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影了
农村放电影，一般一年只有三四场。就是轮流到各个大队。下营、莲花堰、钱湾、上湾、汪庄。有时，朱湾、韩营放电影，我们也会邀成一帮一帮的去看。那时，看电影，就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不仅，提前就得去占位子，有时为了抢位子还得准备打架的。而且，还会有许多民间生意人，驮着花生、糖果、米花儿糖之类的来卖。就使得看电影，更加变成了一种喜庆的事情。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的场面，尤其对孩子们是这样。如果是在我们大队，大家会提前搬椅子占好位子。留几个看位置，大人们会吃完饭过来。也是一群一群的，妇女们坐一堆，有抱小孩的，有怀孕的，也有姑娘们。她们最喜欢坐一堆，叽叽喳喳地说钱湾的谁和谁偷情，女的老公回家，抓了个正着。那两个光着身子，还是站着的。要不就是给姑娘们介绍对象。很是热闹。因为莲花堰就数我们大队人最多，村子最大，所以那几个村子也都泛称为莲花堰，就像通州、顺义都自称是北京市一样。因而，放电影的次数也就最多。到其他村放电影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恨我们大队的人，因为我们一去，他们就占不到好位置。有一种本能的中国式的群体排斥心理。仿佛本村以外的就是外姓人，就是外族人，他们来了就是会惹麻烦的。所以，莲花堰的年青人到外村去看电影，许多人都带着棍棒，匕首。而且一般去得也晚，不会提前去抢位置。
记得钱湾的钱舒华是一个开棉花加工厂的，跟我爹是老友。他的儿子娶媳妇儿，请我爹去喝喜酒。为了增结婚的喜庆，搞点排场，喜上加喜，钱家请人来放电影。喝喜酒那天晚上，我看到了钱舒华的儿媳，上身穿红色的绸缎做的嫁衣，下身黑裤子。她坐在喜床边上，让远亲近邻们来欣赏。她脸红红的，皮肤白而干净，眼睛水汪汪的，眉毛又细又长，头发盘起来了。听说是街上郊区菜农家的。反正那时，只要是街上的东西，就总觉得是比我们乡下的要好。我从没有见过长这么漂亮的姐姐，虽然那时候没有想过，将来也要娶这么漂亮的姐姐。不过，那时确实觉得这个姐姐，真好看。他们在大屋里喝酒，我看了一会儿新娘子，就到钱湾医生家里去看电视了。钱医生的女儿，是我爹的干女儿，也就是我的干妹妹。结果，忘记了时间。回到新娘家的时候，酒宴已经散了。我一急就往回跑了。
钱湾到我们村，隔着一条河，和一片片的麦地，稻田。风吹过稻田，沙沙的响。河水里有异样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鸟或者什么鱼在叫。关键是“腰子”家承包的那个大河，听大人们说，淹死过不止一个人。因为河里有个地下暗沟，因而在河中间形成了一个大的强力的漩涡。也不知道是说故意跳河，还是游泳时被吸进去的。反正，大人们吓小孩时，常说这河里有鬼，有时在河里走，有时站在岸上的大槡树上哭。一想起这事儿，听到一点点儿声音，我都吓得哭出来了。眼睛都不敢看右边的河，应该是我看不到，鬼就不会来。又不敢大声的哭。飞一样的往家里跑。跑到家，我老爹他，已经上床了。酒真是个坏东西，把他的宝贝儿子都忘记了。
第二天晚上，就是在钱湾放电影。好多人，主要的当然是莲花堰的人。钱湾没有莲花堰大。大家都坐了好一阵子，放电影的人还没有来。有人说放电影的，钱湾的队长和我爹一起在钱舒华家喝酒呢。大家都等得不耐烦，可是谁也不敢骂放电影的。因为如果骂了放电影的，那人会放了一半，就不放另一半。或者放到中间，又说另一半还没有倒好带。总之，放电影的最大。快到十点，他们酒足饭饱，放电影的才来。好多人都在椅子上睡着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结果，还不开始放，说是有领导要讲话。大家都很烦躁，我就和几个伙伴在下面打闹。我觉得也没有人会去听“某领导”讲话。因为那个人在喇叭里叫嚷着，什么明年要种多少烟叶，要交多少提留，多买什么化肥之类。别人不敢骂放电影的，跟放电影的也没关系。肯定都骂这个对着喇叭放屁的，满嘴的政策和种田的规矩。我也跟着骂，旁边邻居家的姐姐吼我说：“小声点儿，听话，你爹在上面讲话呢。不讲完，就不会放电影。”原来，那上面讲话的，是大家都在心里骂着的我爹啊！人家都是来看电影的，你说你讲个什么话嘛！
