挤点钱。但乡里的财权还由老秘书掌握，目前的“乡长”尚无这权力，可不只是耍嘴皮子；若想办这事，还需向老秘书请示汇报。他说：“你俩去找他也许能行；他对你俩印象不错！’二玲子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让我去找他？我才不去呢！啥印象不错？不就是念过他写的破稿吗！”说完，她回家先走了。
老师们到班级给学生们上课，有嘴快的老师就说了学校要买鼓号，学生们今年过“六一”时能组成鼓号队啦！孩子们拍着手、蹿着高欢呼雀跃。于新回到家问曹向东：村里打算啥时拿钱给学校买鼓号？如果要买就趁早；学生们操练鼓号一点基础没有，又不能耽误上课。说第一遍的时候，曹向东没吱声，他知道这不是于新一人在唠家常话，她是代表全校的师生在跟他谈正事。当于新再次提起话头时，他问：“学校还有多少钱？’于新说：“学校那点钱哪够买鼓号啊！’曹向东说：“不是让你们买鼓号，而是让你们买个电话，把村部的电话串联到你们办公室，也安装一个。”他想用这事安抚一下老师们！一一老师们一年能有几个电话可接可打，打电话又不是单方情愿的事，需双方都有电话可通为基础，何况同时又为村里义务接听了电话，以后也就不会出现乡长打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借此把买鼓号之事拖一拖压一压，或者干脆等明年再商量；至少要给他时间，最快也要到年终结帐时，在村提留款中预算及向村民们征收出这笔钱。
二玲子正在做饭；老儿子放学背着书包乐颠颠地跑进屋，问：“妈，我们啥时侯买鼓号啊？”二玲子正色道：“买啥买？哪有钱！”老儿子坚持道：‘不是。我们老师都说了，今年过六一要买鼓号。”二玲子说：“你们老师也是逮个屁嚼不烂，他们给拿钱阿？快去写作业。’二玲子家刚买了四轮车，准备今年用车种地，钱正紧着呢！她明白自己家地多人多，村里无论从哪方面筹集买鼓号的钱，她家拿的份数都不会少。她斥退老儿子，又一把拉了回来；蹲下身给老儿擦下鼻子，耐心又郑重地说：“好老儿，上学时别说妈说你们老师嚼屁了。”见老儿子点头，她才松开手，温柔地说：‘去好好写作业吧，写完好吃饭。”
这天，二玲子收上来事先说好的超生罚款，几分豪气地找到曹向东，她说：‘我这有三千块钱，不交上去，留着咱村里用，你看行不？”曹向东想了一下说：“不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过些天乡里见你不去送钱，呼呼拉拉又来一帮人催缴，又吃又喝，咱不是自找麻烦吗。”二玲子说：“到时就明告诉他们，钱村里为学校花了，跟超生户没关系！他能咋地？”曹向东说：“那么乡里以后还能相信咱们吗？这次如果不是咱们从中拦着担保，就要赶猪牵牛；眼看就要种地了，牛被牵走咋办。”二玲子说：‘咱们孩子过六一花点钱都没有，可养下的孩子却让他们发财，说罚钱连眼皮不眨一下就拿走，凭啥？比强盗还霸道！劫匪还要喊句口号呢，此路是我开！”曹向东知道上两天二玲子家的四轮车在公路上被拦截要罚款，虽然没交钱，但也费了好大一番口舌；尽管她的话中带气，但也不能不承认说得有理。为啥有那么多丧尽天良的罚款，还不是因为有人能花到这钱。他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妇联主任说，能不能把这钱借回来。’二玲子说：‘你净瞎琢磨，钱到了那儿还能借回来！除非你去。’曹向东说：‘我去？我去也不行。还得你去，你和于新去。你俩直接去找老秘书，就说学校用。不管他说啥，只要你想着法儿钱不松手，就一定能拿回来。”
