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整个治水活动进行规划，就必须了解整个平原地区目前的地貌。所以每治理一个地方之前，禹都要先带人一起到各地去考察山川地貌。在每座山上选择一棵比较显眼的树木，做下标记，用于定位。经过考察之后，对于工程如何进行再仔细考量，然后确定行动。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大禹及其治水委员会充分利用了当时的交通工具。在陆地上，他们利用“车”来赶路。这种“车”当然不是法拉利宝马之类，而是当时的马车。中国古代的“车”是随着战争文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在黄帝的时候，不但发明了车，还发明了最早的指南车。所以车的使用，到大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用了至少五百年。甚至有可能在黄帝之前，车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大禹使用的车，应该跟尧帝曾经使用过的那**车比较类似，目的是加快行程，在舒适度方面估计要大打折扣。
而在水面上，大禹则是用船来作为交通工具。船的发明也非常早。这个在考古发掘中就知道，新石器时代就有独木舟了。所以传说中黄帝时代发明船的说法不可信。但无论船是谁发明的，大禹时候船作为交通工具已经习以为常了。估计大洪水时候，就有很多人坐船逃生。《圣经》中能够出现“诺亚方舟”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相对来说，船坐起来比“车”要舒适一些，但水上的颠簸也是很厉害的。
除了陆地和水面之外，当时的平原地区，还有沼泽地。沼泽地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地形。红军过草地，过的就是沼泽地，当时有很多人陷在里面就直接没顶了。前苏联小说（后改编为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一个女兵回家报信，也是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了。而在这样危险的地形中，大禹也想到了穿越的办法，那就是使用“橇”。
“橇”这种东西，想来大家不会陌生，爱斯基摩人最著名的交通工具，就是“狗拉雪橇”。雪橇是平底，并且底比较长，两端向上稍斜，在雪地上，即使有小坑小坎，稍稍向上的两端也不会卡住，在狗拉之下迅速脱出来。大禹使用的在泥里行走的“橇”，估计功能也比较类似。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橇”的动能问题。沼泽不是雪地，沼泽中的坑有时候是很大的，人陷进去出不来，“橇”虽然底长，一旦陷进去也出不来，就算马、牛这样的庞然大物，也可能陷入而没顶。有一种办法是类似于滑雪使用的滑雪板，本身没有动力，但人可以利用滑雪杖前进。如果在沼泽里使用这种类似于滑雪杖的工具，不仅可以让“橇”前进，还可以试探沼泽的深浅。当然，“橇”也可能有更加复杂的结构。以当时的战争科技，完全有可能发明出一种今天已经失传的交通工具，行走沼泽如履平地，就像陆地上的车和水里的船。
但无论如何，行走在沼泽地都是很有风险的。而大洪水过后，留下这样的沼泽地非常多，又是不可逃避的。此后，随着治水的深入，水被引入河道之后，原来形成的堰塞湖也会露出沼泽的底面，将更多地遇到沼泽的问题。
相比之下，行走一般的山地，对于大禹等人来说，就不算什么了。但山地同样有风险。一般山地没有什么，特殊的山地地形则比较陡峻，对考察形成威胁。而且在传说中，“洪水”跟“猛兽”是结伴而来的。由于大洪水的关系，人类的活动范围缩小，也给猛兽的活动空间扩大了。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从前没有出现过的怪兽。
我们现在往往以为怪兽只是传说。但我们不应该忽略。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实际上是连通了海洋生物到达陆地的通道。洪水退后，很多海洋生物来不及退走，就只得停留在陆上的水域。由于在陆地水域没有这些海洋生物的天敌，因此他们不但繁衍下来，而且个头长得比较大，比原本的海洋生物更加凶狠。有些原本只生活在海岛上的两栖类生物也由此进入了山区。
所以大禹等人当时测量山川地貌的行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不过由于传说所限，相关的故事并不多，这让我们失去了类似于古希腊的探险故事。但伯益传下的《山海经》，则基本留下了当时怪兽的一些信息。
