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工地上的全体成员就开始去镇上的派出所办暂住证。那天阳光炙热，田地里的麦子已经开始抽穗。工人们有步行去的，有坐三轮车去的。三轮车上挤满了人。由于害怕道路坑坑洼洼车子摇摇摆摆地把人给颠簸出来，在三轮车的四壁上竖起了高高的木板，人们被包围在里面，一个挨着一个，你搂着我我抱着你，这个亲住了那个的嘴巴，那个咬住了这个的耳朵。刚走没多久，瘸三又停下，命人去拿了条绳子，绕着四周把木板又重新加固了好几道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我是第三拨三轮车回来接的，虎子开车，我被扔到了兜子的中央。虎子还是第一次拉着这么多的人，刚开始还慢悠悠地不敢开，开了一段路之后，就开始猛踩油门。人群开始晃晃悠悠的，如同翻滚的波浪，如同煮沸了的水一样翻腾起来，我的脚早已被挤到了半空中，我觉得我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不断地有伸到路中央的柿树梨树苹果树的枝杈在我头上扑扑楞楞的打着，打得我晕晕乎乎的像是在做梦。在越过一个大土包时，车子猛地一颠，我就被抛到了半空中，我觉得我就像是一滴脱离大海的水珠一样，浑身轻飘飘的。我伸手一抓，抓住了一根斜伸到路中央的树杈上，三轮车早已一蹦三跳地走了。这时，我看到梨花和小倩正手拉着手朝这里走来，我就一松手落到了地面上。
什么时候变猴子了，爬到树上干什么？梨花打趣我说。我就笑着拍了拍脑袋。小倩说，你也是步行来的？你怎么不坐车？我向远处一指说，刚从车上下来，透透空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树杈打了脑袋的缘故，我对那一天的记忆也模模糊糊的像罩着烟雾。我只记得我们三个走了很长的路，一路上，梨花和小倩都在说说笑笑，好像还提到了我。我总是故意放慢脚步想看看她们走路的样子，尤其是想看看她们的屁股，一个像尖尖的青苹果，一个像熟透了的红苹果。
初次之外，我还记得派出所门口长长的队伍，像条疲惫的巨蟒，缓慢地蠕动着身子。一个穿一身白衣服带着白帽子捂着白口罩的人，拿着一个锋利的针管，在我的指头上抽了一管子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戴着黑帽子捂着黑口罩的人，拿着一把大剪刀，在我头上噼里啪啦地剪了一通，却只拿出了一小撮头发装到了一个透明的容器里，后来，咔嚓一声，我被照了一张相，那张相就挂在了我的脖子上。
瘸三说，那张相就是暂住证，必须时刻带着，以防备警察再来个突击检查，吃饭的时候要戴，睡觉的时候要戴，打麻将的时候要戴，大小便的时候也要戴。瘸三还委任富才负责监督此事，他胳膊上套了快红布，整天在工地里溜溜达达的，牛逼哄哄了好一阵子。
过了两天，瘸三不知从哪里拉来了一车方便面箱子，他命人把纸箱子拆开了平铺在地面上，然后用剪刀剪成了一块块扑克大小硬纸片。在纸片的反面写上出入证，正面写上佩戴者的名字以及所属工种，比如，出入证，张三，斧头帮小木工一名。瘸三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一个说，这个证要和暂住证配合使用，以后凡是进出工地的，除了出示暂住证之外，还必须得亮一亮出入证才行。他把这项监督工作交给了磨叔，还在工地大门口设了一道栅栏，搭了一个棚子，磨叔也搬到了棚子里住。一时之间，工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井有条的军事化管理局面。
遗憾的是这种局面没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因为不久后工地上又恢复了没日没夜热火朝天的体力运动，暂住证和出入证的事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次，斧头帮的一个小木工正慌慌张张地背着方木跑时，牌子上的绳子却挂在了一个扣件上差一点把他勒死。从那之后，人们就再没戴过。磨叔又从工地门口的棚子里搬了出来，富才也扯下了胳膊上的红布，重新开起了搅拌机。
有一天，我上厕所拉完屎后擦了屁股正要把手纸往下扔时，猛地看到我的出入证正躺在茅粪汤里，牌子已被粪水浸的湿塔塔的，上面还模模糊糊地写着，羊蛋，无帮无派小工一名。我顿时一阵气愤，就飞身出去搬了一块大石头朝着无帮无派那四个字猛地一砸，只听扑通一声，粪水溅起老高。
隔壁女厕所里突然尖叫了一下，一个女人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就跑出去大喊，快来人呐，有人掉茅坑里了。人们都跑过来朝茅坑里看看，又看看我就垂头丧气地走了。
后来虎子对我说，他还以为是老李掉下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