组织部门找老秘书已谈过话，明年春季乡里换届，为了给年轻人让路，打算不让他继续参加选举了。今年秋后即将安排代理乡长接任，城里几个单位的职位供他挑选，以备调动。老秘书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即使不是给年轻人让路，他也快退休啦。到城里担任个闲职，也不过等待退休手续的办理，他也不考虑去上班了。他不打算把家搬到城去，城里的公房改革已经终结，乡镇还没有开始；现在他住的是乡政府的公房，借此改革之机他也就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当然要按规定交上该交的钱。组织部门答应了他的请求。老秘书参加工作就在农村，退休后也不想离开农村。他家房后有二亩多地是村集体的，原本和社员一样的自留地，分队时曹向东和老会计没有提及，村民们也没有计较，就留给他继续种啦。他本人也从未想过是否还给村上。他愿这块地能陪伴自己退休之后过上闲散的田园生活，颐老终年。此时的老秘书没在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锁着，二玲子和于新没推开门，又轻轻地敲了敲，侧耳听一下；俩人不敢大张旗鼓地探问老秘书哪里去了，就象来时一样又悄悄地溜出了办公室的走廊。在乡政府的大门口，老秘书坐着车进了院，她二人又立即跟回来。
在办公室里，老秘书把一份文件扔到办公桌上。这也许是他任内为全乡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把大坝外一直到河边的一大片河套土地从国土局手里要了回来。这片土地从他记事起就归自己所在乡所属，只是后来修了大坝才把整块的地分开，但大坝不能因此而代表地界；那里的一砂一水、长的一草一木都属于全乡老百姓的，至于最后归属于哪个村，是乡里内部的事，国土局无权干涉。他一边坐下，一边问随后跟进来的两个女人：
“你俩干啥来啦？不是为谁说情，来要生育指标的吧！’
二玲子说：“没等我们张嘴，你就先封门啦。’
于新说：“是学校的事。”
老秘书说：‘学校的事？学校能有啥事。’
于新说：“学校想买些鼓号，今年过六一，丰富一下学生们的娱乐活动。”
老秘书说：“阿，去年盖了学校，今年又想置办教学设备，想弄个四眼齐，可是乡里能咋办呢？帮不了你们。你又不是不知道，村办小学，教学设施及办公经费是由村里负责的。”
二玲子说：“学校里的学生，也不全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啊！还有你们乡干部家的子弟呢。”
老秘书说：‘你说的对，是有乡干部的子弟在你们村学校里上学，但乡里也是政府的一级组织，政府也没说完全不管你们学校阿，象于新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工资，不都是政府给发的吗？”
于新脸红。她感到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大道理，什么穷啥不能穷教育，苦谁不能苦孩子，碰上实际问题都是无稽之谈，跟老秘书说这些一点意义没有。二玲子继续强辩道：‘行！我说不过你。以后咱们各花自己的，村里再收上来教育附加费不用往上交了，留着村里学校用。于新我们自己养活！”
老秘书说：‘你家孩子就在村里上学了，不上中学，不上大学啦？’
二玲子说：“那么计划生育罚款呢？我们不上大学，自己生，自己教育行吧？！”说着她还拍拍自己的腰。
老秘书乐了。他见二玲子兜里装的的确象钱，看样子两个女人跟自己谈事，是有备而来。他说：“计划生育和教育是两码事。你是不揣着罚款来要挟我？”
于新说：“不是要挟，是让你给我们想个办法，这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二玲子说：“这不来跟你说一声，这钱，你就别去要啦！”
老秘书笑说：“看来我还挺有面子。一一你们到妇联主任那儿，让她们给出个收据，证明已收到罚款，再到我这儿来打个借条，我把这钱给你们借回去。到时你们还上来。”
二玲子和于新站起身笑吟吟地往外走，不料被老秘书在背后问了一句：‘曹向东干啥去了？”于新一怔，刚要说实话；二玲子抢先答道：“进城啦。真的，进城买化肥去了。”老秘书说：“还没走吧！”两个女人更乐啦，办借钱手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