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李一超奉命调到南昌市，在****江西省委机关工作，这时的李一超化名姓高，和扮作教师的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成了一个家庭掩护机关工作。
李一超白天操持家务、教养宁儿，晚上抄写或油印文件。
在外人看来，他们是一个普通人家。就这样，秘密地过了三个月。
1929年11月23日，江西党组织及其下属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300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李一超侥幸逃脱。
那天夜里，小王去省委机关开会。半夜已过，小王突然跑回家，抱起熟睡的宁儿，塞到还在处理文件的李一超的手中：“快走！出了叛徒，省委机关已被破坏。敌人已经追来了。”不等李一超说话，就把一超推出后门，自己转身回到屋里烧毁文件。
因为走得匆忙，没来及给宁儿穿衣裳，李一超只得用被单、褥子，把宁儿简单地包起来。又担心王宏的生命安全，便在后门外等着。突然传来了敌人砸门的声响，听起来好像有十来个特务追来了，敌人冲进房屋，悉悉索索的脚步声，敌人的吼声，桌椅的挪动声，接着传来了一阵枪响……李一超不敢再停留，抱起宁儿拼了命地在漆黑的夜里往前跑。
很久以后，李一超才知道，在省委开会的时候，叛徒领着军警把会场包围了，小王翻窗逃了出来，本来可以脱险，因为担心李一超母子的安全，又怕机密文件落在敌人手里，就径直奔了回来。当他烧着文件的时候，敌人已追到门前。
李一超不敢回头，此时的天空飘着小雪，无尽的黑暗，根本辨不出方向，看不清道路。
四周是浓密的透不破的黑暗，张牙舞爪像一个怪兽试图吞没李一超。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是惶恐着深一脚浅一脚不停地往前跑着。
雪越下越猛，地上积了很厚的一层雪。人踩在软软的雪上，脚都拔不出来。就这样拼了命地跑了好久，李一超才发现：已经跑到野外来了。发白的地方是路，发黑的地方是田。
结冰霜的路很滑，李一超不时摔倒，一只鞋也掉进水田里，她根本顾不得去捡。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求生的欲望迫使她不停地往前跑，担心敌人追来。她必须摆脱敌人的追捕，火速赶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的事情，营求那些被捕的同志。
李一超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在路边一块盖满积雪的石头旁，她精疲力竭地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雪花不停地飘落，而且越下越大。现在，李一超才觉得风雪扑面，刺骨般疼痛难忍；腿脚已由剧痛变得麻木起来。李一超清楚，自己再不起来活动，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雪人，冻僵在石头上。
于是，李一超艰难地站了起来，蹒跚地朝着前面一簇黑森森的树丛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前面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深夜，人生地不熟的，李一超不敢贸然闯进村庄，引起他人的怀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靠近村庄的场地边一堆草垛旁，李一超蹲了下来。用力拔出一把稻草，铺平，把孩子放在谷草上，舒展一下酸痛的胳膊，把皱成一团的床毯折成四叠，重新把孩子包好。
熟睡的孩子被冻醒了，哇哇地哭起来。她赶紧把宁儿依偎在自己的怀里，又扯床单盖住孩子的头，以防哭声惊扰附近人家。为了取暖，在草垛里掏了一个洞，李一超抱着孩子钻进草垛。
拂晓前，雪渐渐小了，天渐渐地亮了，四周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村庄里不断传来雄鸡啼鸣的叫声。
李一超从草堆里爬出来，抱着孩子向村里走去。
宁儿因为饿了，拼命地啼哭，一边哭，还一边不停地咂嘴巴。
李一超走到村头，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大娘正在清扫门前的积雪。她急忙向老大娘求救，想讨口水喂喂饥渴的孩子：“我进城去找孩子他爸，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把钱和衣物都抢光了。”随后，她低声补充道：“好狠心呀！连孩子身上的新棉袄都给脱去了。”
