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麦城
对于家庭遭遇到的突然变故，对于我们小孩子是浑然不知的，而对于父母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炼狱之变。妈妈多次感慨地说：“我们一家在走麦城！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母亲的这句话，并非言过其实。
在乡下的时候，我家有八间大房子。大院子里，可以停放十辆大卡车。拖拉机有专门的库房。院子里还有小花园，有压水井，有小葡萄架，葡萄架下面还种的有韭菜和四季豆。光是猪圈和牛圈都比我家在太平街租的小阁楼宽敞得多。自家的猪、牛、羊、鸡成群，一年到头没断过肉。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兼主任，三天两头，家里都在摆酒宴接待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朋友。有从市里来检查工作的，有从镇上来调研的，有从其他大队来学习的，还有专门来混吃喝的。镇上的一个区书记叫魏兴虎，常常还没有进我家大门，就大声嚷着：“党英，杀鸡，杀鸡，打鱼，打鱼。”真是鸡飞狗跳，鱼翻腾！一家人辛辛苦苦种地养殖挣的血汗钱，全被吃光了。有时请队上的人来帮忙插树苗，妈妈就在家里为二三十号人做饭、烧菜。在院子里摆上几张大桌子，满院子的人一起吃饭，就像水浒里的梁山坡那样热闹。父亲太傻了，真是典型的“农民”，根本没想过什么是坐吃山空，更没想过“笑里藏刀”，别人吃饱拿足了，到头来，还告他一个贪污受贿的罪名！上了街，一年到头，我家能吃上一顿肉都要盼着过年。乡下的床和桌子一样也不能搬，太大，没地方放。
老屋的前面有一大片竹林。竹林四周种着柿子树、枣树等水果树。竹林被几个大堰塘围着。堰塘里种满了莲藕。荷叶长的像黄飞鸿的大伞那么大。妈妈每次用五尺大锅蒸馍馍的时候，就会摘大荷叶辅在竹板的篦子上面，有时一个大荷叶就够了。这样，馍馍蒸熟后，不会粘在篦子上。夏天里，满塘的荷兰。青蛙在荷叶上跳来跳去。到晚上，它们就叫个不停。像小碗那么大的莲蓬，常常还没有长老，就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荷叶下面，是清清的水草，池塘里的各种鱼都长得又肥又大。最多的就是鲢子鱼、鲤鱼、鲫鱼、黑鱼、黄鱼、扁鱼、面条鱼。乡镇上的干部要是来大队，父亲准会接到通知。一大早，二爷就在堰塘里下了网，到中午用的时候，准有四五斤重的鲢鱼、鲤鱼。平时，没人来吃喝的时候。早晨，各种鱼都会游到堰塘边上，或者来吸空气，或者来吃水草。我就会拿一把长鱼钗去扎鱼，中午妈妈烧鱼，我们自己吃。长长的竹竿前面装上钢筋棍儿做成的鱼钗，要想一插下去扎住鱼，还非常需要技巧，否则鱼全都钻到荷叶下面去了。运气好的话，一插可以扎到一串的鱼。因为鱼喜欢排成整齐的队列，一起游。那时候，真是风调雨顺。无论是家里的庄稼，还是鱼塘里的鱼和莲藕，都长的非常好。可是，偏偏，那时候粮食和鱼都很便宜，莲藕就更便宜了。
到了腊月里，父亲就请人帮忙，把几个池塘里的水抽干。一下子能收几千斤的鱼，有的鲤鱼已经长到20多斤重。莲藕，这个时候也完全成熟了。让你想像不到的是，那莲藕粗的有碗口那么粗，长达四五米，比拖拉机的车厢还要长。于是只能把藕砍断了，才能塞到车厢里。父亲就把藕放到车厢下面，在车厢中间用塑料布围成一个窝，灌上水，就把鱼放到中间，这些鱼被送到菜场里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准备好了以后，半夜就出发，运到城里去卖。
那时候，城乡交通很不方便。乡下的拖拉机一律不让进城。于是，父亲他们总是天黑前就装好车，半夜偷偷进城。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就准备发动拖拉机。冬天里，拖拉机的柴油发动机，很难启动。有时，用开水把拖拉机水箱烫几遍，或者对着拖拉机的烟囱点火把，这样拖拉机的气缸能吸进去热空气。用摇把使劲的摇，柴油机就冒着黑烟“嗵嗵嗵”地发动了。有时候，天太冷，几个年轻小伙轮番换着摇，拖拉机就是发动不起来。没办法，只好用火烧。在拖拉机的整个牵引装置下面，烧起一堆火，让整个动力装置都热起来。他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已经进入梦乡了。一直到第三天早上，才发现父亲和二爷已经回来了。他们又是半夜出城回来的，怕被交通局的那帮人拦住，不是罚钱，就是扣车。
