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的结束
五月的春天，偶尔能看到彩虹，那是天上。地上是老鼠吃蛇，蛇吃老鼠。
遇到了这种意外，形势变无法抉择。管仲在营帐中思考，是打？是和？打就意味是血流成河，尸骨遍野，未知的胜负。他不能冒这个险，这也不是他的初衷，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很久以前听到的百姓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他忽然在思考自己的抱负到底是什么，一堆白骨上伟大的旗帜？一座万年的丰碑？后世称道的伟业？都不是。他记得他的理想：他是为齐国的社稷而生！社稷是什么，是人民，是土地上的生命，为了他们的存在！他此刻希望“和”。
或许，后世的人们不断地在称道秦始皇的伟大，是的，的确这个暴君创造了一个帝国，但那是对于历史的伟大。然而，如果你可以选择回到过去，你是愿意做管仲时代春秋的子民，还是愿意做暴君统治下的臣民？秦始皇是为自己创造的帝国，不是为了别人，所以，他死了，随之，帝国灭亡了。这些都是画外之音，很庆幸活在现代，没有战争。
管仲希望“和”，他知道楚国最终可能也会选择“和”，他们也不敢轻易打这场两虎相斗的战争，而且这是在他们国土境内。可是，从历史的角度，管仲也曾想过，“打”也是另一种胜利，虽然两败俱伤，但可以从此削弱楚国的国力，使它无法发展成为第一强国。对于历史来说，管仲终究要老，要死的，他死了，楚国强大了，那么那时候的齐国还能否抵挡得住楚国？齐国可能就要反过来臣服于楚国。
说白点，“和”有利于齐国的现在，但不利于未来。“打”有利于齐国的未来，但不利于现在的霸业。看起来很难抉择，其实，很简单，现代人只能选择现在，未来是史料未及的。
最后的对决
《左传》中记载大军像把锋利的剑挺进到陉山之后，楚国方面已经有些害怕，于是，就派出了一个全权代表屈完，来观察目前楚国所面对的形势以决定战与和。
齐桓公问管仲怎么办？现在这位国君的脑袋里已经完全没有头绪。
管仲说：“既然楚国派遣使者来，必然有讲和之意，但举棋未定，故派遣使者以观虚实。开战，双方都不利，不如以威严示之，使楚臣服。”
于是，齐桓公召集八国首脑，摆开几十里的军队，彩旗飘飘，何等威严，何等壮观，迎接楚国使者屈完的到来。
楚国大臣屈完是个比较能干的人才，楚王能派此人来，并让他随机应变，也正说明了这点。而且此人和后来的屈原是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屈氏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楚国有很高的地位，不过，屈氏的人太过于为社稷，不太懂得官场上的关系，屈完也是这么个人。
屈完一到大军驻扎地，看见如此威严壮观的军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震惊，内心是对敌人这样的实力感到担忧的，但很镇定地回答了齐桓公的一番炫耀的问话。这段对话也算是经典，据实记载在《左传》中。
“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不榖是诸侯对自己的称呼，如同寡人。
大意是：齐桓公说：“此次来征讨并非是为了我的利益，而且大家继承“先君”的遗愿，尊王，楚国不如跟随齐国一起尊王，安抚四方？”
屈完回答：“您对天下的所作所为也都恩及到我们的社稷，能够让楚国加入，是我们的荣幸。”
齐桓公有些得意地说：“你看，以这样强大的军队去打仗，谁能够抵抗啊？去攻城，哪座城池不破？”
屈完不甘示弱地回答：“您如果是以德来征服天下，天下谁敢不服？您若是用武力来征服，楚国有方城这样坚固的城池，有汉水这样的天险，虽然百万之众，也未必能取胜。”
如此不屈服于强权的臣子，这不由让人想起文天祥，想起那些不屈服的忠臣。即使是如此不屈，但终究也犯下了一个臣子的忌讳，擅自做主决定和齐国讲和，虽然楚成王有赐他随机应变的权力，但此等大事臣子擅自做主是忠肝，但作为最高决策者不免心有不满。
屈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齐国所以能成功的根源，是以德服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齐国未必就能指挥在周王朝的天下都平级的诸侯，未必能使天下之人臣服。
齐桓公听到这样的直言，无话可说，心中油然佩服。
于是，在召陵，屈完代表楚国与八位诸侯结盟，盟主是齐桓公——中华民族在混乱的春秋时期第一个把周王朝离散的人心团结的霸主，他的塑造者管仲凝望着他心中最远的这块目的地，盟台上，屈完代表楚国臣服了，一个强大的蛮夷，最大的对手，被轻轻击倒了。
公元656年秋，远征大军打道回府，以楚国臣服而告终。
管仲眼中的一滴泪落了下来，仰天感叹：“天不佑夷吾！”就好象他当年困在马背上迷了路的感慨，那时候他好象是二十五岁，现在他已经七十了。再也不可能削弱楚国的力量！再也不可能远征了！他深深地意识到他的霸业征程到了最高的极限。
他真的老了，落叶里的风吹拂着他，感到颤动的寒意！
