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出工了，到车间干活。教育监区美其名曰是负责入监教育的，通俗点就是学规矩，但实际上生产才是排在首位的。
教育监区的劳动场所约两千平米，钢结构板房，官方美其名曰为习艺车间，犯人们习惯将其称之为“大棚”。大棚里面搭着一排排简易的台子，几百个罪犯都坐在台子前，一个个汗流浃背，或糊纸盒，或剪线头，或戳鞋底，还有的打冰糕棍。犯人小组长背着手在一个个台子前游来晃去，不时传出几声野蛮的喝骂。
在看守所的时候，我一共干过三种活儿：一个是彩灯，没日没夜的干，虽然才干了四个月，我的右手食指到现在还是变形的。后来一个贩毒的被判了无期，心理压力太大，利用做彩灯要用到的假线上吊自杀了，彩灯的活儿停了不让干了；第二个活儿是磨锡泊纸。锡泊纸其实就是给死人烧的纸，这东西毒性很大，经常接触很容易感染。白白静静的小孩，感染后全身都是脓包，磨纸的时候，一使劲儿，脓就从腿上喷出来。实在拖不下去了，干部把人拉到医务室用双氧水消毒。好了之后，身上会留下一块块黑黝黝的疤痕。有一个从看守所释放的小孩回家后家人看到了，便状告看守所，所以这活儿也停了；第三个活儿就是用胶水糊药用纸盒。相比较前两种活儿，糊纸盒无论从劳动强度还是卫生程度都要强一些，虽然也是很脏，但经历过彩灯和锡泊纸折磨的犯人都很知足了。
让我记得最清晰的是进入看守所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星期四，管号干部站在二楼巡道上怒发冲冠：“星期一我来上班的时候，如果号里的活儿没干完，全号化稀三天。”然后“啪”地把点名簿扔在放风场顶的铁网上，气呼呼地走了。
“化稀”是看守所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方法，就是不能吃馍，不能吃从超市买的一切东西，不能吃小伙，只能喝稀汤。稀汤的量也有规定，不能超过一指，就是一个指头关节那么高。
三天？三天应该不会死，不过也差不多了吧？我想。
号头嗖地跳上铺板，咬着牙宣布：从现在开始加班，吃饭十五分钟全部解决，一直到活儿结束为止。谁******要是偷懒，连累全号化稀三天，就******摆治死他。我分到的任务是拉鞭，这是做彩灯的一道重要工序，需要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夹住一个皮帽，右手拿起一根电线，将电线头部的铜片塞到皮帽里，然后用力一拉，可以轻微地听到“各巴”一声，说明挂到位了。一挂半成品彩灯需要４９个帽，９８根铜线，平常每个人一天的任务是拉７０挂。现在是非常时刻，铺板上的皮帽和电线堆得像小山。干吧，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再说，还多着呢。
号里二十来个人，除了号头可以晚上休息一会儿，其他人全部干活儿。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我的手指头已经麻木了，不知道疼。其间，我晕晕糊糊靠在墙上睡着了Ｎ次。五分钟之后就被号头凶神恶煞地吼了起来。“妈的，快点干活！”突然“刺啦”一下，铜片没有挂到皮帽里，从我紧捏着皮帽的两只指头间潇洒划过，血涌了出来，两道很深的血口张着嘴望着我疲惫的脸。奇怪，我竟然不感觉到疼，只是木讷地让一个坐在旁边的南阳小孩帮忙撕了块布条缠上。这种事儿经常都有人碰到，没有人会心疼。
晚上七点，号头打开了电视，不看《新闻联播》，而是调到了一个地方小台。这是这座看守所的特色，原因是这个台有一个点歌节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栏目就成了这个看守所号里人与外面联系的一个平台。家里人用手机点播歌曲，然后把想说的话委婉地表达出来，电视台会用字幕的形式打在电视屏幕上。
我机械地拉着鞭，像个被摄去魂魄的干尸。眼前一个家伙蹲在厕所里“扑哧扑哧”地拉屎，令人作呕的味道在狭小的号里弥漫。突然，有人喊：“苏生，快看电视，有人给你点歌了。”我缓慢地转了一下脖子，才呆呆地抬起头，努力睁开不听话的眼睛。那是一首很熟悉的歌：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电视屏幕上全是字，好像是说她们一直在努力，我很快就可以毕业了，好像还说买了蛋糕，可送不进来，似乎还说会永远等我……落款我看清了——菲。看来冷菲很傻，她今天来了，来到这座城市，来到与我只有几百米距离的看守所门口，可惜她进不来。我把头埋到裤裆里，想嚎啕大哭一场，可我忍住了，撩起衣角狠狠地擦了擦红红的眼。旁边的人问菲是谁，我低下头说不认识。旁边人不信，还不依不饶地问。我仰起脸，吼道：“我****妈，说了不认识还问。”号里人都停了手，诧异地看着我，他们没想到进号以后一直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会突然爆发，问话那货一看我真生气了，悻悻地挪一边去了。
“今天……阴历几了？”我慢慢地歪过头，问旁边一个因为练FLG被抓进来的老头。
“四月十六。”老头回答完，然后自顾自说，今年春天怎么会这么冷？我把头扭过去，眼里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下来。
一九八三的今天，老苏端着碗正在院子里吃晚饭，“哇哇”，屋里传来一阵哭声，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２３年后的今天，我居然会以这样龌龊凄凉的方式度过自己的２３岁生日。
监狱大棚里，罪犯们以一二十个人为单位分割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带案小组长带领，分别干着剪线头、糊纸盒等改造任务。我们几十个新来的站成一排，挺胸摆出自己最好的卖相，像市场上待价而沽的牲口，我琢磨着等会儿会不会让我们张开嘴瞅瞅牙口好不好，拍拍屁股看结实不结实。
