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陈从周先生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一文中指出：“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我认为研究中国园林，似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深。”确是中的之言。李浩先生在《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一书中也指出：“园林是土木写成的文学，文学则是用语言材料砌成的一座园林。”更形象地道出了园林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本篇就从这里谈起，深入探讨中国园林与文学的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
第一节化诗为园园因文传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都与诗文结缘，尤其是私家园林和公共园林与诗文关系更为密切。在构园、造园、题园、咏园诸环节均离不开诗文，可谓园因文造。一座园林，在起始阶段，往往经主人（“能主之人”）由诗文境界而构思，以至于设计出富有诗情画意琴韵的园内景观；尔后请文人、画家、书家、曲师等共商造园事宜，以至用诗文概括出园内各景观的意境。这个环节很重要，它决定着园林的具体营造和园林的品位，正如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一书中开宗明义所强调的：“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园林付之于营造，往往追求“境若与诗文相融洽”，即揣摩诗情文心来造园，从而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园林境界。园成之后，往往请来文人题咏匾额、楹联，由书家刻于门楣、楹柱及点景处。《红楼梦》第十七回就记述了在大观园造就后，贾政、宝玉与一批文人骚客为园中各景致建构题名赋诗，并且借贾政之口说：“若干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下文还由宝玉之口说出，题名时“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说将古人诗文名句与眼前景观神韵结合，就能题出好名来。有了好园，园主人、家人、友人便赏心悦目，诗情常涌，咏出大量的诗文来。所以，诗文之于园林，真是时时相伴，处处相融。现将园林在营造及传世过程中所受到的诗文影响阐述如下：
首先，化诗为行文方便，“诗”、“诗文”概指文学作品为园。主要有两层含意：（一）园及园内景观直接取自诗文；（二）化诗文意境为园林意境。
先谈第一种情况。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人们很注重园名和园内景观的题名及楹联，将之视为人生旨趣和审美风范的载体。实际上它们还是园林景观的点睛之笔，用来点题风景意境，激发情思与联想，而这些园名、园内景观题名及楹联，则往往取自名人诗文，恰到好处地将诗文名句与眼前景致的风神相通相融，所以这些名称、楹联实际上就是园林景观意境的诗化，是园林艺术中一种独特的创造美的手段。园名取自诗文者，比比皆是。如宋代苏州沧浪亭，取自《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园主苏舜钦取之名园，既寄寓了自己像三闾大夫屈原那样遭诬被贬的身世，又表明了自己回归自然的人生趋向。宋代苏州的乐圃，园名盖取自孔子“乐天知命故不忧”、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之意，表明园主朱文长无意仕进，自得其乐的人生选择。明代无锡的寄畅园，园名取王羲之《兰亭序》“一觥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的文意，表现醉意于诗酒美景的情趣。
清代岭南梅州的人境庐，取自陶渊明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表现超脱尘世，归园田居之意。苏州耦园原名涉园，取陶渊明的“园日涉以成趣”句意，亦言归园田居之乐。此外，公共园林如长沙岳麓山爱晚亭取自杜牧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北京陶然亭取自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均从诗句中取名。园林中景观取名于诗文，更是满目皆是。苏州留园有一组书屋“汲古得绠处”、“还我读书处”、揖峰轩之西月洞门“静中观”，均取名于诗文。“汲古得绠处”，语出《荀子·荣辱》篇：“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圣人之言。”绠，即绳子。如此取名，是说做学问要持之以恒，刻苦攻读，才有所获。“还我读书处”，取意于陶渊明的《读三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言耕读隐逸的生活情趣。“静中观”，则取刘禹锡诗句“众音徒起灭，心在静中观。”寓静心安读之意。拙政园中的归园田居、远香堂、留听阁、烟波画船、与谁同坐轩等景观，均取自诗文。归园田居直接取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名。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园中夏日赏荷之处。