每年春节前，父亲、二爹、二爷，都会装一拖拉机的鱼和莲藕，拉到市里去卖。有时要去几趟。一天卖不完，就多呆一天。到了第三天，还卖不完，就大甩卖或者剩下多少全都送给了市里的亲戚们。外公家、大姨家、三姨家，每年办年货的时候，就等着我爹去送年货。鱼和莲藕这两样，他们每年都不用买。有时，父亲回来后很生气，他说那么粗，那么好的莲藕，居然五分钱一斤都没有人要。而那么大的鲤鱼，也才几毛钱一斤。满满的一车好东西，才卖得了一两百块钱。那些鱼和莲藕要是换到现在的市场价格，一车少说也能卖到5000元。87年我家秋收一万多斤小麦，一斤才卖一毛钱。而现在一斤是一块多钱。
上个世纪的农民真可怜。贫穷！根本没有什么收入。我小学同学张秀娥家里穷，孩子多。她的爹妈，到了秋收的时候，就搭个棚子，住到庄稼地里。她妈妈40多岁就活活累死了。我家在农村已经算是比较富裕的了，但也仍然被时代捉弄。在乡下，要什么有什么，但卖什么，什么便宜。到城里后，要什么没什么，买什么，什么贵，都买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妈妈经常感慨：我家是在走麦城啊！好不容易才在老河口市安顿下来，农产品价格就猛涨了十几倍。农民的提留也免了。我爹妈又非常后悔，当初真不该上街活受罪，倒了超级大霉了！真是造化弄人，时代“杯具”！
“家破人亡”般的悲惨
91年的冬天，在太平街整整住了一年后，我们全家搬到花园路的供销学校。为了妈妈上班方便，也为了节省房租。大姨妈把她家以前住过的两间瓦房让给我们家住。她们全家搬到后面的楼上了。父亲把房子的上半部分，用木板隔了一个阁楼。在上面放些杂物，和一个棉被，有时他就睡在上面。初到老河口的两三年，应该是我家最为艰苦的岁月。
才搬到供销学校的时候，家庭生活条件依然艰辛。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让这个根本没有什么积蓄的乡下家庭，一筹莫展。姐姐一个人在襄阳上护校，那是一个中专技校。姐姐初中毕业的时候，是可以保送上重点高中的，没办法，她有两个上中学的弟弟。家里供不起她上高中。上中专学校有生活补贴，姐姐就放弃了保送去上重点高中的名额，也就等于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听妈妈说姐姐经常为了省钱，不吃饭。她帮着卖馒头的大叔看摊子，有时会得到一个馒头或包子，有时她会到学校院墙外的菜地里，偷几个西红柿或者黄瓜来充饥。姐姐在护校时，学习成绩仍然很好，经常拿奖学金，这也招来一些女生妒嫉。有一次打开水时，有个女生竟然故意把开水瓶扔到她脚上。放假回家时，姐姐的脚还肿得老高，用布包扎着，她骗我们是她自己不小心烫着的。
弟弟，有一次不知道忙什么，跑的时候，一不小心撞到了水泥墙角上。他当场就晕了过去，嘴里还吐着白沫。这是才搬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好在当时爹妈都在场，周围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让众人让开，留出一块大的空地，马上用针扎人中。院子里围了很多人，大呼小叫，跑来跑去，因为这是个中专学校，所以人多。我一人留守在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为了能让弟弟平安醒来，我愿意做任何事情。一向不相信鬼神的我，居然跪在地上，对着屋顶说：“大姨父，大姨父，你要保佑我弟弟好好的，保佑他啊。”这个大姨父，就是我大姨的丈夫，他年青时在朝鲜打过仗，一条腿被打断了，拄个拐棍，后来瘫了，就坐轮椅。但是他脾气很坏，听我妈说，他坐在轮椅上，还打我大姨，有一次用剪刀把大姨的胳膊都划破了，鲜血直流。我没有见过这个大姨父几次，总之是记不清了。隐约记得，每年春节到外公家拜年的时候，他会在桌上跟我爹妈一起喝酒。在我们搬到街上来之前，大概也就是1990年冬，他就去世了。我在屋里求鬼神，外面人哄哄的，不多时，我爹妈抱着弟弟回来了。弟弟醒过来了，还在妈妈的怀里哭得很伤心。
人们都说，弟弟不小心撞到不干净的东西了。后来妈妈还在弟弟被撞晕的屋后的墙根下烧纸钱，一边烧一边念叨着：“大哥，你老人家，多大年纪了，怎么还跟小娃娃开玩笑，看把孩子吓的。你要是缺钱了，你跟我说啊，我给你送钱。不要跟孩子们开玩笑啊，你别见怪，收下这点钱，逢年过节的，我再来给你送钱啊。”乡下人，都很相信这个。他们都坚信，小孩子很容易撞上鬼魂。医生都看不出什么毛病，只要烧对了钱，鬼魂就走了，小孩就没事儿了！
