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学二年级的马甘地，目前正到了他职业选择最关键一年。地铁自治区的孩子们，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就是中学二年级了，这个时期将会决定他们今后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从一进入中学，除了学习必要的基础课程外，都会被负责劳动就业的老师指导今后的职业选择，到了中学二年级，他们必须要在这一年的两个学期内确定自己未来的主要职业方向。进入中学的最后一年，各位同学就会根据其选定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必修的职业基础课程。
一般来说，每一位地铁小孩（他们中学三年级就几乎可以称作正式居民了，因为中学一毕业获得自己职业的同时就会获得正式的居民证）都可以有2、3个职业身份，但首先，他们必须要在主业上有非常娴熟技能。一些技术含量不太高的工种，比如厨师、管道工、水电工、服务社售货员、自行车修理、制砖工人、毛巾厂工人等等工种，在完成中学二年级联邦规定的基础教育课程后，进过三年级时再经过一些岗前培训，从学校一毕业就可以到区劳动部门报道，然后就可以分配到各条线路的公社劳务科领取自己的工作。
另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比如医生、历史学家、音乐家、地质勘测员、长途汽车驾驶员等等，在中学毕业后仍然需要参加全区组织的专业考试，考试合格者将会继续到各类专业学校进行系统的职业培训，在这些专业学校毕业后才可参加各个公社的劳动分配。前一种择业方式虽然简单，但这些工种所获得的工分不高，后一种择业方式虽然工分高，但风险在于必须要通过区组织的专业考试，如果中学三年级毕业后没有通过专业考试，就会重新再次回到学校选择自己的职业。
除了自己的主要职业外，地铁的孩子还要选择两到三项备用的职业技能，比如学习电焊的同学，同时也可以选择学习美术创作或者理发员。因为在同城的各条地铁线的各个公社中，常常会出现缺工或者人浮于事的状况。比如到了冬季的枯水期电力系统不稳定，电影放映员就会停止工作，一些商场也常常歇业，而蜡烛制造厂、太阳能手电筒制造工程等单位则工人短缺。这个时候歇业的居民就可以到公社劳动科查询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指派。而劳动科指派工作的依据，是要参考各自在中学毕业所申报的备用职业。
比马甘地大三岁的马晓兰，在6年前读中学一年级时，就通过老师的指导和家长殷吉拉的谈话后，最终在第一志愿上报名做了预备护士。晓兰从小学时就一直表现优异，在中学期间还被评为一号线年度优秀学生，她在二年级下学期就提前通过了一号线组织的青年护士岗前专业测评，在中学三年级一毕业，晓兰就进入了7号线卫生学校成为一名定向培养生。如今，她已经快完成三年的专业训练，再过半年就会被分配到7号线第五人民医院，这意味着她很快就会为家里每星期带来一份稳定的工分。
医院这种单位属于联邦自治区的公立机构，享有事业单位编制，每个星期都有固定工分，并且不会担心缺工或者人浮于事，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联邦医疗卫生机构也有特别规定，正规医护人员将享受稳定的假期、奖金、保险等各类福利。这些特别规定制定于50年多前，那时地铁自治自由联邦刚刚成立，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技术封锁和食品短缺，曾经经历过因为缺医短药而遭受的重大创伤，正是因为自治区即时出台对医护人员的各项保障措施，才使各个地下城区的医疗条件有了不断地改善。食品、医疗和教育，是自由联邦最看重的三个基础部门。但像医院这类好单位竞争也很激烈，只有马晓兰这样获得过优秀学生荣誉的孩子才有条件被选上。
与姐姐相比，殷吉拉目前最担心的是已经进入中学二年级的马甘地，他在职业方向选择上还没有主动找过劳动老师和家长谈话。如果他一直这样，再混一年到中学毕业，那就只能参加区里组织的职业罗盘测试，任由那台就业委员会的抽奖机器为他决定今后的主要职业。
马甘地并非想要参加职业罗盘，其实在中学二年级上学期，当他萌生出想成为书库图书管理员之后又过了半年，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理想。他坚定地认为，人生中的这第三个理想，将会伴随着他未来的一生。只是，他觉得应该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候再告诉殷吉拉和老师们。
马甘地的第三个理想，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理想，是想要成为一名“写作者”。
“写作者”这个职业，应该是地铁保留地居民中所有工作和职业中最难做的一种。就一号线下属的20个社区、100个公社、49所中小学、34个研究机构、8所中级培训机构和2所高级联邦科学院来说，在这么多个单位、机构中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出过一位“写作者”。就郑城地铁保留区近400万人口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前后也就出了不到38位写作者。
