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不断作为的老年时期
上一节，我们讲到曹操的中年时期是有作有为的黄金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事有四件。一是牧兖州，二是改造青州义兵，三是迎天子都许昌，四是官渡之战。这四件事在曹操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曹操的事业一次次推向高峰。这个时期的特点用曹操的诗句概括就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星汉灿烂，日出其里”。由此书写了人生波澜壮阔的壮丽诗篇。但是这一时期曹操也干了三件蠢事：一是牧兖州时为报父仇，征剿徐州；二是处死了边让等兖州地区的名流；三是赤壁之战铩羽而归。这三件事在曹操的人生之中也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有这些失败，才使曹操逐步走向成熟。那么这些事在曹操的人生里程中有什么意义呢？
先说为报父仇，征剿徐州一事。关于曹操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说法不一。《三国志。武帝纪》中裴松之注里有两种说法。《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
这里是讲陶谦有意派人杀害曹嵩一门，这是一说。
裴松之注引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按此说法，那就不是陶谦故意杀之，而是其部属贪其财货，故杀之。
《三国演义》大体上是采纳《吴书》的说法，但也没有否认《世语》的说法，所以曹操要“倾巢出动，征讨陶谦，为报父仇，以尽人子之义。”对于此，《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用孙盛的话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意思是说惩罚罪犯，以此哀悼死者，古代都要求这么做，只是曹操以讨伐陶谦为由而残害其部属有点过火了。这是孙盛的看法，而曹操的看法是：“陶谦纵兵杀吾父，此仇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方雪吾恨”，这是《三国演义》中曹操要报仇的理由。由此看出《三国演义》没有否认《世语》的说法。在我看来，曹操悉起大军，血荡徐州，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其行为过火了。但从深层次上讲，之所以过火，是此时曹操刚从逆境中走出来，还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把雪父之仇当作天大的事来处理，所以才致使其失去理智，扭曲人性，才干出了令人恐怖，令曹操终生遗憾的蠢事来。正因为有了这一次血的教训，曹操在血的教训中得到敲打，逐渐成熟起来。后来在淯水与张绣作战中，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都护卫将军典韦等为保护曹***得很惨，曹操也差点死在女人的长衣裙下。这一次与徐州陶谦杀父之仇相比，可以说是血海深仇，但是曹操后来还是接受了张绣的投诚，而且还为之封侯。前后两次事件，曹操的处置方法如此天壤之别，其原因就是此时的曹操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在个人恩怨与理想事业的比较中，他放弃了个人恩怨，选择了理想事业。为了理想事业，他放弃了个人恩怨。用贾诩的话说就是“曹公五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明于四海。”（《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曹操的成熟得到贾诩等社会名流的认可。张绣投降曹操，贾诩功不可灭。对于贾诩所做的这件事，曹操拉着贾诩的手说，使我的名誉被天下人看重的就是你啊！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长进。
其二，是处死了原九江太守，兖州地区的社会名流边让。是何原因处死名流边让，也有两种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是“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厚，闻知徐州有难，自引兵五千来救。操闻之大怒，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而《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用《曹瞒传》的说法是“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轻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到底哪种说法可信？比较起来，还是后一种说法可信度大。因为前一种说法是九江太守边让与徐州陶谦交厚，才引五千兵来救，九江太守边让是社会名流，社会名流是有好名声的。《三国演义》也是把陶谦当正人君子来宣传的，从这两点来看，社会名流九江太守边让是有理由与徐州陶谦这个正人君子交厚，并出兵相救的。如果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甚至还是邪恶小人，那么九江太守、社会名流边让既不会与之交厚，也不会自引五千兵来救。那么陶谦是不是正人君子呢？答案很明确，陶谦不是如《三国演义》中所宣扬的正人君子。其证据有二。其一，《三国志。武帝纪》有这样的记载：“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邳人阙宣聚集几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和他一起发兵，夺取了泰山郡的华县、费县，占了三个主城。由此可以看出陶谦不符合封建社会正人君子的标准。其二，《三国志。陶谦》传有这样的记载：“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琅琊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佞小人也，谦亲任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陶谦背离正道凭借自己的意愿行事，像广陵太守琅琊人赵昱是徐州的名士，因为忠诚正直而被陶谦疏远。