大部分史学家都认为公元651年，也就是五年之后的那次盟会是齐桓公霸业的鼎盛，因为这一年周王室在盟会上赐给齐桓公祭肉，“加老，赐一级，无下拜”，也就是爵位已经到了当初周公那样的，而且有上方宝剑的作用，这的确是一个人名利的顶峰，但说是事业的顶峰，那就错了。
真正事业的顶峰是打败最强大的对手的那刻才是，在这年，公元前656年，楚国臣服了，这是管仲整个霸业的历程中唯一一次击败对手，虽然效果没有达到他设计的那样，但也算是小胜，之后，这个强大的对手“沉默”了，但只是“沉默”了一小段时间，就再次起来活动，后来，这个对手根本就没有再参加过任何一次盟会，包括那次周王室赐祭肉，也就是说这个对手只在公元前656年服输，之后就没有再臣服。就像拳击台上，只有那场击倒最厉害的对手的那刻才是你人生的颠峰，之后就永远是平局，即使你的总分拿到了冠军，那也不是真正的胜利。
凄凉的凯旋
庞大的军队飘着彩旗，绵延数十里的战车，奏着凯歌，初秋的凉风吹拂着人心中的喜气，这是在公元前656年，湖北北部地区，中原伟大的霸主齐桓公率领八个诸侯国的军队征讨楚国，降服了这个南方强大的蛮夷、齐国最大的对手。
可是，作为整个霸业的操纵者、齐国的宰相、春秋时期第一个伟大的人物管仲内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失落，他转身回望了一眼楚国。那是他等待了七十个年头的顶峰，刚刚踏上去，现在要离开了，以后再也踏不上那个顶峰。他的意志在此刻像一座庞大的冰山开始融化了，虽然还那么坚硬，锋利。
公元前656年，齐国精心谋划了许久的“伐楚”大计被人泄密，险些惨遭失败，最终，凭借管仲的机智，以楚国表面臣服告终。然而，两个强大的势力并没有实质交锋，所以，齐国的胜利也只是一张宣告天下的白纸，没有真正挫败强大的对手楚国。
然而，这样的远征没有成功真的那么重要吗？就这么一次失利会寓意什么呢？有句老话：外行人看戏，内行人看艺术。政治的艺术，一个关键的着色没有成功，整幅画就面临着毁灭，只有极力地把维持下面的着色的完美性，才可能使这幅画保存下来。
管仲就是这个画家，从离开楚国的那一步开始，他的使命就是维持齐国的整个霸业。
一失二鸟
但是，刚刚踏出楚国，就出现了两件事情增添了远征归途的不快，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测——这个归途在许多人的内心的确是凄凉参半，特别体现在齐桓公身上：
第一件事情是归途的路径问题，也就是说从哪条路线撤回本国，按理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阻碍，当然是从哪条路过来就从哪条路回去，这个事情本来不需要去怎么考虑的。可是，陈国的大夫辕涛涂为这个事情面见齐桓公，说出了这么一个想法，认为齐国如果率领大军从东面延海撤回本国，一，可以让东面的蛮夷各国看到中原霸主齐国的威严和强大，对于他们的一中震慑，二，可以观察东面各国对齐国的态度，以便“对症下药”，知道该治理哪些蛮夷小国。
恩！齐桓公当时一听，对这个建议很赞赏，是个好主意，可以一举两得，所以，打算改变原本北上从郑国和陈国撤回的路线，从东面顺道去“观察”东边的蛮夷。
但是，当这个建议刚要定下来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谁呢？郑国的申侯，这个人原本是楚国楚文王的宠臣，楚文王死后，怕自己先前做的一些“小人”之事引起新的政府不满，类似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臣和绅，所以，楚文王下葬不久后，就跑到了郑国，跟了郑厉公，擅长拍马屁，又得充于郑厉公和郑文公。
他来干嘛呢？也是为了撤退的路线，《左传》中有说明他面见齐桓公的原因：“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於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於东方，观兵於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陈国大夫因为齐国率大军从陈国经过，陈国要承担他们的军事开销，所以，想出一个主意，把主意告诉给郑国的申侯，想让他一起建议齐桓公从东面延海撤回本国。
然而，申侯跑来跟齐桓公怎么说的呢？他唱了一个反调，说现在远征的大军已经疲惫不堪，如果从东面回去，一旦遭遇蛮夷袭击，恐怕会有很大的损失。如果从郑国和陈国撤回去，两国不仅可以资助军费，而且又能安心回国（师老矣，若出於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於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
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豁然明白，对先前陈国大夫辕涛涂出的主意十分恼火，心说原来你在害我。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这里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疑点：用得着把辕涛涂抓起来吗？就因为出了一个看似不好的主意，这似乎不是齐桓公明君的作风。