因为要成为写作者，必须经过艰苦的抄写、阅读训练，要在自己有限的年轻时代里，将几乎所有过去人类用智慧凝结而成的经典文字都了熟于胸。在成为写作者——可以自己独立创作第一部作品之前，他必须要要有10年“阅读者”的经历；而在成为阅读者之前，必须要有10年的“抄写者”的经历，再之前前，须需要从15岁开始，拥有5年的“书籍整理者”的经历。
这漫长的25年虽然另很多人望而怯步，但“地铁人”可以说与“写作者”这个行当有着最直接的渊源，甚至可以说三百多年来，这个国家所有的写作者，大部分都来自于地铁移民保留安置区（无论在各类历史文件中对这个区域怎么定义、称呼），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写作者，都来出自“地铁人”。
据目前尚在世间的老人们回忆，在他们之前几代人尚活着的时候，地铁自由运动尚未兴起前的那些漫长混乱的移民时期中，这个国家各个老城区的地铁里中，到处都散发着“培养写作者”的各类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些学校大多打着培养写作者的旗号，实际上连书籍整理者都没有培养出来几位，但他们一律都要收取昂贵的学费。
有史料记载，近、现代最富盛名的大文豪江忘川就曾经在地铁里做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者”。如果这段传闻是真实的，那么在江忘川做“阅读者”的时期，地铁移民区的这些野鸡学校便逐步修成正果，进入职业培养产业的黄金时期。通过这些本名不副实的学校，倒还真正在地铁移民区里培养了多位写作者，无意中让地铁区逐步成为向国家输送“抄写者”、“阅读者”和“写作者”的摇篮。“不用整理，就是从抄到写！我们伴随着您的每一次进步！”那个时代经常能够在报纸上、布告栏中、电线杆上看见写着类似这些话的广告或者告示，它们都是出自那些以培养写作者招揽生源的高级职业学校，这些班不是被命名为”火箭班“、”速成班“，就是”极超音速团队“或者”光速高级训练营“，当然他们的学费也很贵得令人咂舌。
新社会到来后，旧时代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些商业学校被统一取缔，但是在联邦教育委员会一直以来的呼吁下，对“写作者”的专业培养，一直在各个城区中为数不多的几所高级院校里保存下来。
从围墙时期开始，经过一百多年来的过度信息化，人可以用影像、声音等数字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但公民们用文字阅读、描绘和记录的能力正在弱化。居住在新立体智慧城市中的国家公民们从小就适应了通过声像素材进行知识传授，传统纸书的阅读能力逐步边缘化，成为一种远古的时尚。
而在保留区，无论早在“地铁自治独立运动”的开展前，还是地铁自治自由联邦的成立后，地铁联邦的2亿居民们一直绝缘于国家统一的素云系统，居民们一直坚持从纸书的文字中获得知识。在光荣之城中，包括城市公民、甚至帝国高层都急缺“写作者”这样的高级人才，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至今并不能完全替代他们。除了原创内容外，在一些行政公文、法律文书等必须要用文字表达的环节上，各个行政机关也一度面临人才短缺，不得不从移民保留区引进部分急需“写作者”和“阅读者”。也正是这样的需求，让双方在8年前坐在港城的谈判桌上时，显得不那么勉强或者是简单应付，甚至在多年后，当人们偶尔提及或者评论那次谈判事后发表的对外公报时，也认为这是双方谈判最有意义的一项内容。
按照联邦教委的规定，“写作者”这个职业方向，每年都要从各个中学中挑选未满15岁，并且有志成为写作者的孩子进行为期三年的书籍整理培训，合格者将成为正式的整理者。其淘汰率远高于其他专业，比如第一年招收100名中学生，他们会在5年的书籍整理过程中每隔三年进行淘汰，最终只会有30名学生进入抄写者的训练，然后在10年的抄写者中淘汰15位，最后15位阅读者，在10年的阅读历程中，可能在成为真正的”写作者“之前就会被全部淘汰。这好比种了25年的庄稼，到了最后极有可能颗粒无收。
并且在如今的新社会中，写作者这个职业越来越变成一种符号化的概念。这个职业首先要求有严苛的学习过程，人们对它是否是一种玄学而产生争议，有人说，这种学习过程类似一种宗教修行，需要通过常年虔诚地坚持才能达到一种境界。而这样的行为，对于按劳分配的新社会来说，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尽管如此，联邦教育委员的一百多位委员们，则一直顶着各种社会压力，呼吁学校、社会与家庭，都应该将写作者看作自治保留区社会中，最重要、最尊贵的资源。
联邦教委们的这种态度，其现实意义更在于，这不仅是地铁居民精神最高尚的传承，而是保留区本地的一种特产——尤其是近几年以郑城为代表的地铁区开始提倡“改革开放”后，向光荣之城输出写作者，甚至是阅读者，来换取必要的技术援助。虽然这些措施一直含糊其辞，但也被一些主流的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格雷斯主义死灰复燃”。
总之，马甘地想要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充满争议、充满变数、并且需要终身为之努力的职业，他有可能在通往“写作者”的道路上达到人生的辉煌，同时也可能坠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