而曹宏等人是邪恶小人，陶谦却信任他们。由此也可以判断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既然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那么边让这位社会名流是不可能与之“交厚”的，自然也不会与陶谦报仇。由此可推断曹操杀边让的理由应该是边让“言议颇轻太祖”。而深层次分析，曹操杀边让的理由与曹操为父报仇血洗徐州的理由相同，就是此时曹操还没有明确人生目标。准确的是没有“五霸之志”这样宏伟的理想。因为手上有权，而又没有一个远大的人生志向，所以就没有一个自身约束。那么，那种自小养成的任性就暴露无遗了。现在的边让仅仅是“言议颇轻曹操”，曹操就将其处死了。而后来的陈琳较之边让更恶毒。陈琳在为袁绍讨伐曹操作檄文时，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遍，以致曹操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而后来袁绍战败，陈琳来投降。曹操只是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淡化了。曹操见到陈琳时说：“卿曾为本初移书，但可罪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过去替袁绍写信声讨我，只列举我的罪状就算了，憎恶邪恶应限于我本身，为什么要骂及我的父亲和祖父呢？对此，陈琳谢罪。而曹操是“爱其才而不咎”。此时的曹操较之过去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其三，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曹操败北。赤壁之战到底是怎样失败的？《三国演义》进行了大胆演绎，绘声绘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三国志。武帝纪》却写得很简单：“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从这里看，失败并不如《三国演义》写得那样惨，是“与备战，不利”。撤军也很从容，属主动撤退，是“乃引军还”。但不管是何原因和结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赤壁之战后曹操更成熟，他的成熟不仅是军事上的成熟，而是作为政治家的成熟。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思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此带来行为的改变。由此开辟了第二战场——政治斗争。他的主要精力由对外用武，进行领土扩张为主，转入对内用文，整治内政，加强政权建设为主。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转向呢？我想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从失败中清醒过来，借报仇，屠徐州，虽然报了仇，雪了恨，但差点丢了兖州这块后方根据地。征剿刘表，占了荆州，后却被刘备打败。综合起来分析，这两件事都是自己得意时所干出来的蠢事。因得意而骄狂，因骄狂而忘乎所以，因忘乎所以而失去算计，因失去算计而抱恨终身。征剿徐州，虽然目的达到了，但失去的却更多。为图一己之私，野蛮屠城，虽然报了仇，满足复仇欲望，平息了自己心头的愤怒，但却激起了徐州人的整体愤怒，埋下了更多的复仇种子。赤壁之战失败了，但却明白了对外征战的艰难，尽管自己强大了，但要须知困兽犹斗，自己尽管强大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的程度。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二是袁绍失败的教训使曹操引起警惕。当时的袁绍比之自己，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不知要强大过多少倍！而最终袁绍却失败了。袁绍的失败不仅仅是自己谋划不当，更多的是袁绍自己轻敌而失于“庙算”。只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兵法教条而急于求成。从这个角度上讲，是袁绍自己打败了自己。“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是老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事物发展到最强大的时候，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防。如果不遵循客观规律，就会提前消亡。其三，还有更深次的原因，就是他自己身边的谋士，如袁焕、荀彧、傅干之流给他写的那些奏章，说的那些话，给他触动很大。这也许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傅干对他说了什么呢？《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写道：“却说操将欲起程南征，参军傅干，字彦材，上书谏操。书略曰：“干闻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往者天下大乱，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耳。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愚以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待时而动。今若举数十万之众，顿长江之滨，倘贼凭险深藏，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天威屈矣。惟明公详察焉。”曹操览之，遂罢南征，兴设学校，延礼文士。”这里，曹操对于傅干的建议是全部采纳而且照办。而《三国志。武帝纪》稍有区别，它这样写道：“秋七月，公征孙权”。在此，裴松之注引用《九州春秋》的内容，其内容较之《三国演义》所述的内容稍微多一点。傅干着重表述了“渐兴学校，以导其养性而长其文节。”“修文以济之，而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对于这次傅干的劝谏，曹操是“公不从，军遂无功”。不管是哪种说法，曹操最终还是采纳了傅干的建议。而对于这两种说法，我偏向《三国志》的说法。因为《三国演义》后面还交代了曹操与孙权发生在合肥、濡须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曹操都是无功而返，似乎照应了《三国志》中“公不从，军遂无功”这句话。由此，曹操似乎更加明确了“吴有长江之险，难以取胜”的论断，因而笑纳了傅干的建议。当然持傅干此说的还有袁涣，也许，袁涣说的话更容易打动曹操。
