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低级趣味》比较特殊，此后的七篇可视作第三辑，分别题为《语文学常谈》、《鲁迅先生的语文观》、《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论国语教育》、《古文学的欣赏》。这一辑的主题是语文学，特别注重诵读的必要性，并探讨了接受古代作家文学遗产的路径。
最后三篇是评与序，可视作第四辑。先是介绍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提出“郭先生的学力，给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实的根据，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战生活，使他亲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场”。然后为林庚《中国文学史》作序，强调叙述的纲领不在时序、文体或作者，而在于“一以贯之”的“见”和“识”。再就是为萧望卿《陶渊明批评》作序，指出文学批评的凸现和各种路径。
朱自清这本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谁生活着总有一个对于生活的态度，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另一个是时代：“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地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朱自清是文学家，文学史家，他把文学视作社会的一部分，视作生活的表现，也视作生活的象征。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基于这样的思路，他选择了“人民性”作为自己的立场。所谓的“标准与尺度”，不只是文学的，也是做人的。朱自清《论气节》中阐释了“士”向“知识分子”的“变质”，提出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知识分子尽了并还想尽他们的任务。
朱自清不经意间对知识分子的探讨尤其值得重视。他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作为知识分子集体的“知识阶级”，先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后来面临武力和民众，就只能保守着自己，作为节而存在。当然，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视传统的气节，拿出了“正义感”，而后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还要变质的吧？朱自清的这个揣测我不是很明白，不过，考虑到知识分子百余年来的命运，这样的揣测不无玄机。
纯粹把这本书作为文学类的书来读，不无裨益。把它作为思想类的书来读，也是理所当然。从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到思想的标准和尺度，到时代的标准和尺度，再到知识分子的标准和尺度，就是这本书所引领的高度。文字是优雅的，思想是敏锐的，情感是醇厚的，功力是笃定的，这就是读朱自清这本书的感觉。我还体会到，他在尽力向上、向前的过程中多少有一些犹疑。
梦家的变化
“梦甲室”是陈梦家的书斋名，取对甲骨文念兹梦兹的意思。《梦甲室存文》中收录了他诗集和学术专著之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随笔。
这个集子的第一部分，前面两篇属于书信体小说，接下来的六篇属于散文体小说，然后一篇是作者的回忆录，最后一篇《论朋友》是议论文。这部分的一个关键词是梦，在读第一篇《不开花的春天》时，我注意到这样的句子：“既然我曾做过那许多梦”，“一只铁钩扎破了梦”，“我揭破了美丽的梦”，“我回来重温了过去六个月的梦”，等等。或许是因为作者的名字中有个“梦”字，就对这些句子比较敏感。另外一个原因，和故事的情景、句子的长短，以及语调有关。坦率地说，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有些别扭，读起来曲里拐弯，蹊跷的是，在明显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却一点不曾厌烦，反倒愿意曲里拐弯地跟着它。作者说的是故事，表达的是人情，感悟的是人生。文字里透露着一些妩媚，话语里沉溺着一些暧昧，作者是信教的人，于是乎，我们不难体会，那叙述者和故事总是保持着距离，不远不近地打量着，或是在天上，或是在梦里，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悒郁没有愤怒，有落寞没有消极，有丑却没有恶，所有的感觉都是唯美的。也就是因此，“梦”成了主要的情绪。有三篇题目中含有“梦”字，分别是《某女人的梦》、《一夜之梦》、《七重封印的梦》。
第二部分包括诗论、文论和序跋。作者说诗独具的要素有诗形、诗韵和诗感，韵律是诗的装饰，美感是诗的灵魂。他批评“革命文学”的所谓诗只是呼声或句子而已，只有诗的形象的是“诗形的散文”，专以诗的精灵为主要的是“散文的诗”，认为它们都是畸形的诗。“真正的文艺，要其为感情的自然表现，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或作用。”作者属于“新月派”诗人，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了。他分析了文学上的中庸论，以为生命的意义和文学的使命，都是在不中庸中求中庸。他1932年写了《纪念志摩》，二十五年后又撰文《谈谈徐志摩的诗》，并拿徐志摩和闻一多作比较。此前，他还写了《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回忆闻一多的音容笑貌和艺术生活。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的文字完全不同，都是言简意赅的论说，明朗且不乏老道。50年代中期写的徐志摩和闻一多两篇，更是明快，却没有任何轻薄。或许，这当感谢那短暂的“阳春”。
第三部分除写评剧秦香莲的一篇是1954年作的，其余九篇都是写于1956和1957两年。三篇是原则性的讨论，《论简朴》提出简朴是艺术实践中一条重要而基本的法则，所谓简朴，就是单单纯纯、老老实实的，既不过分的复杂，也无不当的花藻。古代的艺术作品常常在简朴的形式下表现得很美很完整，大自然中也很多不经艺术加工的简朴。作者以机关院子里的盆景、书籍的封面设计、民歌手的嗓子、文章的句子、播音员的广播等为例，坚持“为了真实，为了美，为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应该在我们的艺术实践上、文章的写作上、生活方式的安排上，甚至于我们的说话，都要简朴一些，才是好的”。《论间空》提出间空或空白是中国艺术实践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并具体分析了中国文艺作品和庭院建筑中运用间空的方法。作者的落脚点是很有趣的，他说，日常生活中要善于忙里偷闲，尽管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快速度的，但还是要在时间和空间上挤出一点空白。《论人情》指出好的文艺作品总是顺乎人情合乎人情的，现在的文艺作品不能刻板地模拟古人，专家们不能学究地研究农民，《聊斋》说的是鬼怪，其实全是人情。落脚点是，要严肃也要诙谐，严肃的开会、自由的茶座，都是需要的。这三篇文章都是从文艺开始，落脚到现实生活，作者后来被划作“右派”，也就不难理解了。后面几篇讨论豫剧、曲剧，对自己的编辑工作做出反省，《两点希望》刊登于“鸣放”的1957年5月6日《文汇报》，说了大家的顾虑，特别是对有些领导的担心，“但我相信毛主席的号召，是在新形势下浩浩向前涌进的力量的泉源，我们个人是不能等不能停的，还是赶快的放鸣吧！”结局如何，我们都知道了。这一部分的文字，都是很干净的，态度也平和。
