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一望无际的如茵草地，桃李芬芳，有孔雀漫步，有鸭群逍遥，还有太湖的月光……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这是时代智者南怀瑾理想中的太湖大学堂。
如今这里楼宇庄严，芳草萋萋。占地约300亩的太湖大学堂，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太湖边的吴江市庙港镇上，璀璨夺目。据南怀瑾身边的人说，太湖大学堂是一个灵光聚汇的地方。太湖大学堂蕴涵着浓浓的书卷气息，藏纳着三千年浓浓的中国味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南怀瑾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他的文化兴国兴邦之梦，就栖息在这太湖之滨的理想园林之中。
2012年9月29日，享年95岁的南怀瑾在这里与世长辞。
南怀瑾的一生宛如传奇：年少时饱读诗书，显露过人才华；后则文武兼修，三教合一，寻访天下名师学武，在峨眉山中闭关读禅，半世讲读播传中华传统文化；曾充当海峡两岸密使，催生金温铁路建设，在台湾备受推崇后又在大陆掀起传统文化热潮。南怀瑾逝世当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来唁电，称“（南怀瑾）先生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令人景仰”。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赞他为儒、释、道皆通的“文殊再世”，充分展现一代宗师的智者才情和大儒风骨。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学界对南怀瑾的一种敬仰。其实这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商界翘楚。
南怀瑾学贯中西，对西方经济学的造诣，使他看待国学的高度一直具有世界视野。世界不存在东方中心和西方中心，学问和文化要放在全人类的视野里进行解构和比较。学无边界，商无国界，心有大爱，则智慧无边无界。南怀瑾的商业之路与一般实业家不同，以中国传统商脉中的“义利”为基准，这和西方古典经济学书籍中阐释的“自私而利他”之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怀瑾的从商之路，实际上是抱定中国传统的商业智慧，按照儒家积极入世的诲训，在现当代的全球化大局中去验证东方智慧。南怀瑾力行之后，留下辉煌的见证。
本书将以南怀瑾倡导建设金温铁路为案例，结合他面向商界的演讲，推荐的图书和人物介绍，以及海内外商界精英的南怀瑾情结，全面详尽地讲述南怀瑾的另一种智慧，非同一般的东方商业智慧。
第一节实业家南怀瑾：新时代的商业坐标
温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史称“浙南邹鲁”。这里人杰地灵，商业繁华，文化底蕴深厚。宋代诗人杨蟠诗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现代温州，更是一座充满智慧与故事的城市。温州人以“商行天下”而名闻遐迩，他们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中国的商脉和文脉往往就内含于这些世代崇文重商的家族之中。崇文能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人活着的格调得以提升，然后才看重德行修为。而商业层面的成功则能够支撑人的精神选择，使人有时间去思考更多的人本意义，思考与己利无直接关系的社会之事。
1918年3月18日，南怀瑾出生在浙江温州乐清县柳市镇地团叶里（今浙江乐清市翁垟街道地团社区桥头村），谱名南常泰。据南怀瑾的儿子南小舜介绍，南家祖上居住在柳市镇南宅殿后村，因其爷爷在地团叶经商才搬迁至地团叶。
南怀瑾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对实业也颇感兴趣。他人生中很多伟大的见地，在幼年时都已经萌发。先天慧根和重商环境，为他日后的商业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据媒体报道，有人曾问：南先生仅是一介文人学者，如何能拿出数亿资金来修金温铁路？南怀瑾笑着回答：“我之所以能拿出钱来修铁路，因为我是在台湾的温州人，温州人与生俱来的商品经济意识。”这只是个笑答，但南怀瑾弄海商潮，不仅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商业经验。
初试锋芒，挂帅大小凉山垦殖公司
20世纪30年代初，恰是中国东南沿海发展的黄金十年，以上海为中心，中国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短暂的商业繁荣给了少年南怀瑾近距离观察商业的机会，让他在耳濡目染中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但是好景不长，日本人来了，攻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地区，国民党政府虽然全力抗战，但迫于生产落后、军械落后，抗战十分艰苦，民众沦落于苦难中。国难之下，南怀瑾更添了一份救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1939年秋，22岁的南怀瑾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守边屯垦，出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企图靠生产支持抗战。这个垦殖公司是由失意军官、政客以及江湖上的豪侠之士等发起的，经营地域包括川南、滇北和西康等地区。
