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中国园林艺术发展史上，唐代园林承上启下，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造园技艺，下启宋元明清的园林艺术。唐代的园林艺术趋于成熟。做为唐代文人园林艺术家的代表白居易，具有鲜明的园林意识，精于园林艺术，造园技巧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迁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自幼聪慧好学。因两河藩镇作乱，其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避乱越中等地。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制科入等，受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此一时期，白居易的参政热情极高，“有阕必规，有违必谏”（《初受拾遗献书》），屡陈时政，又创作了包括《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在内的大量政治讽喻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以太子左赞善大夫之职急请捕捉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反而因越职言事获罪，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的内心震动很大。重新审视险恶的政治斗争，决心“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在庐山东林寺修建草堂，礼佛参禅，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元和十三年底，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年）后先后出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自大和三年（829年）至会昌六年（846年），定居洛阳，先后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在洛阳营有履道坊宅园，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会昌六年（846年）卒。
这里是一个图片在中国园林史上，尤其是文人园林史上，白居易之所以是个倍受人们关注的园林艺术家，因为一方面他一生爱园、造园、赏园，甚至“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蒉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白居易《草堂记》），对园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另一方面，他的园林意识在唐人中具有典型意义，且对后代园林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曾精心营造过自己的四处私园：长安新昌坊宅园、渭水之滨别墅园、庐山草堂、洛阳履道坊宅园。他的园居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不仅长期寄身心于自己的园林中，而且游历了当时上自宰辅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园林，前者如丞相牛僧儒的归仁里宅园、历事四朝君主的大官僚裴度的集贤里宅园，后者如他在《醉吟先生传》中所云“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他更留下了大量的园林诗文，为我们了解、研究唐代园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我们探讨白居易的园林理论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第一节鲜明而富有典型性的园林意识
由于社会的富足，唐代园林繁盛，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后论曾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唐人的园林意识更强，且对后来的宋元明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白居易的园林意识在唐人中又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对园林世界有精妙的体悟。
一、身心的愉悦生命的寓托
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造园，最直接的原因是园林中灌注进主人的情性，园林之作能赏心悦目，畅人血气，荡涤胸中尘垢，进而成为寄托生命之寓所。白居易的园林诗文充分展示了自己在园林天地中的身心体验。他的《西街渠中种莲叠石颇有幽致偶题小楼》诗云：
朱槛低墙上，清流小阁前。
雇人栽菡萏，买石造潺湲。
影落江心月，声移谷口泉。
闲看卷帘坐，醉听掩窗眠。
路笑淘宫水，家愁费料钱。
是非君莫问，一对一翛然。
虽然家愁费料钱，但诗人仍精心设计，倾囊营造，这其中的乐趣唯其自己才品足，“闲看卷帘坐，醉听掩窗眠”，一“闲”字、一“醉”字，将诗人品赏自己的得意之作的情景托出，心身、自然融为一体。在《冷泉亭记》中亦写到：
七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引又潺湲洁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
亭台美景畅人血气、起人心情，身心之尘垢被荡涤一空，唯感生命在自然中的融会贯通。
可见，在亭台池观中，作者的身心得以自由地倘佯，生命与自然得以悠然的契合。这样的体验，在白居易的诗文中还有多处表现，请看：
……昔故友李生名约有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太湖石记》）
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
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禁中》）
绿树晚阴合，池凉朝气清。
莲开有佳色，鹤唳无凡声。
唯此闲寂境，惬我幽独情。
病假十五日，十日卧兹亭。
明朝吏呼起，还复视黎甿。（《北亭卧》）
萧疏秋竹篱，清浅秋风池。
一双短舫艇，一张班鹿皮。
皮上有野叟，手中持酒卮。
半酣箕踞坐，自问身为谁？
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
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秋池独泛》）
