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吉拉的鼻梁比大陆人略高些，略带点鹰钩，还有双大陆人不常见的碧绿色双眼。她的皮肤稍显黝黑，但是那种健康的麦色。她认为这是由于年轻时曾经在烈日下工作留下的痕迹，而更多的人则愿意从她的血统来解释。
人们都说，目前在郑城定居的殷姓一族是大移民时代初从南亚次大陆迁徙而来，本来应该姓“英”。在他们向东北的迁徙过程中，耗费了4年时间翻越了40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跋涉了30多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在到达西部的蓉城时，被那里安逸的生活深深吸引，于是放弃了原来吃咖喱的习惯，开始喜欢上了辣椒。他们在蓉城西北的两个卫星城——郫城和堰城之间的移民安置点开始定居。那里的人一直以来讲话时都不用后鼻音，把“英”称作“殷”，经过数代人后，他们入乡随俗，也将姓氏逐渐都改成了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殷”。
从今年春天开始，殷吉拉步入了45岁的人生轨迹。她认为自己还一直没有怎么准备好，如何迎接自己的中年时光。随着马甘地择业期的临近，她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关注他。相比几年前马晓兰顺利的择业过程，这个小男孩让她有些放心不下。一部分原因是马甘地除了每天看纸书外几乎很少与她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另外一方面，如今的社会似乎与马晓兰那个时期有了更多的变化，年轻人的想法也更加活跃。
殷吉拉出生于郑城地铁自治区的一个大家族里，她有八位叔父和三位姑姑，有五位舅舅和六位姨妈，还有数不清的姑爷、姨婆、侄子、堂孙。自从19岁嫁给马清风后，她才逐步与这些亲戚们疏远了。那时，比她大3岁的马清风已经是《新郑城自由劳动报》的记者助理，刚刚凭借自己的思考发表了独立署名文章——《我们需要是狐狸的梦》，正是凭借此文的影响，他很快将会当选为三号线自由群众劳动党青年团支部书记。
尽管殷氏家族在郑城地铁保留区——这个移民自由启蒙思潮的发祥地——定居多年，殷吉拉的那些姑爷、姨婆、侄子、堂孙们一直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远离一切政治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是暴力反抗，还是和平示威。这个庞大家族在历次改革、战乱、政变、运动中都没有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和黑道帮派，他们只是默默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用金钱这种神奇的力量维持着家族的蓬勃生长。
与很多背乡离井的移民一样，他们来大陆的初始目的主要是淘金——他们相信凭借自己勤恳的劳动和娴熟的商业技巧，一定能够在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地方出人头地；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他们故土的文化、宗教和历史更加自信，希望这些来自血液里的精神营养能够让他们在这里获得尊重并体面地生活。殷吉拉的爷爷殷昌德，更相信前者。
殷昌德27岁那年，被很多人认为是地铁移民自由思潮的启蒙之年。在此之前10多年里，各类移民以及部分要求进步的城市公民开始汇集到地铁区，他们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派别和各类行业协会。在那段时间中，似乎全国各地各种不安份的人们都涌入到了地铁区，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黑道团伙山头林立。各种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他们走街串巷、拉帮结社、出书办报、招兵买马、摩拳擦掌、兴致勃勃。似乎每个人都认为，一个崭新的、有趣的、美丽的新社会就要呼之欲出，并都沉浸在这种梦想即将兑现的亢奋之中。
但一直到殷昌德27岁那一年，自由群众劳动党的党委机关报——《自由劳动报》的创刊号诞生后，历史学家们才普遍认定，正是这份极具影响力报纸的诞生，标志着“地铁自由运动”的春雷正式响彻世间，这一年成为在历史线索中纽缠不清、连绵不断的时间山脉最显著的一条分水岭，在山的一侧，是混乱不堪、愚蠢落后的旧时光；而在山的这一侧，才是被希望和梦想都被点燃的崭新岁月。
殷昌德家有三位兄弟，分别是哥哥殷昌厚、弟弟殷昌宁、和老四殷昌静，除他之外的其余三人分别选择了物理学、艺术和宗教作为职业。但殷昌德与他们不同，他坚决地选择继承和经营家族的传统老本行——经商，正是他所支撑的遍布地铁保留地中的庞大商业网络，为其他三位兄弟的职业追求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他也逐步成为这个家族在现实社会中的主心骨。
