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在“推举”制度上选准的突破口，是高阳氏和高辛氏两个世家。这两个世家都是黄帝的后代。高阳氏就是颛顼的后代，高辛氏则是帝喾的后代。舜本身也是高阳氏后代，尧则是高辛氏后代。在尧的时代，由于尧帝本身实行一种清高的道德政治，所以更加重视大知识分子，而不重视这些世家知识分子。而舜帝则一反尧帝的做派，对这两个世家大族非常重视。
其实高阳氏和高辛氏的祖先分别是少昊和昌意，作为黄帝和嫘祖的两个儿子，一直被黄帝和嫘祖言传身教，分别做过两三代君主，此后颛顼和帝喾又成为继往开来的君主，无论是颛顼的“脊梁”式知识分子风度，还是帝喾的实践哲学，都开创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对于黄帝列朝道德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后人在继承发展之中，自然也有着各自的解读。由这两个世家所积累的丰厚的文化财富，自然是不可忽视的。而这两个世家的很多文化积淀，都在东夷族有着长期的传承，东夷族事实上已经成为黄帝列朝的文化中心。而两个世家的后代自然也跟东夷族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尧帝没有在东夷族历练过，也就没有跟黄帝列朝最纯正的文化有过接触，所以尧帝的政治才会成为清高的大知识分子政治。但舜帝却是在东夷族长期历练过的，他巩固君主之位后，自然要首先将高阳氏和高辛氏生机勃勃的文化重新发展起来。
通过部落和百姓的推举，高阳氏最终推荐了八个贤人，被后世称为“八恺”。而高辛氏也推举了八个贤人，被后世称为“八元”。“八恺”和“八元”在《尚书》中有名字，而在《史记》中没有名字。本来《尚书》成书要比《史记》更早，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是伪尚书，最早成书于东晋，历史价值根本就比不上《史记》。也就是说，“八恺”“八元”的名字实际上早就遗失了，《尚书》上的名字并不可信。
而舜对高阳氏“八恺”的任用，也揭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颛顼帝曾经在农业生产上有过深入的研究，后来他将这些研究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后代。所以“八恺”被举荐之后，一个个都是农业生产的高手，被舜帝派去主持农业生产。前面说过，洪水过后，由于地理地貌发生重大变化，平原农业几乎被完全摧毁，现在的农业已经转为高山农业。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原来的平原农业种植技术，现在放到高山农业上，就不一定管用了。而拥有长期农业研究经验的高阳氏后人，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何处何地能够种植何种农作物，在“八恺”的指点之下，无不正好合适。可以说，正是“八恺”的农业技术，让尧舜时期的灾后重建工作加快了进度。
对于高辛氏“八元”，舜帝让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宣扬五种伦理。做父亲的要尽到做父亲的义务，做母亲的要对孩子慈爱，做哥哥的要爱护弟弟，做弟弟的要尊敬哥哥，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在帝喾的时代，帝喾朝的伦理道德比较重视家庭的和睦，对于家庭成员，提出了一整套的道德伦理的主张。
所谓做父亲的义务，应该是父亲担负着养活老婆孩子的任务，不能抛弃老婆孩子。有了这一条，对于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非常重要。由于颛顼朝彻底确立了男女不平等的地位，所以当时就会遗留下来很多问题，对于妇女的生存地位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帝喾对于“父义”的提倡，实际上就是保护妇女的权益。男人被规定为必须养活家庭，从而得到对家庭的控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至于这种规定是否合理，这就是后世应该讨论的问题了。在当时，帝喾的规定的确对颛顼的制度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而所谓母亲的慈爱，则是帝喾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基础上对做母亲的提出的义务。儿童的成长离不开母亲，这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人也不例外。每个人要得到健康成长，都离不开母亲天性的呵护。这种规定实际上基本上多余，但可能是帝喾为了平衡男人的心理，既然给男人规定了养家的义务，总要给女人规定一个义务，男人才能够被说服。
做哥哥的爱护弟弟，又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动物界物竞天择，同类长大以后往往为了生存空间大打出手，人类在这方面尤甚。所以在上古时代一定的时期，兄弟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友爱观念，敌对的时候多过亲情。而帝喾觉得，做哥哥的爱护弟弟，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不仅可以结成稳固的亲情同盟，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中儿童的成长。同时这也是为了预防战争的需要，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相亲相爱，才能在战争中互为援助。