“有没有会干纸盒的？”值班干部问。“我会。”我马上举手示意。“好，跟他走。”我跟着一个瘦瘦的穿着白背心的小组长走到干纸盒的案子上。“你会干那道工序？”白背心问道。“上瓦楞纸吧。”其实我每道工序都很熟悉，但更喜欢上瓦楞纸。那是个技术活儿，就是把药盒里放药瓶的一道道褶皱粘到盒的底部。活儿不累，但是必须年轻人干，因为需要极快的速度，年龄大的人跟不上。
我这个小组一共有十八个人，由白背心管理。看得出来，台子上其他十几个人包括白背心都是干纸盒的新手，可见这活刚开始干没几天。我一动手，白背心眼睛就直了，直盯着我。我将两个纸盒随意向中间一推，然后一手掂起一张瓦楞纸，两手很有韵律地快速移动，瓦楞纸便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躺到盒底。如果一项工艺玩得足够熟练，在外人看来就是艺术。
白背心高兴得合不拢嘴，监区干部对每个案子都下有任务，完成任务的有奖励，完不成的要扣分的。有了我这个帮手，速度就快多了。下午另一案子的组长过来找白背心玩，看见我上瓦楞纸，一下子被吸引了，和白背心好说歹说，要我过去给他们案子上的人培训一下。白背心拗不过，便让我去了。可干了一个下午，白背心又死活把我要回来了。光会卖力气拉磨的牲口监狱里多的是，有工作经验和培训能力的牲口谁不想牵走？
第二天出工不到半个小时，我身后一阵喝骂声传来。我回过头一看，另一个姓于的带案组长，正掂着黑乎乎的橡胶鞋底子，“啪啪”地扇着一个新人的脸，新人不敢反抗，只能呜呜地哭，一会儿脸就肿成面包了。我想，如此明目张胆地打人干部就不管？便瞄了瞄车间里值勤台上的警察，谁知警察只是扫了一眼，便又接着打盹了。下午快到上厕所时间，一个名叫王凯的带案组长先是让一个新犯人抱着一百双鞋底爬到桌子底下呆了半个小时，又令其爬出来，一脚一脚从车间的北头踹到南头。新人实在忍无可忍，便开始还手，谁知其他带案小组长（新人在教育队呆三个月就会被分到其他监区干活，而极个别人会通过一些途径留在教育队，协助警官训练新人，输入新人档案，当带案小组长等等，他们统称留教的，是教育监区的上等犯人，他们总共有二十多个人，其他九成新人都是他们随意打骂的对象。）一拥而上，十几个人将那个新人团团围住，大打出手，直到新人全身都是脚印才罢休。我想，这回，警察不能坐视不管了吧！果然，警察把王凯叫过去，说了几句，然后叫新人过来用头顶着墙反省。对，你没有看错，挨打的反省。王凯等一帮带案组长屁事没有。打架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新人朝后面瞅了两眼，白背心骂起来：“看你妈Ｘ啊，干你的活儿，都给我利索点，不然就和刚才那个傻Ｂ一样。”
我默默上着瓦楞纸，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都是罪犯，都是在这里受苦受难的，下这么重的手于心何忍？也许犯了罪的人不配享受同情，但他们是否应该拥有最起码的人权保障？
晚上回到监舍，我目睹了入监以来最为“壮观”的盛况，所有新人在走廊里报数结束以后，“狼狗”掏出一张名单：“所有听到自己名字的新人自动出列，用头顶墙。”这些人顶墙的原因据说是白天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和带案小组长们认为“表现”不好的。不一会儿，墙上就顶了好长一溜，有个块头挺大的家伙好像有点不服气，发了两句牢骚，马上被七八个带案小组长冲上去拖到没有监控的水房，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胖揍。
从水房传来的惨叫声不时钻入我的耳朵，揪起来的心让我的脸皱成了一块抹布。我应该庆幸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我想是因为白天我上“瓦楞纸”的表现让白背心比较满意的缘故吧。
新入监的这一个月里，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车间和监舍走廊里上演，只是换了挨打的对象，但施暴的永远是那帮带案小组长。
这天，案子上一个外号叫“小猴子”的接见，提了一大包东西回来。白背心看见了，上去打开塑料袋，拿出几瓶可乐和一条香烟，“这个我先拿走了，回来还你！”小猴子知道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不敢吭声。
事实上，白背心在这帮留教的组长里面，算是胃口小的，换个其他案子上的组长，你要是给他拿东西少了，他连看都不会看，但回头就会找你事，让你面壁、反省，或者干脆动手，直到你受不了，你就会乖乖地加大“上货”的力度了。
当然，也有一些新人不服气的，他们会报告干部。好像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但如果你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伸张正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劳动任务分配。监狱把生产任务下到监区，监区下到分监区，分监区下到带队干部身上，带队干部再下到带案组长身上，带案组长再下到每一个犯人身上。反之，也就是说，如果犯人的任务干不够，就会影响到带队干部的生产奖金。作为任务下放的最后一个链条，带案组长为了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只有通过暴力解决，当然，带案组长也会通过这种方式大肆谋利。那万一干部知道了追究责任怎么办？嘿嘿，一般不会的，因为带队干部和带案组长是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下放到干部头上的任务需要还案组长去完成，他们需要维护组长在犯人中的权威，另一方面，组长们从犯人那时压榨来的利益大头进了带队干部的腰包，只有一小部分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才是带案组长们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