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拜年
这几年，村子的变化大而快。
灰白的水泥路串联了大半个村子，高大的红砖瓦房抢占着原属于槐树杨树的天空，充满童年神秘色彩的代销点也被百货超市侵占，红黄蓝绿的包装箱不断向路面扩张。
农村的生活越来越方便，袅袅的炊烟却越来越少见。因为年轻的农民，如我，大都进了城。
今年春节，在哥哥80多平米的新居过。哥哥一家四口（其中一个小孩子，是不足两个月大的暖暖）睡主卧，我一家三口睡次卧，母亲则只能在客厅打地铺。还好，家里通了地暖，再也没有凛冽的风、潮而冰冷的被子伴我过冬了。
初一，我早早起床，看母亲忙碌早饭，等候亲人们拜年。姥姥在初一上午一般去天主教堂聚会，母亲在她的家庭里排行老大，四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他们的孩子们会先到母亲这里，然后再一起去他们各自家里拜年。
洗刷出来，母亲还在煮饺子，留给我一个矮矮胖胖的背影，和朦胧着的热气腾腾。勺子搅动的声音，“嘎嘎”，从满锅的饺子下闷闷地传来，富有节奏的金属感，和母亲的背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直纠缠，在新年第一天里才真正清晰起来，跟想念融为一体。新年的第一餐，一定要吃饺子，辣菜（芥菜疙瘩）馅儿的，讲究的是“拉财”，希望她的三个儿子新的一年都挣钱发财。就像除夕守岁，一定要吃韭菜豆腐的饺子，讲究的是清清白白。
母亲走过来，拉开茶几下的抽屉，拿出两盒“泰山”，向上扬了两下递给我，说：装着，这是前段时间喝喜酒人家回回来的喜烟，就这几包了，都给你，你哥也不抽烟。
我笑了。每次回家，母亲都劝我不要抽烟，每次还都会把家里的烟给我装上带走。这次，我没有拿，只是微笑着告诉母亲，我好久不抽了，戒了。
母亲又问我带什么烟回来，一会儿亲戚们到的时候，拿我的烟分给他们，最好是红盒的。我知道，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在亲戚面前挣点面子。一盒烟，在母亲的眼睛里，既是过年的心意礼数，也是儿子在外过得还不错的证明。
四姨的电话最早进来，说十多分钟就过来。等她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来的也不止她一家，还有五姨一家。四姨还是瘦弱的样子，卷发又长了些，声音依旧清婉，眉眼间的皱纹又深了。五姨明显胖了，面色变化不大，直发也换了烫卷儿，略带红色的发卷儿还透着年轻，却也是一个22岁孩子的母亲了。
彼此问了过年好，孩子们也接过了两个姨奶奶的压岁钱，母亲高兴地和她的妹妹们说笑，说她们的新衣，其他姐妹家的事情，还穿插着一些我的情节。我在一旁浅浅地应着，切开早已准备好的柚子，橙子，火龙果，备了牙签，哥哥在一旁也沏好了铁观音。这跟真正的城市生活相比，应该相差不大了，我想。
只是这房间更显得拥挤了，尤其在二姨三姨舅舅三家及孩子们到了之后，很多人就没了坐的地方，沙发也让出来，先给小朋友们拍照，又给母亲的姐妹们拍合影，忙坏了年轻的妈妈们，水果都没空吃，茶水只得是谁渴了，自己拿起一杯满的喝掉。
各个家庭的孩子，即使站着，也都有各自的玩法：兄弟姐妹们一起在群里抢红包，比拼速度。一块两块三块的红包分成六七八九份，彼此抢得乐不可支。那一刻，我也打开过手机，群里是真正的红包雨，只见红包满屏，偶尔夹杂着各类与红包相关的表情，打字基本是来不及的。
那是一道风景，黑压压的人群，肯定是超过十个的，都倚着墙，有的直立，有的斜靠，也有个别是坐在凳子上的。彼此之间并不说话，清一色的低着头，双手捧着手机，嘴和眉眼间都带着笑，偶尔还会有夸张的“哈哈”大声传来，满屋子里飘着“一分钱也是爱”的感觉。无怪乎哥哥让儿子将WIFI密码直接贴在墙上，肯定是已经预料到这个局面了。从这一点上看，农民的儿女们已经无限趋近城市人的身份，并有超越的架势了。
等离开我家，这汇聚了二十多人的拜年队伍成了浩荡之势，分乘六辆车向一家一家挨个行去，在每家停留的时间也都差不太多，也就十多分钟，其余的时间基本在路上，或是等着一起进门了。而倚墙红包大战的景致也一遍遍复演，彼此打过招呼后，坐下来说话的时间基本没有。
等走了两家，孩子开始闹意见，不愿意继续向前。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拐进了伏羲公园，两个孩子爬上爬下，玩上了瘾，不愿离开。毕竟，在孩子的眼里，到处走来走去，反反复复还是同样的一群人，远没有在公园里有趣的多。
有些想念，小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去给村里长辈拜年的场景。那个时候，乡村还都是土路，很多人家里也没有铺设水泥地，但走在路上，总会碰到出来拜年的邻居们，彼此笑着拱手，或热情地拉到家里坐一坐，说说家里人的近况，聊聊明年庄稼的长势，或者种庄稼、养家畜、带孩子的酸甜苦辣。木讷的乡里人，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余力，也缺乏与世界沟通的渠道，连电视都很少看，只能说些跟土地、吃饭、生计有关的“土话”了。幼小的我在旁听着虽也乏味，但总有浓重的乡音、乡情扑面，比通过小小的显示屏来读字鲜活得多。
只是现在，村子里也没住多少人了吧，就像有些人家的院子，叶子落了几茬，也不会有人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