妈妈去新华书店上班前，也就是91年的初春，父母在花园路的菜市场开了个小餐馆。那里是个城乡接合的地方。菜农们把乡下的菜、瓜果、粮食拿进城，而城里的小贩们则出售工具、杂货。这个菜市场还不小，主要是依靠着一街两巷的店铺，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很热闹。但小饭馆的生意却不见得有多好。每天四五点钟，父亲就起床生火，卤肉，发面，准备为赶集的人们提供油条等早餐。晚上，到十一、二点，才能收拾桌椅睡觉。辛苦了一个春天，父亲抱怨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虽然每天总有人来吃饭，但几乎每天来吃饭的，差不多都有莲花堰的乡亲，或者是父亲过去的那些“朋友”，这些人都是只吃不给钱的，或者父亲碍于面子不收钱的。
91年5月份妈妈到新华书店招待所上班后，本来就赚不到钱的餐馆也不开了。父亲就和三爹买了一条渔船，干起了在汉江河上电打渔的营生。晚上他们打渔，白天三爹就睡在阁楼上。中午大家一起吃饭。晚上还在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开始睡觉。大概睡到供销学校快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就骑上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一个亲戚家开的沙石场去。他们的渔船就停泊在那里。打渔一般都是在后半夜。听老爹说，后半夜江上没有过往的大船，比较安静，鱼会出来找食。另外，在汉江上用电打鱼是违法的，因为电流多数情况下打不死大鱼，只能打晕大鱼，却能打死许多的小鱼苗。但是沿江两岸，还是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差不多也都偷偷地在后半夜行动。
早上，天亮的时候，他和三爹就提着渔篓，先到河边的渔市把鱼卖掉。顺便吃点早餐，就回来睡觉了。看得出来，父亲和三爹每天半夜三更去打渔，其实也还是没有赚到钱。因为，父亲每天心情都比较坏，总是拼命地喝酒，比在乡下当干部时，喝得更凶了。以前都是应酬才喝，现在他每天两顿，都要喝得胡言乱语才吃点饭，然后睡觉。加上，渔船三天两头地换零件。有时候，三爹回莲花堰，我们就到船上去玩。把船开到芦苇丛中，水草在船下摆来摆去。我们就从船上跳到河里游泳。我也会开船、撑船、摇橹了。爹妈不仅要给我们三个上学筹学费，有时父亲他还要顾着他的几个弟弟妹妹，所以家里还是非常穷。妈妈，每天都只买白菜、豆腐。最多买点鸡骨架，就算是肉了，对于我们就像是打牙祭一样的美味。
我们兄弟连穿的鞋子都没有。都是妈妈从新华书店招待所捡别人丢弃的鞋。冬天里，我穿的是一双大而破的旅游鞋，雪水把我的脚都泡白了。才上初一的那个冬天，我生了一场大病。烧了三天三夜，没有醒来。爹妈开始以为只是感冒发烧，就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严重，总不见好转，茶饭不进。有一天，我忽然清醒了一会儿，我对妈妈说想吃藕丝小炒肉。妈妈就赶忙做了这道菜，可是只吃了几小口，全部吐了，又昏睡过去。我失去了意识，恍恍忽忽地看到一条银色的大道，仿佛一直延伸到天堂。
爹妈大概以为，我是不行了，但还有一口气。这才背我去医院。医生开了处方。父亲嫌贵，又把我背回来了。一路上冷风吹过耳边，我感觉自己很轻很轻，全身凉凉的，很舒服。明显感觉自己瘦了很多，但又活过来了。在路口的一家小诊所，那个医生用一个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注射器，把一瓶盐水加上几小瓶的药打进了我的胳膊。没几天，我居然又活得好好的了。
才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看别的同学都穿的很整齐，于是向妈妈要衬衣。妈妈摸摸自己的口袋，还是舍不得买10元一件的地摊上的衬衣。她花了5元钱，在一家布店扯了几尺布，给我做了一件新衬衣。这件衬衣，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考上重点中学的礼物。至今，我还保存着它，虽然已经褪色，已经变皱，我还是把它放在箱底珍藏着。93年春节的时候，妈妈，买了三双猪皮鞋。我们父子三人一人一双。而母亲自己却舍不得买。那时，妈妈在书店招待所当临时工，干的是最累的活儿，月工资只有80元。为了省几毛钱，她经常饿着肚子去上班，连五毛钱的烧饼都舍不得买。她说有时，饿的实在受不了，手在衣兜里摸摸那五毛钱，又想到三个上学的孩子，于是又放了回去。