西南地处抗战后方，匪患严重，公司在此垦殖，需要一定的自卫能力。当时西南社会矛盾突出，各种社会势力倾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即使怀抱理想，往往也是身不由己。大小凉山垦殖公司名义上是准备开发这个地区，实际上是一些人想建立了自卫团，组织兵源，搞一个独立王国。此时南怀瑾心智已是十分成熟，做事循章据理，受人赞誉。因为年轻，他还是怕被大家看不起，专门留起胡须，装扮成四十多岁的人。
为了公司的发展，南怀瑾曾专门到重庆寻访蒋介石的红人，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少将处长的同乡张冲帮助。对大小凉山垦殖公司，张冲没有给他什么直接的支持或资助，只是出过一些主意。当时，有人利用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筹建一个西南建设公司，总经理准备由温州同乡朱铎民担任。朱铎民和南怀瑾都是温州乡贤朱味渊的学生，两人有同门之谊，张冲叫他同朱铎民联手。因为西南建设公司有孔祥熙参与，南怀瑾觉得多有不便，就没有参与。
在南怀瑾的内心，商人断不能发国难之财。商市发展生生不息，商人才能永续事业，断不能依靠权势和枪棒横行霸市。南怀瑾从商伊始就显得重义而轻利，官商之道显然和他的内心理想发生冲突，于是他选择了放弃。西南公司后来也半途而废。
据南怀瑾回忆，当他和张冲谈起国民党政府对他的公司可能有所怀疑时，张冲叫他不必担心，说戴雨农（笠）同他很熟，由他同戴雨农打招呼，让南怀瑾去拜见戴雨农。虽然张冲对南怀瑾后来的发展没有多大的帮助，他做了一两年农垦公司总经理就净身而退，但张冲当年对他的鼓励和告诉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却让他永世难忘。
这是南怀瑾第一次步入商界，虽然没有多少硕果，但让他展现了团队组织的商业实战能力和智慧，接触到高层人事，开阔了视野，为后来的事业发展和人生格局的奠定打下了基础。
败走麦城，一次亏损万条黄金
青年南怀瑾虽然身处抗战时期，但读书和看报的习惯不变，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一直很精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为了躲避战乱，南怀瑾辗转到达台湾。1949年春，南怀瑾在海滨城市基隆的一条陋巷中安顿下来。
南怀瑾是温州人，当时一些温州人与台湾有货物贸易，做货物运输，有船也有枪。他们知道南怀瑾在台湾，就找他一起参与做生意。于是南怀瑾真正接触到商业，和几位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名为“义利行”的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
从义利行的取名，就可以看出南怀瑾的商业理想。义利行的生意开始还不错，后来合作者不听南怀瑾的劝告，盲目扩张。此刻内战正酣，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经营带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南怀瑾尽管再三劝说合作者退而守成，最终还是没能说服对方。不久，他们的3条机帆船被国民党当局征用并在运输途中失火，南怀瑾和同乡的生意遭到毁灭性打击，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对于这次失败的生意，2004年9月，南怀瑾在上海给清华大学EMBA学员讲课时这样总结：“我也做过生意，也发过财，可是有个经验你们没有。我一夜之间，一万条黄金都没有了，要靠卖衣服吃饭。如果失败的经验没有，你们不要和我谈生意，不要和我谈经济学，因为你们不懂。”
南怀瑾在年轻的时候就见过大场面，在而立之年又经历了生意场上的失败，这种体验使得他能够坦然面对得失。入世的儒商需要具有很好的利他精神，取中国商道中的“义利”，才是对中国传统商业价值的超越。儒士入世，不为争权夺利，而是敬天爱人，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寻求平衡之道，这才是时代的儒商。
经营的失败没有压倒南怀瑾，反而被他认为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他担心朋友赔了钱想不开，还专门准备酒菜，款待朋友并给其心理安慰。待人仁厚一直是南怀瑾的个人修为，儒家之仁在南怀瑾身上会时时得以体现，成为南怀瑾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把握时势，投资股票和出版图书
1969年，为了更好地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南怀瑾发起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为了会务发展，他还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除了亲自为杂志撰写文稿外，也承担起经营业务。
