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礼拜后,过敏仍不见好,我依旧带着口罩和大框的眼镜。这天,放学时下起了雷阵雨。经过篮球场时,我习惯性地望去,只有那个温暖的大男生在雨中打球,脸上依旧是以往的笑容,只是挂着雨水,又是另一种感觉。突然间,像是被什么唆使似的,我走过去,我问他:“喂,你需要伞么?”他好奇地看看我,顿了一下,说不用了谢谢,然后又顿了一下,再说,你有纸巾吗?我从书包了拿出纸巾递给他,他又说了声谢谢,我说不客气,然后转身离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交谈。走在路上,我想着,也许我并不是想问他需不需要伞,我只是想和他说话。
回到家,半夜,母亲突然疼痛难忍,我叫了救护车,和母亲一起去医院,一路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我咬着下唇,不敢哭出声,但却在心理喊了无数次的妈妈。母亲从急救室出来后,我整晚都握着她的手,手上的温度告诉我,母亲和我在同一个世界。次日,母亲醒来,第一件事却是叫我赶快去上学。一夜的折腾加之医生凝重的脸色让我精神恍惚地走在路上,以至于有人唤我我却没听见,他看我没反应,上前拉了我一把,我回过神来,是那个温暖的男生,他先是笑笑,然而我却哇一声大哭起来,透着口罩,哭声显得特别奇怪。温暖的男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以为是自己吓着我了,连忙道歉,我摇头,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是,然而我本是一哭便无法完整说话的人,哪能完整地表达好意思。好不容易停止哭,他才问我你没事吧,我点点头说没事,给你添麻烦了,想着离开,然而那温暖的男生却问我遇到什么事,这一问,我不禁把心里的不安都告于他,他听了之后,半响没说话。是啊,生老病死的事谁又能轻易地回答谁,何况即将离开的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过了好一会,他才叹口气说,你是个幸福的人,你妈妈也是,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后来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会在他面前哭了呢,即使是在加美子面前,也没试过这般,加美子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形影不离,加美子全名是王加美子,她父亲是中国人,姓王,母亲则是日本人。也许是因为看见了他那温暖的笑,让我在母亲面前强忍了许久,积累了许多的泪水再也无法忍住吧,我在日记里这样对自己说。
接下来的时间,回家时候依旧经过篮球场,不同的是,我不再只是看看那个男生打球然后回家,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交谈,他说他叫高也,听到他的名字,我好奇地用普通话问他,你是中国人吗?听到我说中国话,他也吓了一跳,然后说,对啊,我是,你也是中国人吗?我点点头,他说我的普通话说的很标准。他跟我说了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我对母亲从小生活的家乡充满了憧憬。虽然每每想再聊多些,但我心里牵挂着母亲,总是匆匆地来,聊了一会又匆匆地回家。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护身符,红色的福袋上头绣着身体健康,他说,这是他和朋友去参拜时候顺便为我求的,我很高兴,即使只是顺便为我求的,我为这个温暖的男生有时能想起我感到十分高兴。那晚我兴奋得几乎一晚没睡觉,闭上眼睛,我看到的也是高也的笑脸。我没有过多考虑我对他是什么感情,我只是知道我喜欢看着他,跟他待在一起,跟母亲在一起时我很幸福,跟他在一起时我也很幸福,只是这种幸福很特别,我从未感受过。
第二天,我对母亲说:“妈妈我喜欢上了一个人,我能不能告诉他?”母亲眼神里泛着光彩,好久没看到母亲这么高兴的表情,母亲说:“当然可以”,然后紧接着问:“那是个什么样的男生?”我抬头想想,然后说:“是个很温暖很阳光的人,他肯为我去求护身符。”母亲笑笑:“那是个幸福的男生,因为有我女儿喜欢他。”我不好意思地拿着书包上学去,走前我抱了抱母亲。
这一天,我有些忐忑不安,希望快到下午放学,我想去篮球场,告诉他我喜欢他。加美子看我魂不守舍,关切地问我,是否我母亲的病情又加重了,我说不是,谁知,她立刻露出狡黠的笑说:“那你是思春啦?”“滚”,我毫不客气地说。加美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外表大大咧咧,但是很会关心人。
终于等到下午放学,我小跑至篮球场,高也见我来了,向前,透过铁丝网跟我打招呼,我喘了喘气,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高也,我喜欢你。”他大概没有遇到到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怔了好一会,他把手通过铁丝网的网眼,揉揉我的头发,笑笑说:“小丫头,你还小。”
晚上,我写日记时在想,高也说我还小,也许只是个拒绝的理由,但我并不伤心,因为我喜欢他,想把我的感情告诉他,交往这个词在我心里并没有形成概念。这年,我十七岁,我喜欢上一个人,他叫高也。很多年后,我突然发现,这种单方的一味的喜欢也许是种自私的感情,不管你有没有要求对方回应你。
从我表白后一个星期,我和高也仍然像之前一样聊天,但是不谈及我对他说过的喜欢。又过了一个星期,星期三,他跟我说,他要回国了,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我把他吓跑了,他捧腹大笑,说不是,是因为他在日本的学习结束了,要回家了,我哦了一声放心地点点头。说实话,我不舍得高也回国。接下来我们说着些有的没的东西,最后我们很礼貌地握握手,然后各自离开。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一个半月。回到家门口,我突然想起我还没有告诉高也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一直戴着口罩和大框眼镜,他也还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跑回篮球场,可惜球场上早就没有了人影,我只能低声说,我叫沈盟,山盟海誓的盟。
高也走后,我有些失落,但是很快就重拾了心情,因为母亲的病情以及繁忙的复习备考让我无暇顾于其他事情。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我考上了名古屋大学的经济系,被录取时,母亲比我还高兴,甚至能从她的已有皱纹的眼角看到些许泪光。加美子也考上了名古屋大学的法律系,知道又能和加美子同校,让我平添了几分欢喜。
次年,我十八岁,春天,母亲去世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握紧她那瘦骨嶙峋的手,看着她那蜡黄而没有生命力的脸,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我知道我挽留不住母亲了。母亲微张着嘴,叫了我一声盟盟,在听到我唤她一声妈妈后,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母亲在日本没有亲人,葬礼是在母亲的同事以及加美子一家的帮助下举行的,大家都跟我说在大学里要好好学习,有什么困难就跟他们说,然而在葬礼上我想的却不是这个,我对着母亲的灵位在心里说,妈妈,等我毕业后,我带你回家。虽然母亲从未跟我说过她思念自己的家乡,但我知道,即使她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却一刻都未曾忘记过自己的家,她是多么渴望能回去,即使那家中已没有了等待她的家人,即使没有人记得沈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