有一天，我放学早，骑着自行车准备去接妈妈。刚走没多远，就见到妈妈正往回走。我正准备迎上去，忽然发现妈妈停了下来，她开始连续的咳嗽。咳得很厉害，等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的眼泪、鼻涕、口水全都流下来了。她已经支撑不住身体，本能地蹲在了地上。我一下吓呆了，怎么会咳嗽的这样吓人。我想伸身去扶一下她，可是妈妈慢慢地站起来了，说“不要紧，不要紧，走吧。”我想让她坐在自行车后面，她说：“不用了，几步就到家了。”于是，我陪母亲走回家。回家后，妈妈让我在外面等一会儿，她说要换衣服，我才意识到母亲咳嗽得已经失禁了。可是，从那之后，又似乎再也没见她那样咳嗽过，又像没有事情一样。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看什么看啊，不要钱啊！没事儿的，是老毛病，是我妈的遗传病，看不出什么问题，也治不了。”母亲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有这种咳嗽病，然而，去医院检查了几次，全面地验血、胸透、肺部检查，没查出什么病因。我以为，在招待所里，寒冬腊月的天气，妈妈在冰水里一连几小时洗床单、被褥，直接导致了她咳嗽病的暴发。
回头看看初来乍到的这几年，全家都经历了人生最可怕的悲惨遭遇。飘雪的小阁楼，讨饭求学的姐姐，半夜江上打渔的父亲，穿越鬼门关的我，咳嗽得**的母亲，被撞死过去的弟弟，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真可以用几近飘零，近似“家破人亡”来形容它。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洪斌”
1992年夏天，是小学毕业的暑假。记得，参加完第一次小中考，没有多久。去学校看成绩的时候，老师在班上宣布，第一次中考无效，全市的毕业生都要重新再考一次。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隐约听说，是因为试卷被人偷了什么的。第一次考试，试题确实有点难，我考的不太如意。可是第二次，不知道为什么试题又偏偏比较简单。我考了391分。满分400分。全市一共有三个学生考上390分。分数出来以后，余老师非常的高兴，让我回家买糖来。我于是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报喜。
我妈问我考到哪个重点中学了。我说是第十中学。我妈又问大姨妈，这第十中学怎么样，是不是好中学。大姨妈说重点中学是三中和四中，没听说过10中啊，第十中学是个体育学校。我妈于是很着急，儿子考这么好，为什么不能上三中和四中呢？她拉了我大姨妈去教委。教委的老师说，这个第十中学是今年建立的重点中学，虽然是体育中学，但现在不同了。经过改组的十中，现在以文科为主，校长和老师都是从全市各个重点中学调过去的，绝对是重点中学。另外，390分以上的三个学生，全市三个重点中学一个学校分一个。他说我的分数排第三，另外两个当然先去了三中和四中。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去十中了。
大姨妈当时在副食品公司上班，临近9月10日教师节的时候，她给我包了两斤上好的喜糖，让我送到师范附小去。我去到学校，其他老师们还在上课，刚好余老师和几个不认识的老师在办公室。我不敢看其他老师，红着脸，笨头笨脑地走进去，直接把糖送给余老师。那时，还是很害怕老师的，胆子还是很小，一看就是个乡下小子。余老师，老远就很开怀地大笑了，她对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们笑着说：“这小子不错吧，怪给他爹妈争气的！以后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再来看我！”
才到十中时，初一（1）的班主任叫方田元，是数学老师。听大家说，他以前教的很好，也是今年被教育局抽调过来，加强十中教育水平的，就是为了把十中办成一所文体并重的有特色的重点初中。方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课绝对不允许谁私下讲话。他还让我当班长，还让我当数学课代表。当然他知道，我是全市的“三剑客”之一。我也很喜欢方老师。我学习依然很用功，一直保持年级领先。