“远香”主嗅觉，“留听”主听觉。“远香”取自周敦颐《爱莲说》中“香远益清”句，“留听”出自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名句。取此诗文境，让人得景致之神韵。烟波画船，出于汤显祖《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一段唱词：“……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与谁同坐轩，则取苏轼“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的词意，寓尽情享用明月、清风等造物者赐予人类的无穷宝藏之意。在留园、拙政园等园林中，大量运用诗文名句造境、点景。更有甚者，位于杭州西湖东南岸的南园，为宋代平原郡王韩侂胄的别墅园，园内所有的厅、堂、阁、榭、亭、台、门等，悉取先侍中魏忠王（韩琦）之诗句而名之。另如苏州网师园有“小山丛桂轩”，取庾信《枯树赋》中“小山则丛桂留人”的名句，台北市郊林家花园有书斋曰“方鉴堂”，取自朱熹“半亩方堂一鉴开”等等。
园中楹联取于诗文的亦很多，如最为人们称道的苏州沧浪亭石柱上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就集自欧阳修《沧浪亭》中“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与苏舜钦《过苏州》中“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的诗句。清代梁章钜将欧苏两位大诗人的名句集为一联，天衣无缝，既传出了沧浪亭的美景情韵，又使人想起欧苏友好的文坛佳话，可以说这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公共园林如济南大明湖的历下亭上有楹联“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取自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既让人回想历下古亭悠久的文化历史，又点出了当年北海太守李邕召集群贤名流的文坛盛会的本事，发人联想。其它如拙政园中“雪香云蔚”亭有文徵明草书的楹联“蝉躁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取自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诗句，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有郑板桥手写的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上联用《论语》中《述而》篇和《颜渊》篇里的典故，下联出自《晋书·陶侃传》。
再谈第二种情况。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山川以诗为境。”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人们往往将诗文意化为园林境，从而使受空间局限的山石溪泉和建筑亭台等园林景观，有了深远隽永之感，令人联想、玩味。融化诗意为园境的佳例，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吴江退思园。该园为清光绪年间安徽兵备道任兰生回乡所建的宅园，被誉为“贴水园林”。以水景为主，池中遍植荷花、菰蒲。环池的建筑物均贴近水面，主体建筑“退思草堂”前临水池，池西侧有“水芗榭”与池东侧的“眠云亭”隔水相望，船厅“闹红一舸”则自岸边突出水面，门窗均饰以红色，微风吹来，仿佛扁舟随风荡漾，池南有“孤雨生凉轩”，亦贴水而筑，门窗多而虚敞，令人感到水面传来的丝丝凉意，船北有榭曰“水香榭”，凭栏望水，清风徐来，冷香飞动，沁人心脾。此情此境，恰似姜夔《念奴娇·闹红一舸》所描写的意境：
闹红一舸，记来时，莺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二园主人干脆将此景观命名为“闹红一舸”，真得词中意境之魂。化诗意为园境，是中国园林创造的一种独特方法，从而使园境与诗境合二为一，难怪人们称园林为“凝固的诗”。
除此之外，化诗为园的情况还有将诗人所咏之地化为园林，将文学作品中的园林化为现实中的园林等。前者如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有名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后人就在扬州二十四桥西岸建构了听箫园。陶渊明的名篇《桃花园记》描述了武陵的一个世外桃源，而后人就在湖南武陵依文中所绘景致、境界建桃花园。后者如《红楼梦》中描述了一个供书中众人活动的场所大观园，今人就在北京近郊、上海青浦建大观园。苏州东山的“曲溪园”就以王羲之名篇《兰亭序》所记载的兰亭为范本而建造的。
其次，园因文传。我国古典园林，源远流长，从先秦的“台”、“囿”、“苑”、“圃”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园林艺术的大发展，再到宋元明清古典园林的成熟，其间营建的各种园林，包括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等，不计其数，而由于园林的物质性建构特性，随着时间的淘洗，幸存的为数不多。而这些历久传之今世的幸运者，几乎都经过文人墨客的吟咏记述。诗文在园林流传过程中的影响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园林借助于诗文流传于后世。柳宗元在《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的确，东晋时会稽近郊的兰亭，如果没有王羲之等文人名士的唱吟，特别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可能它就不会那样盛名远扬，且历千年而不衰。钱大昕在《网师园记》中也指出：“汉魏而下，西园冠盖之游，一时夸为盛时，而士大夫亦各有其家园……然亭台树石之胜，必待名流宴赏，诗文唱酬以传。”同样说明了园林依诗文而传世的道理。
