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庄平，我是庄坚。
这件事情将我从十八岁纠缠到上了天堂。我如鲠在喉，曾经想一吐为快，却总事与愿违，越描越黑。我过去的事情、翻烙饼般的命运，从根上跟庄平融为一体，但我绝对不是这个人。我虽然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记不清楚的或张冠李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那些深刻的事情，不是随着我的衰老变得模糊，而是更加鲜亮了。
庄平是当时国民党陕西省军统处从北平调来执行任务的特工，因为特殊需要，我假冒庄平抛头露面，原本计划只假冒他执行一次任务，也就两三天时间，没想到从此我便无法还原自己了。命运给我们这样安排不知我们上辈子是兄弟还是仇人。中国政治在那次翻烙饼般的大变革中，我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死人后，才开始活着。活着的这个人叫庄坚，不是庄平。
又激动了！怎么越老越爱激动了？好，不激动了，慢慢讲，从根上讲。
我一生有三个名字，庄书先，庄铭，庄坚。
庄书先是留在家乡的名字。这个名字跟冀中平原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奔流不息的永定河和伸展在红高粱中的铁路线一样，是我对家乡记忆的符号。我于一九二〇年生于河北省的宛平县城。一间临街的小土屋，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好一些，门外在两树间系着一条麻绳，上面搭满湿漉漉的衣服。这就是我对那个纯粹是属于自己的家的记忆。父亲在长辛店火车站当扳道工，我对父亲的记忆是卷起来或展开的信号旗和掩在深蓝颜色大盖帽底下的一双大眼睛。母亲非常勤劳，总想更多揽一些缝补浆洗的活，增加家庭收入，我对母亲最深的记忆是伏在永定河边噗嚓噗嚓洗衣服的背影。我能搓动衣服的时候，就帮母亲洗衣服，能捉针线的时候就帮母亲补衣服。母亲每次鼓励我干这些活的时候总是这样说：“这活本来不是男孩子干的，可你妹妹太小，你帮妈多干一点，妈就能多挣一点，攒起来好供你读书。”我的小手不是被河水泡得发白，就是被针戳得发红。父母都没有文化，却崇尚文化，希望我做个文化的播种者，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书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我八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故。我搞不清楚，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来，为什么有人要大肆破坏铁路？父亲参加了工人护路队，父亲勇敢，尽守职责，被镐头砸死在铁道上。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忍受这丧偶的悲痛的，但我知道母亲的悲痛很久没有减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总想在我身上看到父亲的音容笑貌，每当她拥抱我的时候，总要说一句“你长得真像你爸爸”，我总能在她的叹息中感到，我是她依靠的希望。所以，每当她说，“书先，还记得爸爸吗？”我便说，“记得。妈妈，我一定好好读书，等我长大后当了教书先生，一定让你和妹妹过上好日子。”可是，拿什么让我读书？我怎么才能长大啊？母亲卖掉了县城的小屋，带着我和妹妹投奔了不知拐了多少弯的远房亲戚齐老爷。
齐老爷家在距宛平城三十多里路的齐家庄，永定河从庄前流过。从卢沟桥向西南，永定河两岸的大片田野基本上是齐家的，祖业大，势力就要大，没有能干的亲儿子是不行的。齐老爷养着一院子太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多多生儿子。齐老爷一院子太太给他生了十八个儿子。齐家虽然家大业大，但齐老爷勤俭持家，我母亲做的事情就是给齐家孩子们和太太们缝缝补补，做用人。也许是营养不良，也许是自小帮母亲做的事情不利于骨骼生长，我瘦小体弱，一双大眼睛除了充满对生活的恐慌，还充满了对读书的渴望。面对这样一双眼睛，齐老爷不忍心让我去放羊，让我跟着八少爷和九少爷，他们读书我跟着读书，他们看护庄稼，我就跟着看护庄稼，玩耍的时候也在一起。八少爷和九少爷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不同母亲，比我大三岁，我管他们叫八哥九哥，八哥九哥对我很好，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让我跟着一起分享，他们没有让我感觉到一个用人孩子的卑贱，相反，他们处处把我当弟弟爱护，我对他们产生了如亲哥哥一样的感情和依赖心理。