月好好独坐，双松在前轩。
西南微风来，潜入枝叶间。
萧寥发为声，半夜明月前。
寒山颯颯风，秋琴泠泠弦。
一闻涤炎暑，再听破昏烦。
竟夕遂不寐，心体具翛然。
南陌车马动，西邻歌吹繁。
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松声》）
……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扬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间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池上篇》）
适意、修心、惬情、悠然、翛然、颓然、陶然等词语的大量运用，活画出身心畅游于林园之中，于自然天地间荡涤世俗尘垢的忘我之乐。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造园，不仅为了可居可游，更为了借园来寄寓自己之情性，借园来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甚至视之为生命之寓所，使园林世界与内心世界达到高度的融合。
最能阐释白居易在园林世界中的审美愉悦的，还是他在《草堂记》中的一段话。文曰：
……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这里所谈的审美体验明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亦即三种境界：一、体宁，二、心恬，三、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第一种境界是外部身体的愉悦，“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声”，是园林美景引发的最直接的体验。第二种境界由外深入到内，内心世界与外在园林世界自然契合。这两种境界是园林品赏中，一般人能达到的。而第三种境界则属于高级的审美层次，非一般所能达。这种快乐是忘我之乐，是不知其乐之乐，是终极之乐，也正如后来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的高峰阶段的愉悦体验，“目不知毫素，手不知笔墨”，此时，“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审美主体已感觉不到快乐，然正经历着最大的快乐。可见，白居易在园林品赏中，真正做到全身心的投入，达到了一般人所未能达到的最高审美境界。
白居易的这种对园林的体验，后人报以强烈的回响。宋郭熙《林泉高致》中所谈的审美愉悦的三种境界：可行可望的一般愉悦，可居可游的自由愉悦及忘情物我的忘适之乐，正是对白居易《草堂记》中所述的审美体验的理论概括。明祁彪佳在《寓山注》总序中亦云：
至于园以外山川之丽，古称“万壑千岩”。园以内花木之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时之景，都堪泛月迎风；三径之中，自可呼云醉月，此在韵人纵目，云客宅心，予亦不暇缕述之矣。
与白居易深有同感，极力强调寄意园林，视园林为性灵的载体。
二、退隐的基地生命的安顿
中唐，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日渐衰落，中央集权制度日渐专制独裁，这一统治机制自身已无法自救，视历史使命为己任的士大夫便想方设法，试图通过更能动地参与、改革集权政治以挽即倒之狂澜，其结果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加剧了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之间的矛盾。为了保证对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制约，集权制度更趋于专制。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造成了整整一代英才的悲剧，象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裴度、元稹、李德裕、牛僧孺等等，无一例外地在大衰败的社会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英才夭折的悲剧。我们且看白居易的遭遇。元和三年，白居易拜为左拾遗。三年谏官任中，他不避艰危，克守职责，然结局怎样？他在谏阻吐突承璀讨伐一事时，先上奏书，“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反，我叵堪此，必斥之！’”接下去，拾遗秩即满，例当改官。宪宗暗喻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无奈，只好自请授京兆府户曹参军，离开近臣行列，失去了直接参与朝政的权力。再以后，进一步遭受打击，贬官江洲。
面对险恶的政治斗争，遭受残酷的集权制度的挤压，中唐士大夫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且极力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这仍以白居易最有代表性。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往。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洲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寄隐者》）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洲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将集权制度下，士人的遭遇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的隐逸在中唐便有了更加滋润的土壤。我们看到，白居易等人选择了一条中隐的道路，由此非常看重园林别业，将其作为退隐的基地，看作亦官亦隐的生活场所，视为安顿心灵的秘室。他的《中隐》诗很明白地道出了这种人生取向及其与别业的关系，诗云：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他还说过：“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他在寂寞的山林与喧烦的朝阙间，找寻到了一条恰宜其意的人生道路，而园林别业正是这条人生道路趋向的最佳去处。“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头似雪，婆娑乎其间。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
在园林别业中，他洗刷掉了满耳尘土，一身轻松，一心自在：
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