殷昌宁最终成为了一位画家，他希望用艺术记录社会的变迁、唤醒人们的良知，在地铁自治自由联邦成立后，他被招募到区委宣传部的做了一名美术师，如今在“联邦之心”的各个工厂、车站、农场、学校、医院的墙壁上都留有这位资深美术师写的宣传标语或者宣传油画，包括悬挂在邦联会议总部大楼北出口大厅的那副“联邦城市居民一家亲”——一幅用写实手法描绘的第一次全体保留区人民代表大会盛况的巨幅油画，这幅画后来被联邦邮政局印在了8工分的邮票上；选择神学专业的殷昌静，从小就远离了世俗的纷争，最后成为了23号线西南端洞林寺的主持，法名觉醒。
后人们在评价他们这一代时常常这样认为：在殷家“厚、德、宁、静”四兄弟中，老大殷昌厚的成就最大。他在中年时期就成为全国知名的少数民族核物理专家，但可惜英年早逝。
在老二殷昌德52岁那年，也就是联盟诞生前5年，中央政府对以自由群众劳动党为代表的各类地铁独立力量采取了高压的态势，双方矛盾迅速恶化，全国各地的地铁区进入了最黑暗的“肤色惨案”时期。
对于地铁中存在的这些社会势力，中央政府一开始并不重视，但后来又感觉如临大敌。他们希望能够以恐怖手段达到震撼效果，以延缓地铁区独立自治的步伐，但那时的决策者们并不能够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对手，他们低估了那些背井离乡、长期得不到认同感的人们对独立自由的渴望而迸发的巨大力量。到他们开始正视这点后，又采取拉拢培育少数妥协派的方式试图从内容瓦解联盟的阵营。但这正适得其反，因为“肤色惨案”，自由群众劳动党获得了全国近2亿保留地移民的拥护，各个城市间的各种社团也空前的团结。
在那段黎明前的黑暗岁月中，11位移民后裔中最杰出的核能专家、568名高级信息技术人员以及数不清的医学家、生物学家、农业专家纷纷离奇死亡。这一系列针对移民种族中的科学精英，有预谋、有组织长达三年的秘密残害，被史学家们称为“肤色惨案”时期，“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多年以后的中学历史课本中这么描述称。
在11名被残害的少数民族核能专家中，有3名死于车祸，2名在家中发现食物中毒，4名在工作的实验室里死于火灾，1名在轨道上自杀。第11名被迫害的核物力专家，就是殷氏四兄弟中的老大——殷昌厚。他在一次从实验室返回家的路上与家人和同事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天后才被人在2号线延长线的郊区的一个人工湖边被发现，虽然他还存在生命体征，但意识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成为一名植物人的殷昌厚，在病床上一直躺了十年，殷吉拉出生那年的联邦独立纪念日（7月17日），联邦会议为他授予了无党派人士的最高荣誉——自由群众红星勋章。他由四位医护人员的陪同，被推到人民广场站检阅台的贵宾席上，在那个经典的时刻和经典的场景中，他告别了这个因为能源匮乏的昏黄世界。医护人员事后说，殷昌厚临终前有一刻似乎恢复了身体的部分功能，他用扯下了胸前用别针别好的红星勋章扯下来，紧紧拽着说：“不要再有流血，就好了”——这是他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经历过“肤色惨案”的黑暗年代，殷吉拉的爷爷殷昌德更加相信，只有继续经商，才是移民们最稳妥、最安全的出路。在他的引导下，这个家族的子孙们虽然相信“天知”，但却与“新纳比派”们保持距离。他们支持并赞助过地铁尊严运动，但没有一个家族成员参与过“格雷斯”们的任何组织。同样，他们中间也没有人参加过自由群众劳动党，尽管这是一只领导全体居民走上独立自主康庄大道的伟大力量。
殷昌德清楚地认识到，22世纪早期的兴盛一时的新纳比派们，貌似激进进步，但缺乏完整的行动目标，甚至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他们激烈地反对在政治和资本双重力量操控下的“景观社会”，对“景观拜物教”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但没有一个人明确的说出来，其实他们在现实中面对的主要尴尬正是自己的肤色和血统。相比之下，自由群众劳动党要更加单纯也更能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自由、自治、自主、自立”的组织诉求，并为之持之以恒地努力。
自由群众劳动党经过与中央政府多次斗争，双方才最终能够坐在了港城谈判桌前，并且顺利地产下了“地铁自由自治联邦”这个伟大的圣婴。
而此之后，一切私有的财产都开始被迅速收归以公社为基本单位的集体，殷昌德所依赖的商业环境，开始逐步失去了根基。就在自由自治联邦诞生前夕，他还固执地相信囤积黄金是最稳妥的方式，将家族数年来存下的数目庞大的中央货币全部兑换成黄金。
但他仅仅做对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