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夏志清评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他甚至说：“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苏雪林认为：“衡哲回国后，撰写了《洛绮思的问题》，是否写她单恋胡氏隐秘的心事，我们不知道。对于人家隐秘心事，乱加附会，是不应该的。”
相思归相思，三个朋友间相安无事。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毕竟他们是名流，是名流就难免有绯闻缠身。
1934年《十日谈》第26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篇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
此文引起轩然大波，让三人颇为难堪。胡适写信给《十日谈》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此信先获得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当时胡适辟谣道：
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虽然有此澄清，但仍有人猜测。甚至有人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索隐”、“考证”。比如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就是其一。他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后来，素斐夭折，胡适还写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诗。并且是“一面写，一面哭”。唐德刚说，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夏志清也说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由此可见，无论胡适如何否认，他和陈衡哲的绯闻终是不能洗尽的。是耶非也？任由后人说。所谓名士自风流，作为后人，我宁愿相信他们是有故事的。因为，这一点也不伤害他们的美，反而为那段历史增添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精微的母职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衡哲的写作和学术事业蒸蒸日上，但就在此时，她突然辞去北大教职——回归家庭，做全职妈妈，全心相夫教子，培养三个子女。
她是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新女性，无论是文学才华还是学术前途，都给人很高的期待。她突然抽身而去，实在令人费解。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联系她的出身和思想，就能理解她此番决定的顺理成章。
陈衡哲出身于旧式封建官僚家庭，虽然她曾积极地反封建，反对包办婚姻，走出大宅门，上学、出国留学，积极“造命”，把自己打造成了站在时代的前沿的新女性。她的成功令当时无数女性向往崇拜。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她从此与传统道德和传统的女性生活方式说再见了呢？
事实上，她永远不能否认家庭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她从小深受家学熏陶，书香世家使她饱读诗书，家族的私塾教育让她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母亲的才华和教育影响着她的成长……这些是陈衡哲才华的发源地，她怎不明白？越是走遍世界，饱学西方文化，她越是感觉到祖国传统文化和家族教育的力量。而传统女性的道德操守和生活方式，从某种角度说更适合女人天性，相夫教子，夫妻各有分工，更有助于家庭和谐和子女教育。
她是新女性，但并不否定传统。
30年代，在女性解放的潮流下，陈衡哲也写过一本小书。此时，她已婚生子。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她的观点远没有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激进或偏激。相反，她是温和的。她主张男女平等，但不敌视男人；她主张女性自立自强，但反对动辄从家庭叛逃出走的过激行为，她并不欣赏那些“娜拉”。她说：“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陈衡哲提倡妇女解放，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但不能因此丢下家庭的责任和价值，最好二者兼顾。但如有矛盾，女人还是应以家庭价值为重。妇女解放，不该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不顾丈夫和家庭，去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
她认为，女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健康、良好的影响，形成多赢，是理想的追求。
在这里，我们看到新女性陈衡哲对传统女性美德的保留和坚持。此时，陈衡哲已结婚生子，阅历思想相对成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年轻气盛、充满理想主义的狂妄小女生了——她已经是一个成熟而有魅力的女人了。她认识到女人的天性和魅力所在，认识到女性应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女人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中的平衡最重要。
她自觉践行自己的观点，自觉承担家庭“重任”：在家里，她完全“主内”，甚至很“独裁”、“专断”。而他的丈夫任鸿隽，也十分欣赏并成全她，乐得家中事一概不管，自己专心学问，甘心做一个“惧内”男人。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和谐，实在是家庭兴旺发达的基础。
一件事情，直接刺激了陈衡哲，让她彻底决心放弃自己的事业，回家相夫教子。那就是胡适女儿素斐的夭折。
1925年，胡适年仅5岁的爱女素斐不幸夭折。当时胡适忙于事业，无暇顾及家里。而他的妻子江冬秀，也许还在因胡适出轨而生气呢，成天坐在麻将桌边“磊长城”，对孩子们照顾不周，以致女儿亡故。也许正因了此因，胡适的幼子胡思杜也不大争报导，不学无术。后来竟走上背叛老子的道路，最终为政治所用，悲惨自杀。这是后话。
爱女夭亡，胡适痛心不已。为了慰藉胡适夫妇，陈衡哲夫妇特意带着自己的一个女儿过来，认胡适江冬秀作干爸干妈。
但经过此事，陈衡哲更加意识到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不只是抚育，更有家庭教育的责任。所以，她在谈到自己回家的决定时说：“我猛然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家对女人更受用，但家需要女人付出更多，女人对家的作用无可替代。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比作为一个女强人的价值，也许更符合女性自身的要求。
陈衡哲在事业巅峰时回归家庭，用她传统而温婉的姿势，做出既合理又聪明的选择：她明白自己的阵地在家里，必须守住。至于社会名利，她早已淡泊。与其为无谓的名利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打拼，把自己和家庭搞得不伦不类，不如努力做一个优秀的妻子和母亲来得更有价值，更适合女人。
陈衡哲辞职后，退出社会舞台，全心相夫教子，把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全部承担了下来。与胡适没有文化的妻子江冬秀相比，陈衡哲饱受中西文化教育，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自然更能在家庭中得心应手，她更有能力做好。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事实上，她是这么做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47岁的陈衡哲与其他很多文化人一样，过着难民生活，“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抗战胜利后，除偶尔发表些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去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其余时间都给了老公孩子。
退身家庭后，陈衡哲与胡适的通信也大大减少，仅有的几封，谈的也是家庭教育。
解放后，面对新形势，陈衡哲更加低调了，只想安静生活，不问世事。她女儿“解放后，我母亲由于年老体衰(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及白内障)，没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在家料理家务，读大字线装古书，借以消遣。她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多病，未曾去开过会。”她的这种选择更是聪明的，否则她受到的冲击恐怕更大。
陈衡哲回家相夫教子，不是消极的倒退，而是她的又一次创造，结果丰硕：丈夫任鸿隽成为著名化学家，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女是哈佛大学博士，宾大教授；儿子获美国地理学博士，也在美国大学任教；次女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回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一门五教授，传承了书香门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