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
在园林别业中，他摆脱官场上的种种羁绊，淡泊功名，崇尚自然：
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
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
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
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
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官舍小亭闲望》）
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
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池上竹下作》）
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咍。（《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
官场的龌龊，世人的营钻，人生的劳心费目，在自然的疏理下，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疲惫的心灵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到了安栖之所。
此外，还有两个例证亦具代表性。《旧唐书·裴度传》记述裴度思想转变与园林别业的关系及在士人中的影响：
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寄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四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署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郦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记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伴也。
以上表明，白居易、裴度、牛僧孺、李德裕，事实上还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元稹等中唐最具代表性的士大夫面对世事的衰落，在专制集权的残酷挤压下，均感心力交瘁，且殊途同归于园林别业。于是，园林别业成了士大夫疗治心灵创伤的疗养所，也成了他们以心灵的能量抗衡社会组织的最后堡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士人的大悲与大痛。
白居易中隐的理论和生活方式以及视园林别业为身心载体的人生趋向，在中唐士人中最具典型意义，且为宋人所推崇和普遍接受。这从宋人亭堂的命名和取意即可见一斑。例如张去华“在洛茸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宋史·张去华传》。为纪念白居易，人们在秀丽明净的西湖畔建起“思白堂”。南宋虞俦命自己的居所为“尊白堂”，并曰：“韩魏公有醉白堂，坡公有我似乐天之句，此吾所不敢，惟知尊之敬之，故扁以为堂。”宋人为何如此膺服白居易？陈师道的自问自答，便使这一问题有了答案：“夫前世游居之士有传于后者多矣，独有意白公，何邪？”“以其进则效其忠，退则存其身。”原来，在集权制度日趋衰弱，大宋江山日薄西山之时，士大夫再也鼓不起盛唐士人济世安邦意气飞扬的风帆，只能循中唐白居易的中隐之道，于丘壑园林中安顿性灵。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第二编。
三、素朴自然趋雅尚洁
士大夫园林比不上皇家贵族的富丽豪华，但造园者并不拘于此，而恰好在园林作品中体现另一种审美风范，即自然简朴，从而将作者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人格追求均注入其中，形成了与皇家贵族园林迥然不同的风貌。白居易在《草堂记》中描述他的别业庐山草堂说：
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磩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
草堂素朴自然，不加雕琢，陈设仅有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将作者纯雅的性情融入其中。他在《自题小草亭》中也描述自己的住处“新结一茅茨，规模俭且卑。土阶全垒块，山木留半皮。”茅茨规模俭卑，然尽力保持其天然风貌，体现了主人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他在《池上篇》中还说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虽然相对来说是狭偏的园宅，但是有了水一池，竹千竿，也可谓心满意足了。
白居易的这种崇简尚自然的造园赏园的情趣，并非是由简单的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崇尚自然之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积淀。从老庄开始，中国艺术就极力推崇自然朴素之美，《老子》曰“大朴不雕”，《庄子》曰“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又云“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种艺术精神影响了历代的许多士人，他们将法天自然视为美学的最高境界，这种审美理想当然也注进了园林艺术中去。白居易的一生，特别是后期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自然地接受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
白居易的园林诗文，不仅使我们看到他崇尚自然，而且趣雅尚洁，体现出不同流俗的情调。这从他的园中所种植物及室内摆设即可见一斑。他的园中种植的为作者钟情的往往是翠竹、青松、白莲等。
吾亦爱吾庐，庐中乐吾道。前松后修竹，偃卧可终老。各附其所安，不知他物好。（《玩松竹二首》之一）
青石一二片，白莲三四枝。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莲石》）
松、竹、莲这些莹洁之物，寄寓的是作者超越尘俗，纯雅高洁的人格精神。《忆洛中所居》云：“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更是不同流俗的追求。他的室内摆设的往往是琴、书等。如：