有一次，我抱了一摞的同学们的作业往楼下跑。一不小心，作业本就掉了一地。正好，化学老师曹老师也正下楼来，他俯下身子帮我捡。这时候，三班的英语老师童如庆老师，后来调到我们班教英语，正从楼下往上面走。他被我和化学老师挡住了去路。童老师问曹老师：“这个学生是谁啊，您还帮他捡？”曹老师哈哈大笑一声，拍拍我的头说：“你不知道他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洪斌哟。”化学老师的一句玩笑话，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但同时，也明白了，老师们心中装着的其实还是最优秀的学生。这是老师们改变不了的本性。
“吹北风，打耳光”：成在十中，败在十中
在十中的第一年，我过的还很开心。每次考试基本上还能保持全校第一。化学有时还考100分。第二年，不知道为什么，班主任方老师就调走了。新来的数学老师，接任班主任。听说他哥哥是教委的。就是后来我们全班给了个雅号的“杨鬼子”——杨天群。因为，杨老师脾气坏，动不动就打人。而且不分男生女生，一视同仁。连我都被他罚过，去楼顶上的破窗户那里“吹北风”。
“吹北风”，这是“杨鬼子”的独特发明。教学楼的最顶层教室都空着，没有那么多学生来十中。其中最西边的教室窗户都破了。北风一吹，那个地方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音。谁敢惹火了杨老师，除了当堂打耳光，就有可能被发配到楼顶上去“吹北风”。杨老师，一生气就瞪着眼睛，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就像犯了牙疼病一样。而且他会像一阵风一样冲到你面前，抓住你的衣领就把你拖出去，连女生都不放过。我记得，那个对我一直很友好的郭小菲，就被他拖出去过，惨无人道啊！我的同桌杨慧，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女生，有次上课讲小话，脸被打得红肿。还记得坐我前面的昝俊霞，是个漂亮、安静的淑女，总是很干净的粉红色毛线衣，一对又粗又长的头发辫一直垂到椅子下面，上课的时候，听讲特别认真，我就在后面摸她的头发辫，逗她生气地扭头，撅着嘴瞪我一眼，我就吓得缩回去了，她却从没有报告过老师，这样安静、美丽又聪慧的女生也被杨鬼子罚！杨老师的脾气实在太坏了。他的教学水平很一般。
方老师走后，我的数学成绩也一路下滑。感觉自己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可能，原本我父母都没有文化，也不关心我学习。小学的时候，有余老师敦促我，初一时，又有方老师。而方老师一调走，我就迷失了自我。原来班上一个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女生，叫谢琬珠，我们常在一起学习。在方老师走后，她也转学了。听语文老师说，她父母离婚了，她要跟父亲去丹江口了。这些离散的老师和故友，一点点在改变着我的思想情绪。使我无法找回最佳的学习状态，也总是找不到动力。由于底子还算硬，所以成绩还能保持领先。但初二下学期开始，就已经被其他几名同学超越了。这些在年级里能和我较量的，除了我们自家班上的周晓川、鲁少坤和女才子韩袁园、昝俊霞外，还有我小学的同学，三班的王汉林，以及其他班上的几个。我逐渐意识到我在下坡路。
十中还有一个最爱体罚学生的老师，就是三班的数学老师王占刚。有一天中午放学后，因为我和李骏又跑回来拿东西，就找童老师要了钥匙去开教室门。英语童老师，承包了学校的餐馆，就住在学校里。他当时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太阳。还钥匙的时候，李骏就把钥匙从楼下往二楼上扔，结果没有扔上去，钥匙碰到二楼的阳台，掉到地上来了。
这下可不了不得了，那个王占刚正坐在楼下吃饭。也不知道，钥匙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带下来了什么灰，反正他把饭碗往地上一放，就招手让我俩过去。那时，他还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进了屋，不由分说，每人“啪啪”两个响亮的耳光。楼上，楼下的老师们都听得清楚。我的脸上顿时一阵火辣辣的疼。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打我耳光呢！而且我可是张云龙啊，大家都知道我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我心里的委曲远远超过了我脸上的疼痛。