看绝代双骄，抢电视
80年代末，农村刚刚通电，不仅电压很不稳，而且常停电。有时，几个月也没有电。记得当时农村的精神文化产品极其缺乏。所以有个14寸黑白电视机，就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有钱人。当时村子里有几家买了黑白电视，这些农家，每天晚上都围坐着四乡八里的领居，特别是孩子们。因为常停电，而且正在热播梁朝伟版《绝代双骄》，于是父亲就到市里买了一个电瓶，可以储存两三个小时的电。每天晚上放完《绝代双骄》，第二天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老河口市的外公家去充电。这样反复几天后，父亲估计就有点累了，再加上大队里的事情也特别烦，所以特别反感外人到我家看电视。
有天晚上，电视剧正播到最精彩的高潮剧集的时候，忽然停电了。父亲刚刚把电瓶接上，只听得院子外面，一阵阵千军万马奔来的跑步声。当时，家里正吃饭呢。院子的大门，一下子，被成群的年青人们挤开了。还听到哭爹喊娘的叫声，有人不小心，被挤得掉到我家院子外面的红薯窖里了。这一大队观众，一下子都涌到了电视机前，因为大家的心思都在“小鱼儿”身上，谁也不会考虑到好不好意思，没有去关心人家在不在吃饭。其实乡下，都不会在意这个，我们小孩子倒是不在乎。反倒是觉得，人越多，越自豪，越热闹越好。没有想到，父亲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电视给关了。
大家忘记了生命危险，忘记了掉胳膊断腿，就为了看小鱼儿和花无缺。大家只好悻悻地离开，一边走，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他们一定是希望父亲能开恩重新打开电视。但是父亲没有。我想，不仅是对于这些乡亲，对于我自己而言，都是很难接受的。
钱湾的那帮人不好惹
莲花堰的小学在钱湾。这样，汪庄，上湾，钱湾，下营，甚至西朱湾、周岗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到这里上小学，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四年级都在钱湾。每天上学都得经过钱湾村子后面的小路，当然，走大路也行，不过大路有点绕。
1986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雪有一尺多厚。要是换在现在，学校肯定应该是停课的，因为很容易发生摔倒，冻伤。但是我们早上还是要去上学，就是由原来的七点改成八点，少上一堂课。哎，这对于一直都讨厌上学的我们，已经是很大的恩赐和安慰了。可是，钱弯的那帮学生，很坏。他们在小路上挖了许多的深坑，有的坑有半米深。然后，在坑的上面覆盖厚厚的雪。这样跟其他路面没有区别。莲花堰和下营上学来的同学，很多都掉到坑里了。高高的胶鞋都不管用。雪和泥水都灌到鞋子里，冻得女娃子们，就是小子们也哇哇地哭。有的只好半路折回家，可是下营的同学，眼看已经到学校了，还不如就快些走到学校，然后把鞋子脱了，用衣服裹着脚。
钱湾的这帮人不好惹，还因为钱湾有几个小子，成绩很差，但是常在镇上和河口市里乱混。就是到处打架、偷东西、赌博之类的，就是不务正业的那种。其中，有一个叫什么钱连兵的。他家里穷，父母也不管他。他就是这类小流氓。有几回，他截住我，威胁着让我拿钱给他。开始我会把身上攒了很久的几毛钱给他。那已经可以买许多糖果和汽水了。后来，我就没有钱了，他让我偷我爹抽屉里的钱。偷过一两次后，父亲就发现了，狠狠打了一顿，还面墙跪了半天，就不敢偷了。这个家伙就经常带一帮他的小弟，拦我，要揍我。哎，真丢人啊，我身后也是常常跟着四五个弟兄的。可是，我们都太无能，自己打自己还行，到动真格的时候，他们都不敢保护我这个“老大”了。不过，因为我们是好孩子，这帮钱湾的坏蛋，身上有刀子的。