考察过程中，大禹等人不仅使用当时先进的交通工具，同时在使用尺子绳子等工具的同时，还使用到圆规。史记说大禹“左准绳，右规矩”，就特别提到对圆规的使用。不过，出于测量的需要，这种圆规估计比较大，才能测量更大的目标。
另外，在《史记》中还记载了大禹等人“载四时”，即用车装载四种时间计量器。当时用于纪年月日的时间计量器当然是“日历”，这跟后世差不多。只不过当时的“日历”使用什么方法来纪年月日，就不可考了。估计还是跟后世一样，使用文字记载每日标记，跟日历相印证。
而具体到每日的时间，则有三种时间计量器：晷、滴、漏。“晷”对于具体时间的计算，精度比较高。因为“晷”是按照日影来计算时间的，太阳的运行比较稳定，所以也是最精确的。但“晷”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必须在有太阳的时候才能测量时间，一旦天阴或者晚上，“晷”就没有办法计时了。虽然有的晚上也有月亮，月亮升起的时间却每天都有变化，所以依靠月影是靠不住的。
所以“滴”“漏”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滴”是利用将水一滴滴滴下来，用以计量时间；而“漏”则是将沙装在漏斗中，一点点漏下来计量时间。时间刻度刻在装水的瓶子或者装沙的斗中，达到一个刻度，就到达一个时刻。
从大禹治水的史料看来，中国的先人在当时已经使用了比较准确的测量长度、重量、角度和时间的工具，具备了准确测绘、设计、施工的能力。
测量完成之后，经过周密的计划，治水正式开始。跟后世的研究一样，禹使用了跟鲧不一样的治水方式，直接挖通水道，让水沿着疏通之后的江河流向大海。民众在大禹等人的指挥之下，挖开一处处淤塞的河道。他们的汗水换来了成果，数十年淤积的洪水，顺着江河水道，滔滔而下，露出了久违的平地。原本受到水患威胁的下游平地也得到了安定。大片的土地获得了开垦。冀州治水获得了初步成功。
根据大禹治水——开垦——继续治水——继续开垦的思路，在冀州治水成功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整条黄河了。作为黄帝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流域作为第二步治理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冀州只是试验，现在才是大规模治水。同时，水患必须从上中游根治，所以下游也只能选择黄河以北河流较短的冀州做试验，此后的治水必须先上游后下游。
黄河之后，就是长江。这是中国的两大水系之一。这两个流域治理完毕，基本就可以中场休息。其他流域就属于乘胜追击了。
同时，无论黄河还是长江，在洪水之前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长江流域分布着炎帝族、蚩尤族和东夷族，也拥有足够的财力治理水患。
最后，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地势，就可以发现，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的中上游，都处于地势的第二阶梯以上，大洪水的时候，可能洪水曾经抵达上中游，但洪水退去，上中游甚少淤积，正是人类当时退守的所在。新的经济中心也在这一带形成。从这一带开始治水，跟冀州一样，也拥有补给线更短，人力更充足的优点。而且大洪水时候，下游的民众往往逃往上游，这一带的居民正是还乡团的理想成员。
两大流域中，更难治理的是黄河。因为黄河一到中游，就多高山阻隔。也因此留下了大禹开龙门的故事。将整个龙门山从头挖到脚，直接用人力挖出一条水道。这是上古时代人类最大的工程之一，也是愚公移山的真实版本。龙门一通，黄河不再被截断，淤积的洪水一泻到海，第一大经济中心翻开了新的篇章。
大洪水尽管几乎毁灭了黄帝列朝的文明，但也给舜帝朝带来了丰厚的礼物。那就是洪水之后淤积的土壤非常肥沃，比洪水之前更加适宜耕种。整个黄河流域的生产力一恢复，立刻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让整个国家拥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力量，可以继续治理江河水患。
而到长江一疏通，同样得到了大片的肥沃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也被开垦出来，并且一开垦就可以丰收。
此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仅生产力得到恢复，并形成了两个横跨中华大地的治水基地。这两个流域拥有上等的土壤，交纳上等土壤的赋税，充实了朝廷的仓库。
大禹从这两个基地向两侧拓展，最终全部平息水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