第四部分是讨论文字的，其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三篇我特别读了几遍。作者的态度从《慎重一点“改革”汉字》这个标题可以看出。改革汉字的困难太多，不如不改革的好，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的是科学的简化字，科学的教学汉字。总的来说，作者是比较保守的，认为简化汉字要有步骤，有原则，不能图快，不能随便简。他更不赞成以拼音代替汉字的措施。作者的态度是保守的，道理是清楚的，他有细致的考虑，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并批评了《汉字简化方案》，建议收回已经公布的简化字。自然，他的建议只是建议而已，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汉字已经是简化的了。
第五部分先是一篇评论张荫麟《中国史纲》的文章，接着《论习文史》，说民元以来的中国政府与之前朝代不同在于，良好的智识分子避免政府职务，治理地方的人皆不经考选制度而来，因此政府在军阀、党徒和无聊政客三种人手中。这篇作于1948年。后面九篇都是关于文物陈列和考古的。
第六部分是关于铜器的，包括流出国门及别国收藏的具体情况，有两篇题目义愤填膺：《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劫夺在台湾的我国古代铜器》，《美国主义盗劫的我国铜器》。《关于修理铜器》一文提出了修理和存放的具体措施。《铜鼎》介绍了一些冶炼、铸造、用途等情况，并特别介绍了著名的大盂鼎。到底是作家出身，又有思想，指出它的特点在于中庸式与对称的不平衡性。
《梦甲室存文》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从主题的变化到句法和语调的变化，我们或能感受到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从悒郁的激情，激情的悒郁，到平和、踏实而不无质地的文物考古学家的过程。这过程是迅速的，摧枯拉朽的，陈梦家只能走这么远了。在这个过程中，纵然有很多变化，但认真、高贵、负责任是一以贯之的。
周文的卑微
前些天去鲁迅博物馆，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周文论文艺大众化》。因为正在从事“文艺大众化”议题的研究，就顺手从书架上抽了出来。
翻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给周文信的影印。信是1940年11月30日写的，其时，周文担任大众读物社的社长。毛泽东的字龙飞凤舞，短短几行，大意是群众报及大众习作他都看过了，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有成绩的。下一页，是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写的信，其时，周文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大概是周文给毛泽东去信，提了什么意见，毛泽东回信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落款后，毛泽东又加了一句：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及新文言。
“序”是马文瑞写的。开篇就说，周文同志含冤去世，岁近四十有三，他的身名和作品一直沉寂于文坛。的确，我此前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从“序”中得知，周文生于1907年，在上海参加过左联，在成都组织领导过抗战文艺，在延安担任过各种领导，46年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建国初期参加文艺界领导工作，后调入中央马列学院任秘书长。1952年抱病含冤去世。究竟是什么冤，“序”里没有说，在网上搜索也没有结果。
周文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文艺大众化”，编辑出版了大众化报纸、《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还有指导通讯员写作的《大众习作》，在边区初步形成了一个文艺大众化、新闻大众化、时事政治宣传大众化，以及科学大众化的“大众化文化新体系”。他本人在大众化理论方面，有许多朴实而独到的见解和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章回小说的形式，把革命文学名著《毁灭》和《铁流》改编成一般老百姓读得懂的通俗读物，字数从几十万字压缩到几万字，从而在文学翻译方面开辟了大众化的新领域。
在这本论文艺大众化的书中，收集了他1932年到1951年间的文章，从标题上可以看出，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必要性；二是大众化写作的具体问题；三是大众化运动的历史回顾；四是《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作者鼓吹文艺大众化，文风自然是很大众的，其中没有什么深刻的大道理。《谈谈公文写作》和《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两篇，单从标题就可以想见，所涉及的内容是现在的小学高年级学生都明白的。
《鲁迅先生与文艺大众化》和《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两篇，让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道路有基本的了解，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重要的。此外的所有文章，都是脚踏实地，思考具体的问题，作者的心是细的，头是低得很低很低的，几乎要落入泥土中了，但同时，又抱着极大的热情。像《欧化与大众化》最后两段：
不要玩花头，要素朴，素朴就容易“大众化”。我们热烈的希望同志们，大家都坚持着“大众化”的方向，使我们中国的大众文化真正建立起来。
给同志们紧紧的握手！
看周文的文章，不由得有些惆怅，兀自伤怀。既是为了周文，也是为了“大众化”。他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都曾留下深刻的足迹，却在新中国初期含冤而去，名字不大为今人所知。他所积极参与的“大众化”更是毁誉参半，甚至否定多于肯定。周文1940年写过一篇五百字的短文，题为《谈初步的研究》，末尾一段说：“一个开始写作的人，如果在脑子里先就装满了许多名词术语，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他的写作才能将会闷死在这些名词术语和主义的铁笼子里。”这种见地今天依然是富有启示性的，只是，周文自己，是否避免了这种误区呢？他的人生又是怎样的结局呢？不胜唏嘘。
人的一生，除了局限在自然中，就是社会的束缚。极少数的伟人、领袖和英雄们或许可以创造历史，但绝大多数的人，只能生活在伟人的阴影下，他们积极地、努力地、辛苦地生活着，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即使如此，也可能遭遇被遗弃的悲惨命运。而他们偶尔的光亮，也得靠伟人的三言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