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睡铁架床,分上下铺,一个宿舍住八人。班长李青松和副班长张宇宙睡在靠门两边下铺,河南壮小伙儿王伟和老乡胖子住靠窗的下铺;湖南的张湘里,山东的王老虎,还有老乡刘小川和我四人住上铺。
八个人的宿舍也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微型世界。下铺不用每天爬高爬低,又不担心半夜不小心摔下来,大家都爱睡下铺。但睡下铺也是有讲究的,正副班长是我们宿舍里最高领导,大家一言一行都受他俩管制,他俩占下铺天经地义。王伟和胖子块头大,占着下铺也无话说。宿舍这四位从职务和块头决定了他们的分量,他们四位是宿舍里的基石一般,在八人心中早排好了位置,他们四个占着下铺太平无虞。剩下我们四个上铺的一时难以对号入座,尚需时日考验,但格局基本成型——张湘里和王老虎人结实,身手利索,一有空当就在宿舍里练,他俩双脚钩在床上做俯卧撑,一口气能做上百个,胸肌、三角肌一块一块的。这么结实的身板,自然不可小觑。宿舍里就剩下我和刘小川两位老乡垫底。像坐在一张八仙桌一样,正副班长是上首,王伟和胖子主宾,张湘里和王老虎副陪,刘小川和我是末座,像梁山好汉一样座位基本排定。平日里,打扫卫生及到锅炉房打水,我和刘小川去的次数自然就多些,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
我从走进这个宿舍的第一天就认清了这个形势,人家要么职务高,要么块头大,他们都占着优势,多些阳光雨露无可厚非,只要脚下还是同一片土地就行了,丛林法则到哪里都一样,咱认命。可是老乡刘小川不认命,他不愿意和我一样,早上打扫房间,晚上去打水,他希望和其他人一样,至少和张湘里及王老虎一样,除了分内事,不用多摊一分一厘的活儿。他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他先挑中我,他觉得宿舍里只有我是软柿子,捏起来不费劲。更关键的是,捏柿子要捏出效果,捏得对方没脾气,这样才能抬高自己。这样的话,柿子自然是越软越好,我自然成了他要捏的最佳人选。
咱是山里娃,脸黑,瘦小,一眼就看出咱营养不济带来发育不良特征。记得应征初检时,当时站在秤上,体重差半斤,身高差几毫米。工作人员说我缺斤短两。那年征兵的标准是体重90斤,身高一米六。记得隔壁农家村村长带一帮孩子来体检,让那个最高的孩子站上去,一量,竟还差两公分,其他人就不用检了,连杯水都没喝就回去了。而我处在达标边缘,可上可下。在这紧急关头,我忙说自己忘吃早餐,饿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一旁的乡武装部干事一听,忙替我打圆场,勉强过关。临入伍前,部队接兵的上门了解情况,那天,我还在山里烧窑,堂叔把我找了回来。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田埂上,一看到我便直摇头,连问三遍:“真是他?”我上前一步说:“没错,首长,你要的人就是我,我是层层体检合格的即将入伍的解放军。”记得当时我还向他敬了一个不标准的军礼。那个人终于笑了。那天我在烧窑,脸熏得像黑张飞,身上还罩一件父亲穿的旧冬装,显得更像娃娃。我不知道他是被我的样子逗笑了,还是被我的那不标准的军礼逗乐了,反正我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黑娃娃。几天后,我跟他上火车,到济南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排长,一个军校刚毕业的年轻少尉。
老乡刘小川先是对我发牢骚,他天天用闽南话说:“就咱两个日日做奴才。”说归说,他还是和我一道扫地打水。后来,他看我对扫地打水没意见,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就干脆不扫地了,只拿簸箕站在一旁看我扫地,等我扫完地他就把簸箕递过来,他俨然成了一个监工。打水时也一样,开始他和我各拎两个暖瓶,后来就变成我一人拎四个暖瓶。再后来,他干脆不陪我打水了。多干点活儿咱没意见,这些活儿和乡下烧窑比起来不值一提,趁他不陪我打水的日子,我还经常把四个灌满水的暖瓶当哑铃来练,一路扩胸运动回来。一个宿舍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家兄弟多,兄弟间总有个别霸道的,也有个别懒惰的,甚至还有个别难缠的,和谐相处需要最大的包容,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挺好,再正常不过了。
新兵连三个月结束了,我因勤于扫地打水受到嘉奖,我们班长也受了嘉奖。这时刘小川不干了,他天天对我说:“凭什么?一块儿扫地打水,凭什么你受嘉奖,两个人的功劳却记在你一人头上。”想想也对,他的话多少有些道理,他只比我少打水一个月,虽没坚持一块儿扫地,但他还是坚持拿簸箕陪在一旁,我真恨不得把奖章撕一半给他。
刘小川对自己三个月劳而无功非常不满,接下来的半年业务培训中,我俩还得一块儿扫地打水。开始,他对我言语相激,见我装聋作哑,继而加大火力,句句攻到要害。当然,他总会冠于玩笑的形式,我还是一笑了之,我装傻,让他进攻失去了方向。见老乡刘小川都这般待我,久而久之,宿舍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
战友间推推搡搡的事常有发生,大家常在课间或在宿舍休息时,拿个人来推搡打闹一阵子取乐。更多的只是打闹,并不来真的。我们宿舍当然首推我来当众人打闹的对象。别人推搡我可能觉得我个子小,脾气好,好玩。我发现刘小川却不这样想,他总会带着情绪推搡我,而且下手比别人重。一次周末,他还拉着胖子一块儿想把我叠罗汉一样叠在最底下。我当场翻脸。胖子见我翻脸就收手,可他没收手,继续想把我放倒在地上叠罗汉。我一把推开他,指着他的鼻梁说:“有种,咱到小树林决斗。都是老乡,不需要帮手,就咱俩。”
论个头儿他比我高半个头,他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宿舍其他人更不会当真,在一旁起哄。他一时情急说:“行,别后悔,不去是小狗。”说完他先转身下楼。我二话没说,下楼直奔操场边的小树林。
我在小树林一平地上先站定,等刘小川过来后,我从地上捡起两根腕口粗的木棍,丢一根给他,另一根握在手里,问他:“文斗,还是武斗?”他说:“文斗怎么斗?武斗又怎么斗?”“文斗是你砸我一下,我砸你一下;武斗我们一块儿互殴,看谁先把对方打倒。”他愣了一下,看着我,不说话。我说:“都是老乡,干脆文斗,你先砸我,动手吧!”我直视对方,等着他向我砸过来。
他从地上捡起那根木棍,紧紧握在手里,很用力地举过头顶,走到我的跟前,和我对视良久。我看他眼神有一丝慌乱,继而开始躲躲闪闪,而我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他,终于,他丢下木棍弃我而去。他走出了小树林,我也丢下木棍,我们一前一后回到宿舍,他一脸铁青地坐在窗前。我也一言不发地坐在自己宿舍里。从此,宿舍里再也没有人拿我寻开心,刘小川从此也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发牢骚,还能和我一道扫地打水。半年后,他也受到训练团的嘉奖。
离开训练团前一晚会餐时,刘小川端着一杯满满的啤酒敬我说:“那次在小树林,我看你就像董存瑞,眼睛会吃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说:“不,我充其量只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那只麻雀,情急之下,唯有一拼而已。”我们相视一笑,又成了朋友。
2014-10-18于平和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