杭州西湖有了白居易、苏轼等文人骚客的吟唱，苏州沧浪亭有了欧阳修、苏舜钦等的吟咏，北京陶然亭有了明清大批文士名流的咏唱……得以扬名于世，流传万代。第二，园林的修复重建，依据诗文题记。如杜甫流寓成都的浣花溪草堂，从唐末韦庄培修，历宋明清经过十余次的重修改建，最后一次重修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大体上奠定了今日“杜甫草堂”的概貌。从今之“杜甫草堂”来看，修复主要依据的是杜甫《寄题江外草堂》和大量咏此园之诗的记述，力求再现的是诗文意境。如充分利用天然之水景：“舍南舍北皆春水”（杜甫《客至》），今日园中纪念性建筑也是三面溪流环绕。杜甫当年为了在园内大量栽植花木，曾不断向亲友觅讨果树、桤木、绵竹等植于园中，使满园花繁叶茂，今日之园内更配植以楠木、竹、梅的大片林木，再间以松、杉、银杏、桃、李、桂、石榴以及玉兰、丁香、海棠等，郁郁葱葱，花团锦簇，很好地再现了杜甫诗文中的境界。第三，园虽已不复齐全甚至已废，但是通过诗文可以让我们驰骋想象，品味她往日的风采神韵。绍兴沈园，历经沧桑，现仅存葫芦形的水池，池上跨石桥，池边有叠石假山。但沈园并不因此而销声匿迹，相反却为历代所乐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陆游传世的几首诗词《沈园》二首、《钗头凤》等，因为这里记述了伟大诗人不幸的爱情故事，催人泪下，令人神伤，由此沈园仍能代代流芳。
王维的辋川别业，也已今非昔比。但读着王维和裴迪唱和的《辋川集》以及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等诗文，让人真切地领略到辋川别业的幽雅环境、宜人景致，特别是身心倘佯其间的诗人的惬意。所以我们对辋川别业的今天虽感缺憾，但通过诗文做一畅游，也可聊补一些遗憾。而像晋代石崇的金谷园、唐代卢鸿一的嵩山别业和李德裕的平泉庄等等虽已废，但通过石崇的《金谷诗序》仍能让人知晓金谷园的景观布局和当时名流宴集唱咏之盛，通过卢鸿一的《嵩山十志十首》及《草堂十志诗图》，也能了悟嵩山别业的意境，通过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平泉山居戒子孙记》、《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等诗文，可以了解平泉庄内齐集的珍木奇石情况以及李德裕对平泉庄园林的拳拳之心。
第二节园林是诞生名篇佳作的摇篮之一
由上所论，可见文学对园林的营造和流传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园林对文学创作也有极大的作用。一座园林，不仅可居可游，更是培养诗心，孕育诗情的温床，是诞生名篇佳作的摇篮。正如金学智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中所言：“今天编写园史、园志，哪一个古典园林不能同时整理出一本厚厚的咏园诗集？在园林中，特别是在名园里，可以说处处蕴蓄着诗意，时时荡漾着诗情，事事体现着诗心，是地道的‘诗世界’。”现分述如下：
第一、园林为文人雅聚唱和提供了上佳场所。园林优雅洁净的环境，无疑是文人雅士所惬意乐往的，他们常常聚于园、咏于园，留下大量名篇佳什。东晋时，王羲之、谢安等江南名士２６人聚会兰亭，曲水流觞，咏成《兰亭集》，特别是王羲之为之做的《兰亭集序》更是名扬后世的杰作。杭州西湖是公共园林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唐宋以来，许多名人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苏轼更是与西湖有缘的文士，他们都为这座园林的营建做出过重大贡献，也都留下了歌咏西湖的千古名篇，白居易咏《钱塘湖春行》、苏轼写有《饮湖上初晴后雨》，几乎尽人皆知。私家园林，往往也是园主以文会友，与人诗酒唱和之地。王维的辋川别业，幽雅迷人，诗人乐游不疲，而且邀请他的好友裴迪来园小住同游，赋诗唱和，各赋２０首诗，分别描述园内２０个景观，结集为《辋川集》。宋代苏舜钦在苏州筑沧浪亭，邀欧阳修同游共作沧浪篇，“长史作记欧公赋，金钟大镛声相宣，斯亭遂与人不朽。”其时，梅尧臣也作《沧浪亭》诗以和之，开有宋一代诗风的三位诗人唱咏应和，在文坛成为美谈。北京宣武门外的怡园，为康熙时大学士王熙别业，是清初名园，《藤阴杂记》记云：“怡园跨西、北二城，为宛平王文靖公第。宾朋觞咏之盛，诸名家诗几充栋。胡南召会恩《牡丹》十首，铺张尽致。”这种聚于园、咏于园的风气，历久不衰，仅举唐代的几则记述，以窥一斑。调露二年三月三日，崔知贤、席元明、韩仲宣、高球、高槿、陈子昂等六人宴于王明府林亭，分别以鱼、郊、花、烟、哉、真为韵，各赋四言六韵诗一首，孙慎行为之序。会昌五年白居易更以７４岁高龄在他的洛阳履道坊宅园中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七老会”，与会者各赋诗一首。大和三年（８２９年），白居易被派往洛阳任太子“宾客”之职时，王起、韦式于兴化池亭集会送别，酒酣之际，各作赋得诗，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