我们三个共同保守一个秘密，就是跟从齐家庄稼地里穿过的火车过不去，如果是货车，我们扒上去，将车上能扔下来的东西往下扔。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能扔下来的只有煤块，粮食之类的东西上面有防盗网，我们根本无法下手，我们不是想要东西，我们只是想为我们追着火车上蹿下跳找点理由。如果是客车，我们用弹弓打那一片片小玻璃窗，根本不会去想如果石子打碎玻璃伤了人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从被墙壁包围的县城里投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田野、河流、稀疏的村庄，这种新奇的景色是多么优美，多么让人着迷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对齐家庄的家乡情怀，此后，谁要问我家在哪里，我都说在齐家庄。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齐家的恩德，我紧紧追随着齐家哥哥，好像离开他们或者让他们不高兴就对不起这份恩德。
高粱红了的时候，乌鸦黑色的影子如同乌云，铺天盖地而来。仿佛全天下的乌鸦都看上了齐家的红高粱，它们发着“啊！啊！”的赞美诗句，展示出它们看见这一片红色美味时的幸福和快乐，但往往这是它们蓬勃生命的最后唱响，看庄稼人的枪声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响起。哦，那个时节，地上的红与天上的黑构成了永定河两岸浓郁悲壮的田园色彩。齐老爷给我们每人发一支鸟枪，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至少打下一百只乌鸦。保卫收获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我们却干得嘻嘻哈哈，我们套上一辆毛驴车，坐在跑着的毛驴车上比赛打乌鸦，谁输了谁负责收工后的卸车喂驴。令两位哥哥不服气的是我几乎没有卸过车喂过驴。我们更大的乐趣是扒上奔驰的火车，居高临下，枪击那些抱着高粱穗子饱口福的乌鸦，它们跳动在一片红色中的黑得发亮的羽毛实在太藐视我们的射击水平了，当那黑得发亮的羽毛在红色中飞散飘落的时候，我们用魔鬼般的尖叫为它们致哀。后来我跟着两位哥哥进北平读中学了，但在高粱红了的时候，总会想出办法逃学回来枪击“悲伤的诗人”。把坠落的乌鸦叫“悲伤的诗人”是九哥发明的，九哥也把自己称为“悲伤的诗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他悲伤过，只是喜欢读伤感的诗。
不要嫌我啰唆，我讲这些，是为了让你在后面明白，我为什么对共产主义那么向往，为什么会是神枪手。
进北平读中学前两年还算平静，学校里是琅琅的读书声，大家谈论的事情都是学习上的事情，老师讲的也是学习上的事情。我知道了数还分正和负，有理和无理，数学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让我把教书先生的职业理想具体到了教数学的教书先生，我体会到了怀抱理想的充实和快乐。这是我一生中最平静最心旷神怡的阶段，即使那时候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常常走神，我把自己想象成了讲台上的老师，对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设未知数，然后解未知数，我的神情太痴呆，以致老师将粉笔头甩过来。这些满怀教书先生理想的对那个单纯时代的回忆，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直到大家谈论的不再是学习而是抗日、老师讲的不再是知识而是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日前方，直到学校里出现了传单、有了战斗的歌声，直到有同学放弃了学业参军走了，我才突然感到我也被同样的东西召唤着。
李嘉筠走了。
何琦走了。
八哥九哥也走了。
我是跟着八哥九哥去报名的，人家不要我，嫌我年龄小，身子骨也小。同学们越走越多，我心有些慌了。八哥、九哥参加的是二十九军学兵团，在南苑，我去看过他们后再也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日本鬼子铁蹄已经踏入冀中平原，我也是冀中平原一男儿啊，我又去找八哥九哥，八哥九哥找到他们的王教官，谈判似的逼着王教官把我吸收了进来。我的八哥九哥走到哪里都是核心人物，王教官要带好学兵团，恐怕还得仰仗我的八哥九哥。王教官收下了我，却说了一句很伤我自尊的话，“如果不是战争，像你这样小老鼠一样的人永远走不进军营。”我从王教官鄙视我的眼睛里看到他说我像小老鼠，不只是说我身子骨小，还说我胆子小。我承认王教官鄙视得对，我是胆子小，想想我是生活在怎样环境下的孩子，怎么会胆子大呢？