袁涣是怎么说的，在转述袁涣的建议之前，先说袁焕涣这个人说话为什么会更易打动曹操？袁涣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名，以致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这个人对曹操的影响很大，曹操对于袁涣的感情有别于任何人。袁涣死后，曹操为之伤心流泪，而且赐谷两千斛。写了两张手令，一是用国家仓库中的谷物一千斛赐给郎中令家的；一是用曹操家的谷物赐给郎中令家的。为什么曹操要写两张手令？对此有人大惑不解，曹操解释说“用国家仓库的谷物依据的是国法；用我家的谷物，因为他是我的亲密老部下啊！”意思是说，袁涣既要依照国法给予奖励，依照曹操对于袁涣的个人感情更应奖励，所以，曹操分别写了两张手令，分别从国家与个人的角度上对袁涣予以奖励。可见曹操对袁焕的器重与厚爱。在我看，曹操之所以如此器重袁涣，与袁涣对曹操的影响有关。《三国志。袁涣》的内容不多，其表现袁涣治国的内容占了大部分。
第一处是：袁涣对曹操说，兵属于凶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用道德去进攻，用仁义来征伐，加上安抚民众，为他们除害，这样做了，才可以与他们同生共死。自从天下大乱以来，已经十多年了，百姓希望安定，而比吊起来的人渴望解救还迫切，为什么？我想大概是政治失去了正道吧。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救世，所以世道乱了，就用大义来规范它。世民虚伪，就用质朴来克服它。世道不同，事势变异，治国的方法也应不同。这是不能不明白的，制度的损益，古代和现在是不一定相同的，如果怀着对天下广施仁爱之心去拨乱反正，虽然以武力平定叛乱，而又用道德来帮助，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您的明哲超出常人，古时候那些用来获取民心的措施，您已经尽力试用了，今天那些失去民心的教训，您也全部借鉴了，天下依仗您得以免除了危亡的灾祸。然而民众还不懂道义，希望您用道义来教诲他们，那就是天下太平了！曹操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袁涣被任命为沛郡的南部都尉。还有一处就不在此赘述了，大家可以读《三国志。袁涣》传。
荀彧怎么说。对于曹操来说，荀彧是任何一位谋臣都不能取代的。尽管荀彧被曹操设计害死了，但荀彧对于曹操的影响与贡献是挥之不去的。《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用《魏氏春秋》中的内容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很显然，荀彧希望大兴儒学，对此，太祖嘉纳之。
综合这三个人的论述，概括一点，就是只有孙、刘未被消灭之前，应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具体措施就是傅干、袁焕、荀彧等人所提的建议。这些建言与论断对曹操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影响有三点。
先说其一，曹操征战张鲁，占领汉中之后，主簿司马懿进曰：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取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对于司马懿的进言，客观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曹操反曰：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对此，刘晔也进言“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操以“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为由，仍按兵不动。曹操在如此良机前为何按兵不动，并不是不想取西川，只是心中已有傅干“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的规劝在先，有袁焕的“民众还不懂道义，希望您用道义来教诲他们，那就是天下的太平”之言在后，还有荀彧“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在耳。于是，曹操放弃了西进。当然，此时，更为重要的、更为深刻的是曹操的心迹发生了变化。尽管已是暮年的曹操，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尽管是伏栎的老冀，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暮年的烈士，不已的壮志是什么？这伏栎的老骥，千里之志是什么？这是曹操讳莫如深的，也是曹操那些鞍前马后的忠诚部下心知肚明的。所以，曹操才按兵不动。曹操的按兵不动，只是对西川而言，曹操对整个东汉政权已是韬略在心了。