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草堂记》）
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春日闲居二首》之一）
琴和书乃是作者慰幽独，寄情性的载体。
八此外，白居易给别业的命名，亦注入了自己的情趣，如：虚白亭、忘荃亭等。虚白，出自《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白居易用以名亭，形容心境的澄澈明净。忘荃，出自《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成玄英疏曰：“此和喻也。意，妙理也。夫得鱼兔本因荃蹄，而荃蹄实异鱼兔，亦犹玄理假于言说，言说实非玄理。鱼兔得而荃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绝。”用两个比喻来说明得意而忘言，白居易用忘荃命亭，表明作者忘外形而得真意，“遗世而独立”苏轼《前赤壁赋》。的内心超越。
第二节具有艺术水准的园林景观论
白居易做为唐代文人园林家的杰出代表，对园林景观的营构，诸如置石垒山、理水泉脉、莳花艺草、建屋筑室及景观组合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构成园林景观的物质性要素有山、水、花、木、建筑等，园林意境的生成则在于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山石为骨骼，以泉水为血液，以花木为衣饰，再配以适当的建筑物，园林就能成为一个骨骼坚实，血液流贯、衣饰华润的可居可游的整体，就能呈现出一种山峰巍峨、泉水潺湲、花木华滋、建筑相宜，且气韵生动的美的境界。白居易对此深有体悟，现分论之。
一、置石垒山
置石筑山在园林史上由来已久。唐代，园林中置石筑山的现象更为普遍。据文献资料考察，唐代园林里所筑假山，以土山居多，也有石间土的土石山。前者如杜甫《假山》诗序记“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白居易《累土山》一诗更具体描述了累土筑山的情景：“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入户庭间。玉峰蓝水应惆怅，恐见新山忘旧山”。后者如柳宗元《愚溪诗序》中所记“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而纯用石料堆叠的石山尚不多见，但由石料组合成景的“置石”则随处可见，这与中唐的尚石风气相关。白居易则是著名的赏石大家，很好地阐释了置石的美学意义。他有嗜石之癖。他屡次言及为杭州刺史三年，北还时唯携两片天竺石、一只华亭鹤，且“归来未及问生涯，先问江南物在耶？引手摩挲青石笋，回头点检白莲花”，珍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苏州任刺史时，还觅到两块“怪且丑”的太湖石，它们“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且“万古遗水滨”，而“一朝入吾手”，“担舁来郡内，洗刷去泥垢”，“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间有”，珍爱之至。更有甚者，“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情感充溢自不待言。在他的园林里，更重置石。仅就他的洛阳履道坊宅园而言，就供有四种石头：罢杭州刺史后带来的天竺石、罢苏州刺史上带回的太湖石、友人杨弘农赠送的青石、山客赠送的磐石。他在《池上篇》中说：“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且“……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睡于石、题于石，成了白居易园林生活的重要情趣之一。在《磐石铭》中亦记其“坐卧其上，爱而铭之”，真是打上了一个解不开的石结。不仅于此，其《太湖石记》还就太湖石的审美意义做了深刻阐释。首先，他将文人的嗜石与嗜书、嗜琴、嗜酒并提，确定了石的艺术价值。其次，石之形态，“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严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稜锐刿如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跧若动，将翔将涌，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者”，形象逼真地描绘了太湖石的千姿百态，从而给人以不同的美感。再次，奇石在有限的空间内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能激发欣赏者以丰富的联想，“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从小小的园石中让人似乎看到了巍峨连绵的山岳峰峦，奇异壮丽的千壑百洞。最后，他将石分为若干品级，“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从品级来确定石的美学价值的大小。
二、理水泉脉
水是万物生命的本源，造园当然离不开水，所以历代造园家莫不重视在园中营造水景，以使园林“活”起来。在隋唐以前的文献中我们很难见到对理水方法的具体描述，之后则大量见于记载。从大的方面言，园中理水泉脉的方法无外乎利用天然水体、构筑人工水体及将二者相融合。而从小的方法及造成的美学效果看，则技巧多多，效果各异。白居易做为一个园林大家，深谙其中的妙处。
白居易对理水与置石有着同样的痴情。他在《草堂记》中说：“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蒉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爱山石、池水，几近迷狂。《老题石泉》中也说：“殷勤傍石绕泉行，不说何人知我情？渐恐耳聋兼眼暗，听泉看石不分明”，这种以心去观赏泉、石，且担心自己会因耳聋眼昏看不清，这其中之情非一“痴”字不能表达。正因如此，在园中他精心营构水景，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善用天然水体。营造园内水景，要尽可能地利用天然水源，引入活水，造成鲜灵水体。白居易《引泉》：“静扫林下地，闲疏池畔泉。伊流狭似带，洛石大如拳。谁教明月下，为我声溅溅？竟夕舟中坐，有时桥上眠。何用施屏障，水竹绕床前。”疏引池畔的泉水，而造成“伊流狭似带”的视觉效果和“为我声溅溅”的听觉效应。其《草堂记》中咏其庐山草堂的水景时也提到“最爱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绕街流。”他的洛阳履道坊宅园亦巧借伊水渠之水周其舍，且栽莲越楼成景，“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执响墙根底，唯我栽莲越小楼。”（《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吟偶题五绝》）。其它如《重修府西水亭院》中曰：“因下疏为沼，随高筑作台。”《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诗二十六韵见赠》中亦曰：“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枝。”充分表现了白居易对引天然活水造园的钟情及对其产生的美学效应的深切体悟。