暂时不说辕涛涂和申侯谁忠谁奸，就这两条撤回的路线来说，陈国大夫辕涛涂的建议并不见得是错误的，郑国大夫申侯的建议也未必是对的，其实，他们各有利弊。
从东面延海的路线撤回，利在可以“观兵于东夷”，有利于控制东面的局势，这是正确的战略手段，弊在大军劳累，万一遭遇敌人，会造成损失。
从原路撤回，利在可以得到军费的资助，粮食的补给，安心回国，弊在无功而返，使整个远征起不到任何效果，包括伐楚。而且，有失“仁义”，齐国的对外政策一向是“多给少拿”，现在没有真正击败楚国，又要诸侯补给，诸侯必有怨言。
由此看来，两条路线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再分析出主意的两个人的心理，陈国大夫辕涛涂是出于为本国利益考虑才出主意，想要让齐国率领大军从东面延海撤回，陈国可以不用给大军花费补给的钱财，忠于国家。那么，郑国大夫申侯呢？表面上，看去是大公无私的样子，损害本国利益，讨好齐桓公，为了什么，讨好霸主能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自身的利益，升官发财之类的。后来，申侯能把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邑”改造成“城”，就足以说明其贪财好利的小人本性。
这样的小人，齐桓公没有看出来也就算了，可是，还要去抓陈国大夫辕涛涂，他有什么大罪呢？对于坚貂、易牙那样的小人都无法挑拨的明主齐桓公，现在却在这样明显的事情中被挑拨了，这可是齐桓公首次昏了头，可见他在伐楚遭受意外和失措中闷闷不乐，六神无主，压抑的情绪才会因那么点小事爆发出来，所以，一怒之下，抓了辕涛涂，损害了他一直以来明君的形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偶然，是历史的一个趋势，骄傲冲昏蒙蔽了他的头脑，就好象穷人变成有钱人之后就不再那么勤奋善良，齐桓公不再是当年那个刚当上国君、谦虚地听管仲大论的年轻小伙，他的大脑已经开始走向历代君王年老之后的糊涂和昏庸。
因为此事，齐桓公甚至还率领大军去讨伐陈国，陈国遭受了春秋史上最强的一次讨伐，参加讨伐的诸侯国达十个，陈国成了“冤大头”，《左传》鲁僖公四年经记载：“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发生了这样卤莽的行为，作为齐国的军师和霸业的挥写者管仲在做什么呢？他当然没有坐视不管，虽然我们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他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但从“陈成。归辕涛涂”的记载可以看出，齐桓公已经逐渐悔悟，史学家认为是诸侯劝齐桓公才放了辕涛涂，否则，以十国大军怎么可能没有给陈国造成多大损失呢？当然，这是个事实，但是，能够劝导齐桓公，没有几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的也唯有管仲，他总是替自己孩子收拾残局的父亲。
三十年的霸业征程中，齐桓公第一次在行为上出了轨！
第二件事情就是许国国君许穆公的逝世，发生在远征军的归途中，可以说死在军中，死在为齐国霸业的征程中，这让齐桓公感到悲伤和愧疚，自己的“老战友”，跟随齐国多年。许国是自公元前678年“幽”盟会上就投入齐国阵营（许穆公死时公元前656年秋天），虽为小国，但二十多年来对齐国也算是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就好象当年的邾国国君邾子克那样，如失臂膀。
现在的邾国已经不像当年邾子克为国君的时候那样尽忠于齐国，所以，许国国君许穆公的死，让齐桓公再次感觉到失去了铁杆的“兄弟”，悲痛不已，将许穆公“葬之以侯”，按照最隆重的礼仪，在周王朝的制度中“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安葬的仪式按照“加二等”来举行。
可以说整个归途简直糟糕透顶，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失二鸟”。齐桓公冲动之下，抓了陈国大夫辕涛涂，陈国虽然表面上请罪，但内心必然不服，特别是辕涛涂，他是受小人所害的，然而，作为霸主不能审视曲直，人心自然离散，等于失了陈国的人心。其次，许穆公的死基本上就会像当年邾子克的死那样，许国不会像先前那样忠心于齐国，等于失去了许国。
所以，整个归途从史料上读起来显得那么压抑和不快，甚至有些凄凉。
接着，管仲的人生走向了第四段，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645年，这是他人生最后的日子，在千变万化的天下局势中，不断地维持着齐国的霸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