1990年，我迁到老河口市师范附小时，这个钱连兵居然还在校门口，遇到过我，他又在那里欺负弱小的同学，要钱呢！每次几毛，最多几块钱，所以叫抢劫不很合适。不过，市区里毕竟不是他的地盘，我不给，他还是留给我这个同乡几份薄面的。后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坐牢了，或者当包工头儿了。他变成黑社会大哥，我很相信。
小学四年，是游戏的四年
在钱湾小学读了五年。从幼儿园一直到四年级，有很多儿时的美好时光。每逢下课的时候，高年级的同学就一涌而出，开始打仗。这个打仗叫“开火”，就是分成两帮子人，一般都是莲花堰的一帮，有时加上下营的，有时加上汪庄的。钱湾、上湾是另一帮，有时汪庄的也会加入他们，以平衡战斗人员数量。但多数情况下，汪庄的都更喜欢加入我们。因为，我们大队高年级的大哥多，“枪法”好。这个“枪法”就是隔着几十米远的距离，用手扔出的泥巴团子的“枪法”。可别小看了这泥巴团子。“大人”们扔出的泥巴团子，飞出几十米远，飞过上面的麦田，若是被打中脸，小同学当场就有被打哭的。
每次开火前，大家先自己在麦田边的地沟里挖一大团泥巴，左手握着泥巴——“弹药”，右手随时开火，一般都是边跑边开火。分好了队，就开始了。游击战打法，就是一队跑，另一队追。或者阵地战打法，隔着池塘，或者隔着麦田，对攻。谁的“枪法”好，眼尖反应快，谁就可以多打中别人，而少被别人打中。有时，眼看着“敌人”绕着麦田转了一圈，又快要打着我屁股了。忽然听得“当当当”上课的钟声，鸣金收兵了！可以“安全”地返回教室了。虽然，很害怕，被飞来的“子弹”打中，但还是很期待下课。挨泥巴子弹都比做乘除算术好，我更讨厌算盘，直到现在也学不会！
学校西边是钱湾的麦田，东边就是钱舒华的棉花加工厂。轧棉花的机器很高，所以那个厂房也建的特别高大。冬天里，暖洋洋的阳光，照在高大而坚厚的棉花厂厂房的墙上，那个墙根，自然成了我们游戏的乐园。厂房的前面有一片空白地面，挨着的是一片小树林子。我们或者在这里跳绳，或者在这里“捣鸡”。“捣鸡”跟“开火”一样，也是对攻，只是规则不同。用提起的膝盖去捣别人的膝盖。提起的腿被捣掉了，脚一着地，就叫“掉鸡”了，就得退出游戏。直到一队全部输或者投降，另一队就赢了。我个子小，只能找小块头的对战，要是看到人高马大的“驾鸡”来袭，要么逃到树林里去，要么自己把脚放下，可以少吃点苦头儿。那些大个子的“鸡”，有时候可以“捣”到小个子的头上，能把牙齿都捣掉。有时候，逃着逃着，手没劲了，就“掉鸡”了。然后站在边上，看别人你捣我，我捣你。常常捣到上课钟都敲了，还没有听到，因为大家喊的声音都很大。
我考上五年级了！
在钱湾上完小学四年级，我们多年的同学就可能面临第一次分别了。由于竹林桥镇只有两所中学。所以，我们乡在下营的供销社办了一个五年级和六年级。所有乡里的孩子上完小学四年级，就参加学校的第一次小中考。考得好的，就去供销社上五、六年级。考不上的，连中学都没得上，就要回家种地了。89年暑假，我们跑到小学看红榜，看谁考上了五年级。红榜上有我的名字，张红星、唐万里也都考上了。我们又可以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了。可惜，红星被分在了另一个班。这下，有人欺负我，连个帮手都没有。
到供销社上五年级时，才发现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小学四年级的考试，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我都不认识。多是陌生的面孔。从小，我个子就矮，又偏偏生得细皮嫩肉，眉目清秀。一看就像个小姑娘，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而班上的同学看起来都比我大，而且还大许多。男同学看起来，很有男子汉味道。那个韩营的韩文雁坐我后面，看起来，比我爹还老。沈双喜，是从沈朱湾来的，个子不很高，但是很壮实，眼睛也很大，他是我同桌，人特别好。班主任，叫梁林姿，是个20岁不到的小姑娘。长的好好漂亮，是我生命中第一个10年遇到的最美丽的女孩，也是最美的老师。