第二，园林培养诗心，激发诗情，形诸诗文。文人向与自然结缘，而做为“第二自然”的园林同样具有“陶钧气质，渐润心灵”的功能。《世说新语·言语》中就有一段记述，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中唐诗人钱起在《题精舍寺》中写道：“房房占春色，处处分泉声。诗恩竹间得，道心松下生。”春花秋月、泉石松竹、鸟兽禽鱼，加上诗人膏肓泉石、翳然林水，真所谓慧心感知胜境，美景激发诗心。我们来看看风流皇帝乾隆在园林中的体验：“前接平桥，环以带水，庭左右修梧数本，绿荫张盖，如置身清凉国土，每遇雨声疏滴，尤足动我诗情！”（《圆明园四十景·碧桐书院》）在绿水环绕、碧梧荫盖的环境里，听疏雨滴梧桐之声，不禁诗心勃发，诗情摇荡了。吴兴让《怡园再观董书石刻》中说：“闷来便上习家池，两载几吟百首诗。”杜甫寓居成都浣花溪草堂共三年零九个月，吟诗二百余首。就连北京近春园仅剩下的一个角落（荷塘、荒岛）也激发了朱自清先生的文心，从而写下优美的散文《荷塘月色》。可见，园林真成了文人们的寻诗地、寻诗园了。
第三，园林成了文学作品里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古代戏曲、小说等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往往以园林做为人物活动的环境和事件发生的背景。特别是言情的作品，由于封建社会对女子的禁锢，足不出户，所以自家后花园就成了她们缘情、寄情的最佳场所，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小说，戏曲中屡屡演绎“私订终身后花园”的故事。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春色醉人的园林环境（后花园）中触动情思，做了一个美梦，她竟为梦境付出了生命，死后又被埋在这个园子中，最后终于又在园中实现了她的梦想，丽娘死而复生与梦中公子柳梦梅喜结良缘。剧中最为园林家称道的是“游园惊梦”中一段唱词：
袅睛丝，吹来闲庭院，摇荡春如线……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如此优美迷人的园林，成了丽娘情发、情痴、情遂的典型环境。小说《红楼梦》更是将大观园这个作家构想的精致园林做为主要人物活动和性格塑造的典型环境，各处景观的设置与人物的身份、性格等相关联，如黛玉所居潇湘馆，泉水细流、翠竹掩映，湘帘重地，整个意境清幽宁静，秀雅淡洁。如此境界，很好地烘托了黛玉寄人篱下的身世悲叹和“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孤傲个性，作品就在这个富有个性的环境里为我们塑造了“潇湘妃子”的形象。其它戏剧如《西厢记》，小说如《儒林外史》、《金瓶梅》、《老残游记》等等，都描画了一幅幅的园林美景图，为书中人物营造了特定的环境。
第三节园、文相通互鉴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错杂，方称佳构。”说明造园与作诗文在创作方法、艺术技巧方面相通，可以相互借鉴。诚然，造园与作诗文，都要巧于构思，做到宾主分明、气脉贯通、以少总多、曲径通幽。现分论之。
构思，对于写作诗文和营造园林都是至关重要的。茅盾说：“生活经验的素材要经过综合、改造、发展这样的一系列的加工，然后成为作品的题材。这一过程，我们称为‘构思’。”写作诗文必须做到“意在笔先”、“凝神结想”、“惨淡经营”、“心营意造”。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就是说在构思成熟之后方能顺畅地行于文字。造园亦如此，人们习惯于称造园为“构园”，也有这方面的含意。一座园林，在起始阶段，往往经主人（“能主之人”）精心构思，融入己之人文精神、审美情趣，甚至用简约的笔墨设计出富有诗情画意琴韵的园内景观，尔后再仔细揣摩每一处山水、亭榭、花树等具体景点的布置，使之服从意境生成的需要。清人蒋骥在《读画纪闻》中指出：“山水章法，如作文之开合，先从大处定局，开合分明；中间细碎处，点缀而已。”虽说的是绘画描摹山水要大处定局，细处点缀，构园又何尝不如此呢？在构思、酝酿园林的意境时，要宏观把握，注重园林的整体意境及各部分景观的谐调一致，这样才能很好地将脑中丘壑物化为园林景观及生气灌注的整体意境。正如计成《园冶·借景》中所谓“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
巧于剪裁，做到主宾分明，重点突出，也是诗文写作与造园的共同要求。行文，首先要确立骨架，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固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园林营造亦同此理。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说：“写山水家，万壑千岩经营满幅，其中要先立主峰。主峰立定，其余层峦叠嶂，傍见侧出，皆血脉流通。”说明画山要先立主峰，其实造园也是要先立定主景，以主景驭全景，其余映衬主景，宾主相生，方能造出气脉贯通的园林意境。比如，拙政园中部的远香堂，堂北临水，隔水可望东西两山，小亭翼然，林木翠郁，叠石玲珑，如此恰好映衬了夏日水中荷渠满地，清香远溢的意境，正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描绘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遂题名为“远香堂”。
