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我从榆林要塞区调往HN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科文干事。从此离开那美丽的榆林港湾,我的内心是多么的不舍。但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且又是人往高处走。这样的机关有多少军人想进都进不了。而这对于我的素质的提高和前途的发展又应该是向好的。
HN军区政治部机关地是在HN岛的大都市HK市西区,营院森严,由高高的围墙包围着,大门有两个哨兵守卫。院内虽然很安静,但比不上榆林要塞区的营院环境。除了办公大楼是新楼外,其他的营舍和家属区的房子都很陈旧。院内的植被也不是很茂密,椰子树和菠萝蜜树等显得稀稀拉拉,从宿舍上班到办公室还要走上几步泥土路和晒着太阳。园林的布局显得很粗糙,也有一些荒芜。办公区和宿舍区、家属区还没有区隔线和遮挡墙,杂物、鸡棚和一些篱笆围子都在机关院子的视线之内。给人一种大杂院的感觉。但是在这里上班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这里不好。因为这里是一个军级单位的政治机关,这地儿还坐落在HN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院外相邻的还有和这里差不多的司令部机关。到了这儿,你还想往哪儿跳唉?广州、BJ?那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那么,你就将就点儿吧。
我刚到HN军区政治部机关那会儿,安排我住的宿舍是以前的一间老办公用房,房间里堆放的一些旧办公用具占去了大半个空间,我的空间就只能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桌。走进这间房子,我恍惚是在角落里呆着。当然这要比起基层军官来强很多倍,但这又和我心目中的军级机关是那样的不相称。虽然后来秘书处给我转换过几次房,但都是旧的小小的单身宿舍间。那时我已经拖妻带女了,一小家子烧菜做饭也就只能在那屋檐下。
我一个26岁的年轻军人,是怎么调到HN军区政治部的,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也不方便问为什么。就像我在连队当兵,两年多提干为营部书记,三个月后又调到师机关,这会儿又调来军里了,坐飞机似的,谁也弄不情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俨然坐在一条上水船上,有人在前岸拉纤,有人在船上撑杆,船载着我航行在那上游的方向。
部队军级政治机关是很锻炼和造就人的。宣传处调我到这里担任的也是科文干事。当时我们一起共事的有三位,谢干事、李干事和我,还有一位分管的副处长。我在这支小队伍里,在老干事和领导们的带领下,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得到了不少锻炼,特别是我的文字功底大有长进。那时HN军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和军地两用人才的培训任务很繁重,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干部没有达到高中学历。所有义务兵战士在退伍之前,都要学习和掌握一门以上到地方就业的基本技能。所以军区干部战士的这摊子事儿是要那么几个人来管。后来干脆组建HN军区干部文化学校,谢干事调去任教务处长,专门负责那一块的教学工作。李干事提为政治部宣传处专管文教的副处长,而科文干事就只有我一个了。于是,所有这条线上的文字材料的事、事务性的事和其他被抓差的事,都成了我首当其冲的事。在政治部上班的每一个干事乃至处长工作量都相当多,讲究的是出成果。管科文教育的处长和干事要拿出全军区的干部文化教育计划和战士“两用人才”培训计划。要组织教材的订购编印分发、师资力量的调配、教学和培训场地的安排、教学器具的配备和保障。这一切都要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还要抓出经验成果。如果你的经验被大军区乃至全军推广,这就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深入部队,不断地调查研究,创新题材,形成文字材料。今天是这个文字材料,明天是那个文字材料。为了能安静地写作文字材料,我们经常是晚上通宵地加班,在白天找点时间休息一下。我在这里上班才真正感到没有轻松过。比如一份文件的下达,从起草、抄正、送审、批签、定稿,到打印后校对、装订、分发,往往是一个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组织处长写一个全军区的工作报告,每年要在部队宾馆房间住上十天半月的,回避一切公务,专心写作。很有一点“闭门造车”的味道。我们这些干事们为了写出好材料,也有“闭门造车”的时候,一旦发现哪个部队的闪光点或者是什么创新,我们就会抓住题材,使劲地挖,拼命地想,把他们的做法上升到一个层次,形成有血有肉有价值的文字经验材料,呈送处、部领导阅批和上级机关转发。我们HN军区的科文教育和“两用人才”培训当时在广州军区是有名气的。在我的笔下还推出了广州军区优秀文化教员的典型。
总之,在你的手上办得成事,拿得出像样的材料,那么你就有了在政治部呆下去的根基,或者是就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在HN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除了干事本职的干事以外,当然也会安排其他一些事干。比如有关全局的工作,一个处干不过来的;还有军区首长下部队要相关方面的随同的;部队中心工作要全面检查的···等等,我们都有参与其中的可能。
一次,HN军区一位新任职的副司令要下基层熟悉部队,政治部的领导也许看我有了点空闲时间,也许别的处室的确抽不出人,就指派我跟随这位副司令下部队。陪同人员中还有一位司令部参谋、一位后勤部助理员,实际上我就好像有一点代表政治部的意味。我想我的担子很重,于是认真细致谨慎地做了很多公文包里的准备。当差这次随从,副司令是从HN岛的西线驱车出发的,然后转向南、向东,最后由北而回。时间跨度是半个月,而下的部队都是沿HN岛环岛海岸线上的各个点。什么师机关、团机关根本就没有去。熟悉、走访的是一些海角、海哨和小岛,是真正的最基层一线的营盘和官兵。我们每到一处,给这里的官兵带去的是他们难得一见的军首长,是他们军旅孤独的兴奋剂,是他们条件改善的希望门。而我深为感触的是,海的角落,就是兵的角落。我们跟随副司令三两人的这次走基层,像是踩海滩、听浪声、望海鸥的梦天涯。由此我也寻觅到的政治部的神经末梢寂寥处,有着撼动般地护卫和神圣!
还有一次,我又被抓差和宣传处的一位宣传理论干事随同HN军区政委视察部队,考察、指导并总结一个部队的有关政治教育的试点经验。我们两个干事一个礼拜就忙在了听取汇报、研究指导和写作经验材料上。我似乎感觉到了我们在军区政委的亲自坐阵下,就是那政治教育的转动盘的操作手。
我在HN军区政治部呆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政治部给我的个人发展前途是一个团里的宣传股长。“股长命令”在团里,但人还在处里干着,后来团里叫的急,处长顶不住了,还是叫我到岗赴任吧。赴任半年多,我就不要政治部管了。
那是1987年3月,广州军区后勤部第19分部(衡阳)政治部主任一行到HN军区参观学习科文教育和“两用人才”培训的经验,军区负责接待的我那个处长把我向那位主任做了推荐,于是,1987年8月,我很顺利地调回了HN衡阳(广后第19分部)。当然我只要在HN军区坚持干下去,我想我的前程还是有的,当个处长、主任什么的,那也未尚不可。但是我对HN好像有一些厌倦,主要是HN的湿热气温一直在我心里和身体中存在着不适,总认为HN好。于是换一个环境,远远的离开那里。回到HN,这难道不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吗?然而,没想到我在军营的官运也就此打止了。
留在我的身后的HN军区政治部,是绝对不会留下对我的记忆的。部队干部的那种文化教育,也许在军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又有谁还有兴趣去寻觅一个小干事的身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