新开学的时候，梁老师让我们自己做一样发明，必须是亲手做的。许多同学做不出来，没有作品交。我用一个小药瓶，和一个破自行车内胎上的气门组合，做了一盏煤油灯。上自习的时候，多数同学都点蜡烛。我也有蜡烛，但还是很兴奋地点起了煤油灯，虽然不亮，灯也不美，但感觉很美。梁老师也很喜欢，她让我把灯放在她宿舍里，这样既不会被别的同学撞碎，也不用天天往家里带。于是，我每天下自习，把灯放到她的寝室里，第二天上自习时去拿。第一次，见到女生的寝室，是那样的。很整齐的书，很干净的被子，粉红色的蚊帐，屋子里有一种淡淡的甜甜的香。
亲切的同学，美丽的老师，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然而，美好的镜头很快就被悲伤和失望代替了。过了两个月，班上要换位置了。我的前面正好坐着韩营的张冬梅。冬梅扎着又粗又长的辫子，她是个又白又漂亮的女生。可是，陈道兵说，他要坐那个位置，让我坐另一边。我跟他争辩说，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啊。我们原来都坐在教室边上，换到中间来的，为什么我要坐你那边的呢？你个子那么大，不应该坐在第二排的！这个陈道兵！平时人傻傻的，挺和气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就失火了，抓住我的头发就把我提起来了，一阵拳打脚踢。周围的同学，也没有上来帮忙的。我急哭了，一阵乱打，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呢？
这个陈道兵——就是供销社陈叔叔的儿子，又高又肥。因为他爸爸到过我家几次，他们又是从外地来的，陈叔叔回镇里送货的时候，我还把他邀请到我家里吃过午饭。真没想到，这个家伙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不讲情面的大块头儿。这一次打架，把我在供销社五年级的好印象带走了一半。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打架，以前都是和弟弟他们胡闹，从来没有真正打过架。跟他比，我个子太矮。他伸出手卡住我脖子，我就够不着他人。我拎着书包乱打，他就照着我脑袋，一阵乱拳。我被他打哭了。
之后，没有过多久，五年级我只上了五个月，就忙着到河口市参加插班生考试，第二个学期就要转学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陈道兵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也没有再见过梁老师，听说她嫁给了镇上的另一个老师。仿佛有一次，还看见她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面，我猜，骑自行车的就是那个他了。
冬天的转学
因为是中途转学，还是半学期的。所以，89年的冬天，我就先请假去河口市师范附小参加了插班生考试。插班不仅得先考试，还得降一级。市里的小学是五年制，而家乡是六年制。这样，原本应该是进入四年级下学期的，我只能进三年级下学期。我考的不错，可是弟弟那时候贪玩，考的不好。在外公家，我爹当着很多亲戚的面，一阵拳打脚踢，弟弟被打得直哭。我觉得父亲的暴力方式，给弟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长大后，慢慢才明白，父亲的暴力方式，实际上是他的人生转变和家庭原因等压力的一种折射和发泄。只是这种方式，太让我无法接受。因为，就是那年夏末，父亲不在队里和镇上做事情了，让他全身心干农活，对他反而有点不适应。那年冬天，我们家就开始准备搬到县城里，我和弟弟也开始办转学了。原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有着前因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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