构筑人工水体。园林水景之构，大多还是人工水体的构筑。与此同时，白居易还注意到利用地势的起伏得水之自然情趣。他在《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中称赞裴度园中“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园内顺势引水，一则水流畅通易成水观，二则得自然之趣。为了使水体富有曲折变化的审美效果，白居易常常以嶙峋多变的山石相助。《西街渠中种莲叠石，颇有幽致，偶题小楼》云：朱槛低墙上，清流小阁前。雇人载菡萏，买石造潺湲，”这里买石不是为了置石叠山，而是为了置入水中成就潺湲之声。《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亦云：“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也是用受赠的两片青苔石置入水中，造成悦耳水声和悦目水观。《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中更详细具体地描绘了水中置石叠山，激作寒玉水声的优美画面：“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为了造就更美的景观，白居易还将天然水体进行精心加工，融天然水体与人工水体于一体。其《草堂记》所记其庐山草堂的水景构筑即是范例。记曰：“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所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珮琴筑声。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漂洒，随风远去。”所引天然水体是瀑布，东边以石渠接之，西面以竹筒引之，从而分别造成“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珮琴筑声”和“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漂洒，随风远去”的审美效果，真得水景之妙，足见白居易在园中构筑水景的艺术水准。
三、养莳花木
花木，乃园林中一切植物之代称。
花木在园林景观建构中占着重要地位。从园林史看，早期的“园”和“圃”都是种植植物的场地，后来发展为艺术的园林，“园”与“林”更是不可分离，这仅从园林及园林的别称上即可见一斑：园林、林园、林圃、林亭、林泉、山林等。园林又称“花园”，可见又与花结缘。宋人韩拙指出：“山以林木为衣，以草为毛发，以烟霞为神采，以景物为妆饰，以水为血脉，以岚雾为气象。”（《山水纯全集》）园林中有了山水，就有了骨血，再配以花木之饰，就有了活泼意趣，华润之美。
唐代观赏植物栽培的园艺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园林家们也更乐于在园中种植各种花木，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记录其洛阳私园平泉庄内珍贵的观赏植物七八十种，白居易园林中花木虽然远不及李园的名贵丰富，却更能体现文人园林植物景观的美学价值。据周维权先生《中国古典园林史》中统计，《白居易集》中所提到的观赏树木和花卉计有：孤桐、柏、樱桃、紫藤、桐、柳、竹、枣、桂、松、桔、杜梨、水柽、凌霄、丹桂、荔枝、杏、杉、桑、桃、李、槐、梨、枇杷、石榴、牡丹、莲花、白莲花、菊花、萱草、杜鹃、木莲、白槿花、紫薇花、木兰花、蔷薇、芍药，也算是琳琅满目了。白居易亲自参与园内植物的栽培、修葺。“野性爱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东涧种柳》），性喜栽植，并以势随性植柳。在《对新家醞玩自种花》中亦提到“香麴亲看造，芳丛手自栽。”他还“疏理池东树”、“持刀密竹”（《池畔二首》），剪枝修葺。他很重视植物的配置成景：“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移花夹暖室，洗竹覆寒池。”（《春葺新居》）“篱东花掩映，窗北竹婵娟。”（《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以植物构景时，他强调要注重表现其自然的形态意趣：“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竹。”（《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开窗不糊纸，种竹不依行。意取北檐下，窗与竹相当。”（《竹窗》）在植物园中，他偏爱松、竹、莲：“……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草堂记》），至于“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忆洛中所居》）更是不同流俗的追求。对竹，他更是情有独钟，发扬光大了竹文化。从春秋时卫国的淇园修竹开始，竹就成为园内植物，且历代与园结下不解之缘。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池上篇》）修竹千余竿。他的履道坊宅园，“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醉吟先生传》）他在长安租赁故宰相关播亭园时，见亭之东南隅“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便“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养竹记》）可谓竹之知音也。他喜竹水配景：“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食饱窗间新睡后，脚轻林下独行时。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池上竹下作》）他也赞赏竹石配置：“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况临北檐下，复近西塘曲，筠风散余清，苔雨含微绿。有妻亦衰老，无子方焭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北窗竹石》）更重要的是他对竹品的品评：“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真是一部出色的竹记，一记竹子的审美意蕴，二记竹子的象征寓意，更可贵者，白居易将此意蕴和寓意自觉地体现于园林艺术中，这已如前述。
四、建筑