我就这样进了二十九军学兵团，时年还没有过十七岁生日。
王教官还是对我另眼相待，不让我参加训练，让我当驴车夫，八哥九哥安慰我说，没有人比你当这个驴车夫更合适了，对此我好像也无言可反驳，因为这驴车是去齐家拉东西。二十九军有长城抗战的历史，有使大刀的光荣传统，自然在没有拿到枪支之前要教同学们练大刀。齐家有铁匠铺，日本鬼子逼近北平的时候，齐家铁匠铺就由打农具改成打大刀了，而且是昼夜地打。我的活就是赶着驴车从齐家庄往这里送大刀，边打边送，来来回回。齐老爷一时半会儿打不出上千把大刀，就在村里收了些木棍、扁担，加工成可手的棍子交给我。齐老爷说：让同学们先使着，一旦鬼子打过来，总比赤手空拳好。八哥挑了一根棍子给我说，你没有攻击力，你就躲在我们后面用这个防身吧。这好心话让我感到的不是关怀是侮辱，可是我又没话说，我是全团年龄最小的、个子最小的，胆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同学拿着大刀跟我开玩笑，我吓得尿了裤子。我那跟着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后来又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历让我性格懦弱，但身上流淌的父亲勇敢的血液又让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勇敢起来，在这一段时期，当我身上固有的懦弱与心灵渴望的勇敢搏斗起来的时候，总是懦弱占上风，这让我非常恼恨自己。战争年代，懦弱是最让人瞧不起的，我偏偏是这样的人。可以想象我内心是多么痛苦。
这种状况结束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平南苑二十九军学兵团与日本鬼子的那场白刃战。在这场白刃战中同学们的鲜血沁透了我的灵魂，激发了我勇敢的潜质。
那天黎明时分，鬼子用火炮轰倒了兵营的围墙，进攻就在眼前，但同学们十分钟前才领到枪。情况紧急，王教官一边喊同学们赶紧进入战壕，准备战斗，一边教同学们打枪。王教官说，“大家都听到了，鬼子半夜就进攻我们外围的阵地了，我们伤亡很惨重，守卫这里的官兵都去增援了。没时间了，大家三步并作一步学。”王教官强调说，“一会儿鬼子上来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先拉枪栓，拉开了枪栓子弹才能打出去，看这样拉。”王教官站在战壕上面，我站在他旁边，举着火把，给王教官的手和手中的步枪照亮。同学们趴在战壕边上，仰面盯着王教官的手和手中的步枪。由于黑暗，我看不见同学们的脸庞，只看见同学们的眼眸在黎明微弱的曙光中闪烁，极大的一片，像天上的星星。王教官之所以让我举火把，是因为我没有枪，也没有刀，我只有背在身后的一根棍子。王教官对我说，“天亮后就不需你举火把了，你想办法逃回家去。”我绝不想逃离战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感到害怕，但我的腿却如秋风中的树叶一样在瑟瑟发抖。
王教官是二十九军一名连长，年轻精干，是有名的神枪手，示范的前两枪都打掉了挂在远处树枝上的小油灯，第三枪王教官在拉枪栓的同时身体急速转了九十度，射击，这次子弹射中了一个鬼子的脑门，也就是说当王教官给同学们做第三次打枪示范时鬼子就出现了。鬼子打过来的时间比王教官预计的还要短。
密集的子弹立即射进了王教官的胸膛，王教官在倒下去的那一刻将吓傻了的我推进了战壕。
同学们呆愣了一刻后开始还击，但他们中好多人拉不开枪栓，拉开了枪栓的也顾不得瞄准，敌人很快黑压压一片压到了眼前。
“拼大刀！”我八哥齐占强举起大刀喊，“跟我上，上！”没有了王教官，这个时候只要谁站出来带着大家往前冲，谁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同学们扔下枪，举起大刀，纷纷跟着齐占强跃出了战壕。
历史上惨烈的南苑学兵团白刃战就是这样开始的，无论什么时期，面对什么样的政治舞台，我都是最有发言权的目击者，不，是参与者。
我八哥齐占强后面紧跟的是九哥齐占武，接着是一大片同学，向敌人冲过去了。
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待的这第一道战壕里已经没人了，头顶上不断有同学手持大刀飞跃而过，他们的腰细弱，臀瘦瘪，还没有长成男子汉的身板。我扶着战壕壁站起来，探出半个脑袋。暗淡的曙色中，宽宽的大刀片与窄窄的刺刀在碰撞狂舞，条条白光让我眼花缭乱，看不见血，但血腥的气味已经扑面而来。
我将身体一跃，想和同学们一起杀敌，但我的身体像一团烂泥从战壕的边上溜了下来，我恼恨地把背上的棍子取下来，捶自己的腿。同学们在拼杀，两个哥哥在拼杀，我胆小，可现在我并没有怕死啊！冤枉啊！羞愧加委屈，我哭了起来。