老大娘心地善良，见李一超端庄的相貌，不像是个坏人，顿生恻隐之心，将母子俩让进家里，烧火给李一超烤衣服，锅里稀饭煮熟了，又给一超盛了满满一大碗，请母子吃了一个热呼呼的早饭。李一超僵硬的身子终于有了一股热气。
听说李一超要去九江，老大娘也不含糊，连忙找来一根绳子，帮她把孩子背在背上，便于行走；送给她一截竹竿撑路，以免滑倒；还给她找来一双旧鞋，换下了只有一只鞋的鞋子。
李一超含着热泪告别了亲人一般的老大娘，匆匆地又上路了。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了赣江边，正好有运粮的船要去九江。
“船老大，我要去九江找丈夫。来的路上遇上劫匪，钱和包都被抢走了。我这里只有一块怀表，麻烦你行行好，载我们去九江吧。”李一超向船老大求饶。
老板看了看这个年轻的女子和她的孩子，接过怀表估摸了一下，同意李一超和宁儿上船，船费就是一块怀表。可怜和同情李一超母子的遭遇，拿了一床破被子给她和宁儿御寒。
到了九江，李一超已身无分文，但她必须赶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的消息，以免给党组织和同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牺牲。在她的央求下，几个船员用小船将李一超送到开往上海的大船旁。
趁着人多拥挤，李一超抱着宁儿翻上了大船，钻进了客舱，躲过了买票这一关。在一个中年妇女的旁边寻了一个位儿。
“大姐，你去上海？”
“是的。我去上海。你呢？”
“我也去上海。”
“小孩有一岁了吧？”
“还不到一岁。”
“你去上海干什么？”
“我去上海找丈夫。路上遇到土匪，钱和行李都丢了。”
“我也去上海找丈夫。都是苦命人啊。我这倒还有点干粮，要不，你和孩子都吃点。”
在船上，李一超和一个到上海寻找丈夫的中年妇女拉上了家常。中年妇女非常同情李一超和宁儿的遭遇，时不时将自己携带的烤饼、馒头等食物分一部分给李一超母子，才使他们勉强度过了两天的航行生活。
船靠岸的时候，船上的人开始一人一人验票下船。李一超既没票又没钱，被扣了下来。李一超谎称到岸上找到家人给钱，船老板将信将疑，便派了一个茶房跟着，并叮嘱茶房拿到钱再回来。
李一超既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中央机关的地址，又要给茶房一个交代，她不得不带着茶房穿街走巷，哪里偏僻就管哪里钻。她走得很快，想寻机摆脱茶房。但茶房却很老道，早就识破了李一超的计谋，紧紧地跟着李一超。
这时，李一超急了，她走到马路边，学着小时侯曾听说过的江湖上“扯谎坝”要钱的法子，决定卖儿筹款还船钱。
于是，李一超学着旧时穷人卖小孩的样子，拣了一根稻草，挽了一个草圈，插在宁儿的脖颈上。坐在街沿上，叫卖孩子，引来一大群看热闹的群众。
李一超哭诉着说：“卖亲生儿子，卖亲生儿子。我因投亲不遇，又遭土匪抢劫，没法子活了，只好卖掉这唯一的亲儿子。请大哥大姐帮衬帮衬。愿买的，请给大洋一百元。”一百元大洋在当时的上海是一大笔钱。李一超并不是真的想卖掉儿子，她估摸着这个价钱能招来围观者而又因高价能把围观者吓得止步，不会真的把儿子卖掉。围观的人都在议论李一超母子的不幸遭遇。巡捕走过来，赶散了人群。
李一超又另换个地方，如法炮制。
茶房见李一超母子俩实在拿不出钱，见人家卖儿子来还船钱，只好怏怏转身离去。待茶房走了，李一超才抱起孩子赶到长沙湘记住下来，然后给郑奂如姐妹打电话，结束了这次逃难生活……
在革命中，李一超和宁儿相依为命，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很多时候，众人，特别是女性，都可怜一个孤身女子带着一个小孩，纷纷向母子俩伸出了援助之手，母子俩才能从一个个的险境中化险为夷。
但是，几次险象环生的经历，让李一超不得不好好考虑宁儿的安置问题。带着这个孩子，这样进行革命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总是这样下去，将来不但不能保护这个孩子，而且很有可能要危及到她的生命。
李一超更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士，承担起社会责任，因此她觉得自己没法扮演好一个母亲角色。宁儿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不可能依然跟着李一超东奔西走，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因此，她打算给孩子找一个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她琢磨着给宁儿找一个新爸爸、新妈妈、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