再说其二，傅干等人的建言不但使曹操在军事行动上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方针政策上很受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具体影响。这一点《三国志。武帝纪》多次讲到这方面的内容，现摘录一例，“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这处内容说得很明确了，“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挑选当地优秀子弟来教育，希望先王的道义得到传承，使之有益天下。与傅干等人的论述完全一致。曹操的这些做法与主张无疑是他那“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其三，袁绍父子的教训，曹操是历历在目。曹操以袁绍父子为鉴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曹操相对袁绍来说，无论经济还是军事，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最后曹操却打败了袁绍，并非仅仅是曹操善于人谋。其主要原因是袁绍因自己的强大而蔑视对手，忘记了困兽犹斗的教训。只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兵法教条，急于取胜，而忽视了“庙算之策”。袁绍集团谋士虽多，也不乏杰出人才。但正因为谋士多，主意也多，袁绍决策时取舍失当。应了“军师多了易翻船”的教训。有此教训，所以曹操对赤壁之战失败进行深刻反思。赤壁之战后，对外扩张，特别是对孙、刘用兵变得更为谨慎。不能说与此不无关系！这是其一，当然更深刻的是袁绍死后，袁氏兄弟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使曹操坐收渔人之利。对此，曹操花费心思作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曹操也有如同袁绍一般的问题。袁绍在袁谭与袁尚这两个儿子之间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曹操也在曹丕与曹植这两个儿子之间谁为继承人徘徊不定。袁绍给曹操最后的教训不是官渡之战失败给曹操，而是袁氏权力移交的问题。根据封建社会的既定原则，袁谭是当仁不让的合法继承人。而要命的是袁绍喜爱袁尚的美貌，再加上夫人刘氏屡屡表示袁尚有才，更坚定了袁绍立袁尚为继承人的决心。这个计划只停留在“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置”这点上。对于这一点，《三国志。袁绍》中裴松之注引用《典论》做了明确交代：“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袁绍生前死后，悬而未决留下的后遗症就在这里。因为悬而未决，给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其危害犹如沮授所说：“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得，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袁绍没有听从沮授的建议，而且：出长子谭为青州。其理由是“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这种想法很不错。一是让诸儿各据一州，保证了权力的家有制，二是让诸儿在工作岗位上锻炼，平等竞争。可惜的是袁尚却终究还是留在了袁绍的身边，袁绍死后，袁尚近水楼台先得月。审配等将其捧上了继承人的位置，当袁谭赶回家时，黄花菜都凉了，继承权力无望，袁谭封自己为车骑将军，企图掌领军权。事情并不是就此打住了，由于在位时，袁绍招揽了很多名士，这些名士，袁绍又没调理好，他们各为自己打算，至少在袁尚与袁谭之间形成了两派。一派如审配、逢纪之流，他们与袁尚是走得近；一派如辛评、郭图之流，他们与袁谭走得近。这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防止遭到对方暗算，他们围在各自的主人身边，尽出馊主意。怂恿这两位亲兄弟刀剑相向。最后，曹操这个渔翁捡了便宜。这个眼前活生生的教训，也使曹操反思迅速，果敢的做了两件事，迈出了伏枥老骥，千里之志的第二步。
第一件，经过长期考察以及秘密问卷调查和私下征求意见，迅速做了决定：立曹丕为太子。断了曹植的奢望。对于曹操所做的长期考察，秘密调查，私下征求意见这些事，《三国演义》中都有讲述。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不陌生，就不再赘述了。
曹操从袁绍的教训中着手去做的第二件事那就是一件令人褒贬不一的，捉摸不透的事。这件捉摸不透的事就是袁绍死后，围绕袁绍两个儿子袁尚、袁谭身旁而形成的两派之间的角逐权力而展开生死肉搏。由此，导致袁绍创下的基业全部化为乌有。有了这一教训，给曹操带来的启示，以致促使曹操为了权力的巩固，为了权力的安全过渡，为了曹魏集团的千秋永固，对围绕在皇权身旁的敌对分子，对寄生在相权身上不安分子进行了血腥镇压。
如对那些东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铁杆保皇派进行了残酷镇压。“衣带诏”事件，不但处死了董承、太医吉平等主谋，株连九族，而且设计剿灭了马腾父子三人。“伏皇后”事件残酷镇压了伏皇后及其父伏完，而且其兄弟皆伏法。后来汉太医令吉平之子与少府耿纪、司职韦晃等造反，曹操都予以了血腥镇压。《三国演义》根据这段文字进行了大胆演绎，（见《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
在相府内大力整治异己分子，或是自己认为不可靠分子等不安定因素。杀害了杨修，设计逼死了忠心耿耿的荀彧，以腹诽之罪处死了正直的崔琰，免了为官清廉、正直的毛玠的官。
经过以上种种努力，曹操这位伏枥老骥，千里之志迈出了一大步——从魏公到魏王。由此“人臣之贵已极，威望已过矣”。由此曹操为之奋斗的“千里之行”画上了句号。不过，可惜的是曹操最终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将自己永远定格在宰相之位上。对此，曹操本人不但感到心满意足，而且还沾沾自喜。“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曹操看来，自己把住了底线，不但是自己的大幸，而且是国家的大幸。但在我看来，曹操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也许是他自己的大幸。对于国家也许是不幸，对于历史也许是不幸。如果能“宜将剩勇追穷”，让一个没落的王朝迅速没落，不但会加速历史的进程，也会给一个民族带来生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曹操到底是奸雄还是英雄，《三国志》作者陈寿早有结论。说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对此，我有话要说，如有兴趣，请看下一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