在台湾的几十年，南怀瑾虽然都是以教书和出版为主业，但只要有机会，他会不时显露自己过人的商业才华。与南怀瑾有几十年交情的刘雨虹女士，曾讲过南怀瑾买卖股票的故事。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的股票市场还没有电脑，打电话也很难畅通购买，卖股票则要亲自去交易所，成交后第二天去办交割转让手续。那次南怀瑾投资股票生意，是因为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已去北京会晤了毛泽东，后来国务卿基辛格又一次去北京，当时台湾各界不知美国是否会与中国大陆建交，以致股票天天下跌。在基辛格离开大陆之前的那天，南怀瑾就借了一些钱，叫学生李淑君去买股票。果然基辛格离开大陆后不久，发表谈话，一切尚无大变化。于是股票连涨3天，南怀瑾也因此大赚了一把。
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和对未来走势的正确判断，是南怀瑾让人折服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南怀瑾不喜欢这种投机性的商事，但是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所以他会很好地把握投资机会，让自己和经营团队能够更加专心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事业。这件事也证明了，南怀瑾虽然一心钻研国学，但还是保持着在大趋势面前准确判断形势的商业能力。
南怀瑾用赚来的钱，印刷出版了《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在这本书印行以前，南怀瑾已经出版了《禅海蠡测》(1955)、《楞严大义今释》(1960)、《楞伽大义今释》(1965)和《禅与道概论》(1968)4本书。《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出版后，经学生朱文光译成英文，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名叫萨缪尔·维斯塔（Samuel Weiser）的公司于1984年出版。后来又由英文译成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在各所属国正式发行。这也是南怀瑾的书第一次被译成外国文字，在外国发行。
美国的萨缪尔·维斯塔公司专门出版东方学术书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当他们最初收到南怀瑾的英文书稿时，花了不少时间请专家研读，认为此类著述在东方有很多，但南怀瑾的这一本才是真实的学问，与其他的书不可同日而语。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Tao And Longivity》。
这本英文著作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并陆续有多种译本出版，版税也越来越高。有人评说，南怀瑾如果把精力投注在赚钱上的话，他早就成大富豪了。虽然初到台湾时经营失败了，但那是战乱造成的意外，不能以常理论。可能是因为生意人人好做，从事文化不那么好做，南怀瑾才不愿把精力放在赚钱方面，只是随缘偶一戏作，文化才是他的事业重心。
1977年，南怀瑾创办了知名的“老古文化事业公司”，这是南怀瑾为自己的文化事业量身打造的一个商业实体，他用智慧把自己的特长与商业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华丽转身。此后，南怀瑾的系列著述都由“老古文化”出版，至今已达六十余种，同时还出版了数百种传统文化、人文科学等方面历久弥新的经典著作，成为南怀瑾参与经营时间最长的公司。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不但获得了商业利润，还推动了南怀瑾所从事的文化事业。它不只是一个出版公司，更是一颗文化产业基地的种子，成为商界独特的一面旗帜。
修建铁路，开启中国公共建设的先例
在南怀瑾创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的时候，中国内地的时局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经过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内地人也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南怀瑾敏锐地意识到内地的历史会翻开新的一页，遂把注意力转移到内地。
1988年，尽管移居香港的南怀瑾已过古稀之年，但他那颗热爱家国的心并未老去，依然想用毕生所学贡献国家。当家乡温州市领导上门拜访，邀请他牵头建设金温铁路时，南怀瑾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一个实业家的责任。他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即《对金温铁路的浅见》，向温州市领导建议：“要修建金温铁路，最重要的是海外资金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一家铁路公司，拥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打破原有铁路必须由政府或国营企业经营的陈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