鬼子的第一次进攻被同学们杀退了，大家退回到了战壕，聚集在前面几条战壕里，有的同学小声呼唤着寻找同伴。同学们来自北平不同的学校，人数又多，只有小团体间比较熟悉。八哥没有回来，九哥默默地用土擦着刀上的血迹。我不敢作声，蹲在一边垂着头，我没有参加战斗，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对同学，面对悲痛的九哥。
呼唤同伴的声音平息下来，战壕中一片沉默。回来的人数少了一半。
突然林晓曦高呼了一声，“嘿！同学们唱个歌怎么样？”
“好啊！”同学们响应，战壕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林晓曦大家都很熟悉，性格开朗，喜欢说笑，他来自北平汇文中学，在同学中广为传唱的《五月的鲜花》是他数学老师谱的曲，林晓曦颇为自豪，不但一个人爱唱，还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要带领大家唱，所以，在学兵团没有人不认识林晓曦的。他的拍子打得不怎么样，有的同学甚至说他是乱抡，但为了给他面子，还是能配合他的激情。林晓曦长着一张圆圆的大白脸，一用劲唱歌脸就拉长变红了，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红公鸡。
林晓曦仰起了头，举起一只沾满了血的手，“预备——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那歌声对大多数同学来讲，是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青春歌喉。这支歌深深埋在了我的记忆里，在我记忆力已经衰退的晚年，这支歌还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我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唱出来的时候，谁会相信像我这样饱受了多少痛苦折磨的老橡皮，还会像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
黎明就是在同学们的歌声中升起来的，因为我在歌声中看清了同学们的面孔，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上淌着鲜红的血和亮晶晶的汗珠，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杀敌的激情在燃烧。
此后林晓曦的一段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晓曦说，“同学们，给大家说个秘密，是我姥姥告诉我的，人是不会死的，死只是人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化形式，我们活着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死了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活着，无论我今后在哪一个世界活着，我都要写一本书叫《五月的鲜花》，同学们就是我书中的花朵，这里有好多同学我叫不上来名字，请大家报一下名字。”大家七嘴八舌报名，我叫李玫瑰……我叫张牡丹……他姓芍，名药，哈……哈……哈……我不知道同学们是真的把摆在面前的死亡不当一回事，还是用这种形式掩盖恐惧，或者是表示对恐惧的藐视？
在同学们这样的嘻嘻哈哈中，鬼子开始第二次进攻了。齐占武低声对我说，“一会儿，你把同学的尸体压在身上藏好，鬼子把我们杀完后也就退了，到时候你再出来，把我哥俩的头发割下来一撮给我爹去报信，我爹是不会饶了这些鬼子的。”我摇头表示不同意，齐占武没有再理我，对大家说，“大家隐蔽好不要动，等鬼子靠近了咱们一拥而上。”
鬼子的刺刀丛密得跟麦子一样，白晃晃压过来了。齐占武见状改变了策略，大声对大家喊，“打枪，把鬼子打乱了，我们再上，打。”同学们开始打枪，这一次虽然人少了一半，但枪声却增多了。经过刚才的战斗，同学们沉着了。
鬼子果然乱了，但冲上来的劲头还是勇往直前的。同学们更是勇往直前的，他们纷纷跃出了战壕，举着大刀，向鬼子冲去。我也跟着同学们跃，但我的腿没有力度，没有跃上去。
这时天已经完全放亮，我看到，同学们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鬼子训练有素，而同学们摸到大刀也不过几天时间，没有路数，大刀片子乱抡乱砍，但他们有青春、有热血、有顽强，纷纷倒下去一大片，又纷纷站起来一大片。我看到，林晓曦对着一个扑上来的鬼子一哈腰，躲过了鬼子的刺刀，然后双手握住大刀，转身将大刀砍进了鬼子的胯骨，鬼子嗷嗷叫着扑倒在地上，林晓曦却怎么也拔不出来砍进鬼子胯骨的大刀，一个鬼子扭斜着身子冲过去，一刀劈向正低头拔刀的林晓曦的脖子。林晓曦的脑袋掉在了地上，圆圆的大白脸上没有一点血迹。我“嗷”地叫了一声，跃出了战壕。我的腿在这一瞬间变硬了，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