做弟弟的尊敬哥哥，就是对哥哥爱护弟弟的回报了。同时，这也是为了完善“长幼有序”的礼法制度。在兄弟分歧面前，年岁长的哥哥的意见应该受到特别尊重，有利于集中整个家庭的意见，不至于因为吵个面红耳赤而大打出手。
最后，就是子女应该孝敬父母了。这是传说中第一次正式提到“孝道”。作为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德观，从现在第一次正式登上了舞台。孝敬父母跟尊敬哥哥是一个道理，主要是对父母的回报。但这种回报跟尊敬哥哥的回报还不同，哥哥的爱护跟父母的养育是不能划一个等号的。父母的养育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条件。人可以没有兄弟，但不能没有父母。孤儿之所以不幸，就是因为他们先天比别人缺少父母，得到的呵护相对要少一些。所以做子女的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同时，父母是会衰老的，子女更应该赡养衰老的父母。在帝喾的时代，由于“孝道”作为一种道德理念第一次被固定下来，所以对于“孝道”的其他内容涉及还少，还没有后世那些盲目遵从父母甚至由父母决定终身大事的规定。所以这一时期的“孝道”，充分发挥了其积极作用，对于道德的推动非常重要。这也给后世有了一个借鉴意义，充分认识到“孝道”的作用，以致出现“以孝治天下”的说法。
由帝喾发展起来的这种家庭道德，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人们逐渐体会到了天伦之乐。在全家人其乐融融的道德体验之中，给人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体验。从而让人们获取了精神利益。这也是帝喾以利益推行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帝喾朝是舜帝朝之前最为成功的道德盛世。因为帝喾朝相对弱化了“礼法”的不近人情，让道德有了别开生面的解读。而尧帝朝虽然被后世的称颂比帝喾朝得到得更多，但尧帝的道德太抽象，他的道德治国几乎就是在吃帝喾的老本。舜帝朝为了重建道德，必然首先将目光投向帝喾朝的经验。那么帝喾的后代们所传下的帝喾朝道德就肯定首先被重视起来。
所以说，舜帝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发动了一场相对于尧帝朝的道德革命。而革命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重新让尧帝的那些兄弟子侄辈们走上前台，让他们先前被尧帝的光芒所掩盖的那些人文积累重新被利用起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舜帝跟尧帝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所以舜帝在道德建设和政治建设上面，必然面临稳定和改革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哲学、道德还是政治，不仅有一个“自洽”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他洽”的问题。
所谓“他洽”，就是将自己的哲学观、道德观、政治观融入到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哲学观、道德观、政治观中间。或者相反，让后者融入前者。无论哪一个新的君主，都要面临这个问题。此前颛顼、帝喾和尧帝的继承性非常明显，都是在接受前代君主的基础上，再有所发展。而舜帝一开始就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跟尧帝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实践明显不同。这一方面有尧帝本身认为自己不适合治理国家，老是要找人禅位有关，来自尧帝的阻力比较小。另外一方面，也是舜帝在“他洽”方面，能够做得比较好。
在哲学、道德、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好获得“他洽”的办法，就是“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让被革命者自己出来说话，说出革命者希望他说的话。而舜帝的政治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在这一点上面。从一开始，他就四处借力，从尧帝到东夷族到高阳氏高辛氏的贤人，没有哪一项新政没有得到这些实力派的支持。当然，这个道理很多后世的政治家都明白，但要像舜帝那样做到不露痕迹，不动声色，却是需要相当功底的。
舜帝在他做君主期间，考虑的不是“谁是最理想的人”，更多考虑的是“谁是最合适的人”。舜帝没有被自己的想法牵着走，而是以现实需要为前提。这样当他开始处理国家政治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没有了先入之见。他的目的也跟他之前的君主一样，但他知道目的不能当饭吃，要达到目的是需要所有人一起来努力而不能由他一个人单打独斗。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很多同盟军，这些同盟军都愿意来帮助他。
这其实也跟卡耐基先生《人性的弱点》中的观点暗合。首先要让他人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要让他人觉得在整个事件中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在取得胜利，这样他人才会主动担当你需要他担当的事情，而不会有一种被你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放在“他洽”上面，这时候就不是由舜帝辛辛苦苦去寻求“他洽”的时候了，而是这些被舜帝所尊重的人主动来完成“他洽”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