三气脉贯通，是我国古代艺术论的重要观点，各种艺术形式如诗、书、画、乐、雕塑等都要合于此，方称上品。作文，贯通气韵，在内要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在外要文从字顺，意到笔随。好诗佳文，仿佛有一种内在的气韵，给人一种鲜活、生动之感。造园也正是如此。我们引用陈从周先生在《说园》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造园如缀文，千变万化，不究全文气势立意，而仅务辞汇叠砌者，能有佳构乎？文贵乎气，气有阳刚阴柔之分，行文如是，造园又何独不然。割裂分散，不成文理，藉一亭一榭以斗胜，正今日所乐道之园林小品也。盖不通乎我国文化之特征，难以言造园气息也。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红楼梦》中集文、园于一体的大观园，以潇湘馆为例，来体会贯注于其中的清雅之气。
来此一个院门前，看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正是潇湘馆。（第二十六回）
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进门便是曲折游廊……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第十七回）。
这里流贯着的秀雅淡洁之气，同生活于其中的“潇湘妃子”黛玉那“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孤傲之气相通相合。
以少总多，小处见大，乃文、园的又一相通处。陈从周先生在《说园》中也指出：“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有不尽之意，寥寥几句，弦外之音犹绕梁间。”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几近人知。而营造园林更是如此，面对浩茫阔大的宇宙时空，又限于园林的空间局限，造园者要将小小的园林营造得充满生命的活力，传自然之神，实非易事，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少总多，化大为小。造园时，心系广袤的宇宙，胸怀万化生机，将大自然的精华浓缩在小小的园林中，一杯泓水就是一茫茫大海，一片假山就是高峻险拔、连绵逶迤的峰峦。我国历代造园家都深谙此理。庾信营小园，作《小园赋》，云：“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二三行，梨桃百余树”，然“若夫一枝之上，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天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见庾信视小园为契情惬意的容身之地，且引以为自豪，主要原因是小园经过精心营构，得自然之精粹。白居易更是深悟小园之神：“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入户庭间”、“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座十余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名”。李渔为自己营构芥子园、半亩园，更是以少总多，芥子纳须弥的典型。其它如勺园、蠡园、一沤居等，均是浓缩了自然精华的壶中天地。
曲，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大范畴，贵曲乃我国古代艺术家普遍的审美追求。文、园亦要合乎“曲”的标准。姜夔说：“波澜开合，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白石诗说》）施补华《岘傭说诗》中强调“忌直贵曲。”袁枚也指出：“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随园诗话》）都说明诗文以曲为美，这样，诗文才能含蓄婉转、顿挫生姿。造园亦如是，“曲”是园林中的普遍现象。园林中的游览路线往往就是运用各种构景要素于曲折迂回中形成渐进的空间序列，这个序列常常有着诗一般谨严的章法，包含有前奏、起始、主题、高潮、转折、结尾诸因素，构成一个多姿多彩、和谐统一的连续流动空间。园林景观更是由处处曲景构成。朱良志先生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园中曲景的妙处。他说：“（园林）山曲水曲堤曲廊曲栏曲，曲景处处，造园家曲为之，是要于曲水中见出沧海之浩茫，于曲廊中见出梯云之绵延，于曲栏处使一身黑白之姿显出袅娜之态，于拳石中曲出一贯通天地的气势来。”苏州曲园是典型，园内有曲径、曲水、曲廊、曲栏，建筑物有回峰阁、曲水亭等，而且园名之曰“曲园”，主人俞樾亦自号“俞曲园”。此外，园林中除了曲山曲水曲堤曲廊曲栏，还有隔、抑等手法，一隔一抑，尔后一放，常常造成欲扬先抑，妙在曲处的艺术效果。“曲”在园林中的审美功效首先表现为导向性，引人到达别有洞天处；其次可增强美学效果，《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脂评曾云“九曲八折，远响近影，迷离烟灼，纵横隐现”，正道出曲折使美景大增的效果。
可见，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在创作技法上，诸如：精心构思、成竹在胸，剪裁精巧、主宾各得其所，血脉流贯、气势通畅，以少总多、小处见大，曲折迂回、柳暗花明等方面，二者都是互通互鉴，可以互相吸收，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