建筑是园内的可居之处，但它往往除了实用价值之外，还进一步满足于人们精神生活的观赏要求，因此，一座园林里的建筑物既要与周围的园内山、水、花、木相谐调，更能表现园主的审美情趣。白居易的园内建筑自然简朴，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如前所引，他的庐山草堂房屋结构简单，所用木材保持本色，墙也只是泥墙，其它如石阶、纸窗、竹帘、纻帷、均自然简朴，保持天然之本色。他在《自题小草亭》中也描述自己的住处：“新结一茅茨，规模俭且卑。土阶全垒块，山木留半皮。”茅茨规模俭卑，然尽力保持其天然风貌，同样体现了诗人崇尚自然的情趣。不仅于此，室内摆设也简单别致：
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草堂记》）
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春日闲居二首》之一）
没有古玩，没有珍宝，有的是琴和书，足见作者的情趣所在。
五、景观组合
著名园林家陈从周先生说：“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陈从周《园要谈丛》，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建筑、山水、花木等只是这个综合艺术品的建构要素，它们绝不可孤立存在，而是有机组合，造就一个布置合理，主题突出，活泼生动、优美别致的综合艺术品。
白居易的园林艺术观中已充分注意到了景观组合问题。他在《冷泉亭记》中说：“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乃右司郎河南元藇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丛山、叠湖是大背景，如指排列的虚白亭、候仙亭、观风亭、见山亭、冷泉亭是中心画面，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庐山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物，大抵若是，不能殚记。”（《与微之书》）他的履道坊宅园也是“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屋室”包括住宅和游憩建筑，“水”指水池和水渠，为园林的主体，池中有三个岛屿，其间架设拱桥和平桥相联系。不仅于此，他又于池东建粟廪，池北建书库，池西建琴亭，亭内置石樽，又作西平桥、开环池路、作中高桥、通三岛径。可见这是一座以池为中心，周围环以建筑、亭台，水中置天竺石、太湖石、白莲、折腰菱，中心有三岛，水边有青板舫、华亭鹤，宅旁岸边修竹千竿，桥路相联，配置合理，精心布局的园林。
造园时注重景观组合，赏园时就有了有组织的游赏空间。且看白居易咏赏裴度的集贤里宅园：
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
水竹认为质，质立而文随。……
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
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枝。
南溪修且直，长波碧逶迤。
北馆壮复丽，倒影红参差。
东岛号晨光，泉曜迎朝曦。
西岭名夕阳，杳暧留落晖。
前有水心亭，动荡架涟漪。
后有开合堂，寒温变天时。
……（《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徵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
仰观数片嵩峰，低俯伊水一枝，南溪碧波逶迤，北馆倒影参差，东岛晨曦朝阳，西岭落霞余晖，前有漾于涟漪的水心亭，后有随天时调温的开合堂。随着仰观、低俯，观察视角的变化，东、南、西、北、前、后方位的移动，园林之美尽收眼底。
第三节创造性地运用与总结园林艺术法则
白居易对中国园林艺术法则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与总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因势造园，取法自然；化大为小，小中见大；巧于因借，虚实相生；闹中取静，以幽克喧。现分论之。
一、因势造园取法自然
崇尚自然，返朴归真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一条线，从先秦“返归自然”的老庄哲学到西晋开始的隐逸意识，而后一直贯下，历代不衰。唐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士人更视园林为惬合野情、回归自然的最佳场所。且看白居易的体验：
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
窗竹多好风，檐松有嘉色。
幽怀一以合，俗念随缘息。
在尔虽无情，于予即有得。
乃知性相近，不必动与植。（白居易《玩松竹二首》之二）
佐邑意不适，闭门秋草生。
何以娱野性？种竹百余茎。
见此溪上色，忆得山中情。（白居易《新栽竹》）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
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
时我亦潇洒，适无累与病。
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白居易《春日闲居三首》之二）
在园林中，他得以贴近自然，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进而与自然融为一体。
园林毕竟是人造自然，要实现满足人们崇尚自然的功能，就必定要造得富有自然意趣，即如后来计成《园冶》中所云“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白居易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因势造园、取法自然的原则。他认为园林中叠山理水要充分利用地势，因地制宜，才能高峰耸立、泉水畅通，得自然之意趣。他反复强调：
因下疏为沼，随高筑作台。（白居易《重修府西水亭院》）
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
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枝。（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诗二十六韵见赠》）
他还称赞其庐山草堂之水景“最爱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绕阶流。”（白居易《重题》之二）虽云人工水景，但得纡回萦委之自然意态。他又赞赏裴度园景：“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