童老师在上面喊：“哎，王老师，怎么了？怎么了？”那“王八”，对着门外说：“这两小子，把灰都砸到我碗里了，还不认错。”童老师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打了，是我让他们扔上来的。别打了。”这王八还不收手，问我们：“知道错了吗？”我说：“王老师，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王八又看了一眼李骏，见李骏不作声，他居然“啪啪”又是几个耳光。似乎完全没有听到其他老师的劝解。李骏被打得“哇哇”地哭起来了。要知道，李骏的父母都在工商银行工作，家里就他一个宝贝，他啥时候被别人动过一个指头呢！从那之后，我对十中老师的印象，就越来越坏。既没有方老师在时的那种学习状态，也看不惯有些老师动不动就体罚学生的粗鲁手法。
但十中，也不是没有乐趣。这个文体并重的学校，有其他中学没有的体育特长班。我们经常可以跟这些体育生在一起上体育课。全校运动会时，我们这些文科班还有机会，展现一下身手。为了跟他们有一拼，我提前三个月，就每天晚上推着自行车跑回家。大冬天的，我带着同路的李明、张松、李云骥等，一路跑回家。跑得满身大汗。第二年的春季运动会上，我居然力克强敌，拿到了一个百米冠军。真是一份汗水，一份喜悦。
学校南边还有一个杉树林，那里的野草长的很厚很软。下午放学与晚自习中间有两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杉树林的草坪就是我们的乐园。我和大个子王翔在那里摔过跤。李云骥还在那里表演过双手倒立行走，我一直都很羡慕他居然会这种功夫。初三准备中考的时候，全校的许多同学，都会趁晚自习前的时间，抱着书本到这杉树林来复习功课。其中，经常在班上为小事儿互相妒嫉、吵嘴的郭建志和姚俊峰，在毕业的时候，也常常陪我在这杉树林里学习和游戏。我们都开始珍惜这难得的最后的友谊。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快乐的童年在不知不觉地终结了。
临近中考的最后一次升旗，由我们毕业班来主持。而我是为这次升旗仪式发表演讲的人。那天，全校的师生都列队站在校园里。在欢快的乐曲中，我们班的升旗手和两个护旗手走到庄严的旗杆下。我对着麦克风，充满自信和激情地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当你们抬着脑袋想要看清那美丽的旗手的时候，请允许我来给你当向导吧。他们是来自于第十中学初三（1）的韩袁园，高丽，张洪斌。今天，是我们三年级毕业班最后一次参加母校的升旗仪式了。很快我们就要走向中考。春风得意马蹄急。我们十中的佼佼者，将会去创造更大的辉煌，为母校争光。祝愿母校能像这升起的旗帜一样，迎风飘扬，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朝阳！”全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语文老师才教了没几天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急。”我现炒现卖的这句诗词，让我为那次最后的演讲得意了很久。
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痛苦却是长久的。随着，第一批新调来的老师的离去。我的学习成绩，实际上一直没有进步，因为确实找不到精神动力。而其他同学的实力却在上升。刚上初一时，套在头上的光环还没有被取下来，当头的一棒就接踵而来了。中考后，我就像是退了潮，没有穿裤衩，站在海边上的人。面对大海，不知道是充满希望，还是无尽的茫然？！虽然勉强考上了第一中学，但在十中已经落到了20多名。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和失落。而最让我难过的是，班上最好的朋友们，又要分道扬镳了。曾经“大名鼎鼎”的我，带着万丈光芒走进十中，却失落而失望地从那里逃走。真是“成在十中，败也在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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