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而言，只有在宗教意义的范畴之内，才有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落实宗教政策时，中共中央于1982年颁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重要文件，全面阐述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必然长存的根源，彻底改变了“左”的指导思想之下形成的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而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做法，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十七大报告继续强调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宗教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发生的现象，至今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中，这种宗教现象的普遍性就是宗教的社会性。当前我国宗教存在的社会性具体表现为七个基本方面，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文化性和入世性。我们把这个七个方面概括为“宗教七性”。前“五性”为我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后“二性”即文化性和入世性是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针对佛教而提出的，我国现存的其他宗教也有这两个特性。正教与邪教之分。在汉语语境中，“正”是个褒义词，有广泛的含义，真善美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概括为“正”；“邪”则是“正”的对立面，是贬义词，假恶丑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归结为“邪”。据此，以劝善为宗旨的传统宗教被视为正教，而冒用宗教名义实则诱恶导邪的组织被视为邪教。邪教大多是依附于宗教滋生蔓延的，清代就把“有道有佛，非道非佛，附佛反佛，附道反道”的组织定为邪教。邪附正而生，这里就有个正本清源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正确认识我国的邪教，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了解我国宗教信仰的特点。
（一）我国宗教信仰的特点宗教信仰是世界上十分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据华东师大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近期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在我国，16岁以上的中国人里约3亿人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其中约1亿多人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等。
宗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延续，并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是源于宗教的教义、理念、道德中包含着普世价值，具备人文关怀功能。关于宗教的长期性，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我国开国总理周恩来早在1951年针对有人以为天主教徒分到了土地就不会信教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也还是有信教的”。他还说：“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
据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的调查，截至2006年，我国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3亿人以上。如此人数众多的信教群众，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当前我国政府对待信教群众的态度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
3.民族性
我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又往往有密切的联系。我国的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不同的少数民族中有广泛深入的信仰者。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蒙古、土、羌、普米、怒、裕固等民族，信仰南传佛教的有傣、阿昌、德昂、佤、布朗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保安等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宗教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要求，均息息相关。对于这些民族中的信教者来说，其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习俗与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无不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有时难分难解。各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性，使一个民族常常具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使其精神支柱也同时具有宗教性质。
4.国际性
宗教是一种国际现象，世界上有五分之四的人信教，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着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的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有的还在一些国家中被奉为国教。我国五大宗教除道教外，都是由外国传入，而道教又传到国外。因而它们同境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宗教界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发展，这对于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促进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讲宗教的国际性，就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在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如何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正常、友好的国际交往，又要坚决抵制渗透。当今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冲突和动荡，如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黑冲突、中东问题、非洲的部族冲突等等大都与民族和宗教问题有联系。
5.复杂性
宗教自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由识（宗教观念）、情（宗教感情）、为（宗教行为）、体（宗教制度）四大基本要素所构成。识与情作为宗教的内在要素，与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等发生作用，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为和体作为宗教的外在要素，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实体打交道，产生若干的宗教事务。
不同宗教的教义、教规、礼仪、组织自成一体，互不相干；同一宗教的教派往往又五花八门，相互矛盾。一般来说，宗教大都追求真、善、美，止恶扬善，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宗教拥有着大量的群众，且又直接沟通着这些群众的情绪乃至潜意识，由于情绪的相互感染，价值的相互认同，行为的相互激励，就有可能掀起集体性的非理智的狂热。因而宗教自身的矛盾表现是非常复杂的。
除此之外，宗教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宗教与邪教、宗教与迷信的关系上。众所周知，邪教既非宗教组织，又非宗教派别，而是由少数不法分子纠合在一起，披着宗教外衣，摘取和利用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掺杂大量封建迷信，炮制一套异端邪说，蒙骗群众，秘密结社，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宗教与迷信是不同的。首先，是信仰形态不同。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其信仰形态是高级的、精致的、理论化的，而迷信的信仰形态则是低级的、粗俗的、非理论化的。第二，目的不同。宗教大都追求真、善、美，寻找人生的意义，而迷信则是少数职业者骗取钱财、坑害人民的手段。第三，活动方式不同。宗教一般都具有严密的宗教制度、宗教仪式，各种宗教活动都按照一定的教义教规和礼仪规范，在一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迷信则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一套固定的礼仪程式和固定的活动场所。第四，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宗教的经典，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大藏经》、道教的《道藏》等，在某些方面保存和发展了很多国家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哲学价值，等等。而迷信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污染社会风气、毒化人民群众、传播愚味无知、骗取人民钱财、坑害人民生命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和贡献。
6.文化性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是由人类创造产生的。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文化作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人性人格、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等，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历史上，宗教曾支配着广大人类的精神世界，成了人们包罗万象的纲领，成了人们的思想原理、行为原则、激情源泉、道德标准和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秩序的保证，总之，社会人际关系和各种文化形式几乎无不打上宗教的印记。今天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宗教的文化性问题便突出起来。
7.入世性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展开了宗教现代化运动。这种现代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的宗教入世化运动（笔者不同意“世俗化”的提法）。宗教入世化的基本精神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环境，改变原有的宗教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将以神为中心的神道主义改变为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很多宗教都开始主张不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上帝及其天国上，而是试图通过对人类及其社会的改造，在人间建立公正慈善的社会。例如西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拉美的解放神学等等都是这样主张的。在我国，把宗教放到物质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来看，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宗教的入世性便突出起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本来强调出世性的宗教，现在都有很强的入世要求，如佛教的“人间佛教”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并且主张在理性和人本的基础上重建佛教理论；基督教的“荣神益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道教的“贵生养生”等等。
除这七性之外，我国群众宗教信仰在目前还有以下三个特点：
1.我国宗教种类虽繁多，但信徒占人口比例偏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从原始宗教（如萨满教）到世界宗教同时存在。目前，我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另外，我国历史上还曾长期存在众多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有的学者称之为亚宗教或准宗教。截止1996年的统计，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共有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30万人，宗教团体4000多个，宗教院校74所，我国宗教界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保持着交往和联系。宗教界人士还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7万人。
但就各种宗教信徒的总人数而言，在全国总人口中，历来居少数，只是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绝大多数人信教。
2.王权和政权大于教权，我国群众宗教信仰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尽管我国宗教种类繁多，且历代统治阶级对各种宗教也大都采取支持、保护的宽容态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社会制度，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重现世、重伦理，这与崇拜超自然和超人间力量的宗教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对宗教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儒学主张为政以德，重视现实利益和关系，敬天而不尽信天，敬鬼神而远之，其信仰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更加注重的是入世而非出世，儒学的这种思想历来被作为传统的统治思想。历代统治者虽均视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居天子之位，但又强调王权高于神权，教权从属于政权。他们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保持一定距离；既扶植又约束，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统治全国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各种宗教都没有占据过“国教”的地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偶尔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历史形成的中国宗教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当代，至今仍影响着中华民族各族群众的信仰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