九哥齐占武在家习过大刀，懂一点路数，鬼子看他是个硬茬，三四个一起围住了他。我举起棍子冲过去，照着鬼子乱抡一气。我不知道是一个鬼子还是两个鬼子还是三个鬼子向我扑来，我不知道鬼子的刺刀刺过来还是没刺过来，我只管快速转着圈抡棍子。我没有大刀，也没有训练过怎么用棍，我使用的是原始的笨办法，拼命地抡棍子，一刻也不让自己停下来，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没有思考，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我这样干的，但我知道这种力量只要存在，我的身体就不会发软，就不会尿裤子，就会保持住自己刚才一跃而起的勇敢无畏。这个力量大声告诉我，只有这样将自己变成一个英勇无畏的勇士才能救自己、救同学，才有可能获得那渺茫地活着的希望。后来我很多次分析过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在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的情况下，救的追求已不是形态意义上的活着，而是精神意义上的锐变，尽管自己就要被捅成碎肉了，但勇敢无畏这种我长期以来渴望的精神气质却诞生了，能在这种精神气质中死去，是我在那一刻最大的愿望。
我活下来了。是副军长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赶来救援，打退了鬼子，而这时的我已经癫狂了，我眼睛血红，口吐白沫，不认敌友，见人就抡棍子，我手中的棍子是被一个能耍棍的班长夺下来的。那根棍子如敌人的刺刀一样鲜血淋漓。
有人给我嘴里灌水，有人抓住我的衣领摇晃，才把我弄醒。我清醒后变得温柔起来，我弯着腰，把同学们的尸体一一摆好，把他们挡在眼前的头发向额上捋，尽可能地擦掉他们脸上的血，让他们向我露出完整的面孔。我当时想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们名字的机会，不能再错过记忆他们面孔的最后时间。这时候，太阳升起来了，同学们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在朝霞中熠熠生辉，在我眼里是那样无与伦比的瑰丽俊美，如以黑暗点燃光明的伦勃朗的油画，永远挂在了我记忆的天空。
第二年，我在西安城街头捡的传单上，看到了关于这次南苑学兵团白刃战的后续新闻，新闻上写道：
日军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攻打学兵团驻地的第一线指挥官一木清直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刚摸到枪的学生是他们在进入中国后遇到的最英勇顽强的抵抗，他的士兵轻敌了，本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却在最后一瞬间遭到重大伤亡。
这个刽子手，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中国的俗语“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刽子手，他说他们受到了重创，他知道我们学兵团的伤亡是多大吗？十比一，就是十个学生拼死一个日本兵。学兵团一千七百多人只剩下了六百多人活着。
如果没有那么多同学在我前面拼，我能活下来吗？我的生是不是那么多同学用死换来的？我怎么做才能对得起那么多死去的同学？
我找到齐老爷的时候，齐老爷正带着庄上人在永定河边打捞尸体。占领者将抵抗者的尸体扔进河里，染红了一河水。尸体已经被湍急的河水剥光了衣服，跟汛期的鱼似的，白晃晃地往下漂，很难辨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齐老爷让人在高粱地里挖好了大坑，兵荒马乱一下买不了那么多席，只好一层人盖一层高粱棵子，摞在大坑里埋起来，高粱棵子是新割下来的，浓烈的青涩气息和浓烈的血腥味弥漫了整个高粱地。
我将两个少爷的头发交给齐老爷，他们死得都很惨，八少爷的脸被削了大半，九少爷半个膀子不知去向，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生和死都是同年同月同日。
齐老爷捧着两个儿子已被血凝成疙瘩的头发，没有问一句话，抬头对着河上游的卢沟桥方向吟起了《卢沟晓月》：
长桥弯弯抵海鲸，
河水不溅永峥嵘。
远鸡数声灯火杳，
残蟾犹映长庚月。
……
良久，齐老爷说，“我还有十六个儿子呢，小鬼子，我儿郎们的尸体压也要把你压死在我的高粱地里！”
齐老爷的这句话却成了齐家的谶语，一九四二年，齐老爷十五个儿子被日本鬼子杀害在了高粱地里。
在历史记载中的南苑学兵团白刃战的这一天，我改名叫庄铭，铭记的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