（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水景与花木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顺乎天性，随物赋形。由此，我们再来看看白居易论园中以植物构景的见解：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
……
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
开窗不糊纸，种竹不依行。
意取北檐下，窗与竹相当。（白居易《竹窗》）
他注重的同样是要表现植物的自然形态意趣。至于园内建筑，他更注重与山水花木相谐调，自然简朴，尽现自然之态，表现了作者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
可见，为了遂人之野性，白居易认为园内景观，诸如叠山理水、莳花艺草，建屋筑室，均要顺自然之性。这样，人性与物性人情与物境就和谐统一，造就一个情、境一体的境界。
二、化大为小小中见大
园林是个“小自然”，其景观构成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哪怕是皇家园林，也不可能“连山到海隅”，“奔流到海不复回”，更何况私家园林呢？于是，如何在极有限的空间内造出一个体现无限大自然意趣的园地，便摆在园林艺术家面前。优秀的园林艺术家，定要解决好以有限呈无限，以园内“小自然”现无穷大自然的问题。白居易正是如此。
君住安邑里，左右车徒喧。
竹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白居易《酬吴七见寄》）
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入户庭间。（白居易《累土山》）
覆蒉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白居易《草堂记》）
可见，园不在乎小、山不在乎高、水不在乎深，重要的是使其与自然生机相通，一杯泓水就是一茫茫大海，一片假山就是高峻险拔，连绵逶迤的峰峦，从而将大自然的精华浓缩在小小的园林中。宗白华先生的一段话，正可用以说明这一造园原则：“一天的春色寄托在数点桃花，二三水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艺境》）
化大为小，是造园时必须遵循的空间原则，而小中见大则是赏园时必须具备的心理空间。这就要求品赏者驰骋想象，由物我的沟通、主客体的交流，完成由小至大的转换，从而通过眼前的壶天勺地领略到自然的无穷奥秘。且看白居易的体味：
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
西檐竹梢上，坐见太白山。（白居易《病假中南亭闲望》）
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白居易《池上作》）
这里强调的是赏园时，心中要能涵纳自然万物，将眼前的园中小景同大化生机联系起来，如此则小亭、方丈间即是一片开阔的天地，由有限趋于无限，得自然之妙。他在《太湖石记》中亦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馆，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
白居易还注重由近及远，将侷促的园中景推向远处，从而实现园内与园外的沟通，小园景与万物世界的沟通。
嵌嵩石峭，皎洁伊流清。
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
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
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白居易《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致，以诗纪之》）
树深藤老竹回环，石壁重重锦翠斑。
况当雪景凉风后，如在千岩万壑间。（白居易《题岐王旧山池石壁》）
将眼前景推向远处，园中小景成了引发大千世界的媒介，极远的大江大河，千岩万壑通过园中的一泓池水、一片假山而尽得之。
可见，白居易将化大为小、小中见大的原则运用得很纯熟。这一原则在以后的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中，一直被严格地奉行着，影响深远。
三、巧于因借虚实相生
由前述，在壶天勺地之中造出个大千世界，是造园的基本空间原则，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就要求造园家在造园时心系广袤的宇宙，胸怀万化生机，实现园中景与万物世界的沟通，而因借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最有效的方法途径。因借，即造园家根据地势环境和实际需要，将本不属于本景的景物风情借入本景空间，使之成为园林风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造成一种远近得宜、无中生有、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明计成在《园冶·借景》中指出：“夫借景，园林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概括出了借景在园林中的重要位置及借景的方法，其实这种认识在白居易已很深刻，且自觉地在造园、赏园时灵活运用。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白居易《草堂记》）
此为远借。
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
幸有西风易凭杖，夜深偷送好声来。（白居易《松树》）
此为近借。
通过远借，将奇秀的庐山风光，特别是将包括香炉峰、遗爱寺在内的绝胜境界移借入草堂意境的营构中，从而产生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通过近借，以丹凤楼、青龙寺之遮蔽，更映出长安新昌坊宅园“市街尘不到”的清幽环境。深夜西风偷送松声的因借，更衬出环境的清新宁静，沁人心脾。远借、近借的运用，移远就近，由近知远，突破了小园的界限，吸取天地精华于园内，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增加了园景的层次感和园林意境的空灵感。
亭脊太高君莫坼，东家留取当西山。
好看落日斜衔处，一片春岚映半环。（白居易《高亭》）
此为仰借。
声来枕上千年鹤，影落杯中五老峰。（白居易《题元八溪居》）
此为俯借。
云映嵩峰当户牖，月和伊水入池台。（白居易《以诗代书寄户部杨侍郎劝买东邻王家宅》）
上句仰借，下句俯借。
借西家亭脊当西山，只见一夕落日衔挂西山，满园生色。开窗启扉，闲云映山，跃入眼帘。俯视水面，月影倒映，随波荡漾。俯仰之间，天高云闲、落霞满山，月随波漾，尽入园中，小小园林，得大自然之精髓。
（草堂）其四傍耳目杖屡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白居易《草堂记》）
……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冷冷，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白居易《冷泉亭记》）
此为应时而借。
春夏秋冬，昼夜朝夕，阴雨晴明，风云变幻，景色各异。造园家巧于因借，使同一景点在不同的季相、不同的时令及阴晴不一的情况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秋月冬雪，春花夏云，阴晴晦明，尽收园中，使小小园林外通天地，吞吐大荒，真正体现了小园与万化生机的息息相通。
此外，还有园中景物，互相资借，彼此互生互补。如：“雨添山气色，风借水精神。”（白居易《闲园独赏》）
白居易还有一句名言：“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寻春题诸家园林》），真是道出了园林与自然万物，人与园林之间的奥秘。天地宇宙、日月星辰，烟霞雾岚、山川风物，尽可为园林艺术家巧摄园中，实现园与大化生机的沟通。人于园林中，颐养身心，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寄托生命，实现人与园的沟通，进而也实现了人与大化生机的相通，从而人、园、宇宙气息共通，呼吸律和。真是深谙因借之理。
后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对因借这一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他指出：“园林巧于因借”、“构园无格，借景在因”、“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者屏之，嘉者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可餐”，还有前引谈借景的重要性和方法等等。这些正是循白居易的因借观而进行的概括性阐发，可做为白居易因借原则的理论总结。
四、闹中取静以幽克喧
唐代隐逸之风盛行，而此时的隐逸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隐居，隐居已不是目的，转而为攫取功名的手段。于是，“隐士”们当然也就不必隐到深山老林里去，而“隐于园”倒是个极妙的选择。其中的妙处，王维就有体悟：“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既可高官厚禄，又能寄情林泉。白居易的体验更为典型，他创造了“中隐”之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园林正是“中隐”的载体，这仍是白居易的体会最深：“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于是乎，园林成了他们寄托理想、愉悦身心、寓托生命的最佳园地。为实现亦官亦隐的双重职能，城市山林应运而生。城市、山林看似极不和谐：一则人造，一○一○○一则自然；一则繁华，一则质朴；一则喧闹，一则清幽。而城市山林则要将这看似矛盾的双方统一在一起，在繁华、喧闹的城市间造就一个质朴、清幽的别有洞天。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白居易遵循的就是闹中取静、以幽克喧的原则。
袅袅过水桥，微微入林路。
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步。（白居易《池上幽境》）
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
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白居易《禁中》）
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
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白居易《闲居自题》）
谁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
始悟諠静缘，何尝系远迩！（白居易《郡中西园》）
白居易极善于通过精心选址和巧妙的艺术处理，隔断闹市的尘嚣，营造出一个“邻虽近俗，门掩无哗”的清闲幽雅的天地。有了这一块天地，他觉得修心养性又“何必在深山”，就是真山真水他也“慵去”了。甚而在公务缠身的郡府内，他也营得了一片闲静之处，偷得了片刻自由，使他悟出，諠静之缘不在乎距真山大川远近，只在于肯为乎？
只是园境的清幽还算不上真正的幽，更重要的是于此清幽之境中达到心境的“幽”闲，使内心与外境遇合，物我相通、相知，获致意境之清闲幽雅。
静得亭上境，远谐尘外踪。
……
旷然宜真趣，道与心相逢。
即此可遗世，何必蓬壶峰。（白居易《题杨颖士西亭》）
绿树晚阴合，池凉朝气清。
莲开有佳色，鹤唳无凡声。
唯此闲寂静，惬我幽独情。（白居易《北亭卧》）
静境多独得，幽怀竟谁知？
悠然心中语，自问来何迟？（白居易《秋池二首》之一）
地与尘相远，人将境共幽。（白居易《履道新居二十韵》）
由外入内，人境共幽。
这片清幽之地还使本来营钻摩戛、躁动不安的心灵趋于宁静，归还人性之本，达到更深层的人与境遇合。请看：
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
……
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
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白居易《池上竹下作》）
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咍。
禽鸟出得池笼后，纵有人呼可更回！（白居易《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
通过那块清新净洁、幽闲宁静的天地的梳洗，那颗被尘嚣俗念牵移过的心回归于原位，一片清朗干净，如同久困于池笼中的禽鸟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由此可见，白居易通过独具匠心的营造，真的于满耳喧闹声的城市间成就了一片清朗朗、幽深深、干净净的“山林地”。他的这种于闹处求幽的城市山林观在后世得以热烈的回响：
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苏舜钦《沧浪亭》）
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维则《狮子林即景》）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文征明《拙政园若墅堂》）
谁谓今时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
松风阁听松风谡，绝胜满街丝管音。
（弘历《游狮子林得句》）
可谓代有传人，历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