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感情，究竟是爱情，绯闻？抑或是友情？其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的关系给人一种纯粹的美感，成就了民国文坛一段佳话。
陈衡哲和胡适的相遇，是偶然间的必然，是青春时期的浪漫奇遇。当时已让彼此欣喜，之后长久回味，更带给外人无限的猜想议论……所谓气味相投，腥腥相惜，心有灵犀，彼此懂得。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存在的。有些人，相交一生彼此陌生；有些人，未曾谋面神交已久。陈衡哲遇上胡适，胡适遇到陈衡哲，当属后者。
当年，中国到海外留学的女生极少，陈衡哲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格外引人注目。她出身名门，又是位妙龄才女，谁不想来看看？加之她个性率真，活泼可爱，灵气逼人，更加讨人喜欢。很快，她成为男生们追逐的对象。
赵元任、任鸿隽等人，都积极追求她。但此时的陈衡哲，却是个“不婚主义者”，对一切追求者，都是大大咧咧一笑拒之。大家可一起聚会游玩，但避谈感情。虽年过二十，却不思终身。她只想做个新女性。或许，几年前父亲包办逼婚的经历，曾惊吓到她，所以对婚恋如此冷距。
面对“不婚主义者”陈衡哲，很多追求者知难而退。但人年轻时的决定，总难牢靠，总要变化的，虽然这变化始于何时往往自己也说不清。陈衡哲信誓旦旦，似乎抱定独身，但当她遇上才貌双全风度翩翩的胡适时，她的“不婚主义”誓言已在悄然发生变化。
是何时起不再说“独身”？何时起心里突然闯进个人来？陈衡哲自己也不知道，也很纠结，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人是胡适吗？可听说人家胡大才子早有婚约在身……当她确切得知胡适确实已有婚约时，背地里大哭一场。
美国留学时的胡适呢？已是新人物的他，难道不盼望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难道他对陈衡哲没动过心？但他有自己的情况。他14岁就奉母命与乡下女子江冬秀订婚，18岁刚成年时母亲就要他回乡完婚。之后他出国留学，家中屡屡逼婚，只是胡适屡屡以求学上进为由拖延，直到他1917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后才不得已回乡完婚。
应该说，胡适并不满意于母亲包办的婚事，但他事母至孝，母命难违，加之他自许甚高，以事业为上，所以绝不会为一己之儿女私情而违背母亲。作为一个坚守传统道义的君子，他也不忍心辜负江冬秀为自己所作的痴情而漫长的等待。所以，他最终决定履约与江冬秀完婚。
此时，陈衡哲还在美国留学。或许原来她还有一丝希望，但此时她是彻底死心了。然后，她最终妥协于任鸿隽的不懈追求，感动于他的万里求婚。于是，她1920年回国后，即与任结为秦晋之好。
胡适和陈衡哲先后结婚。至此，两人扑朔迷离的关系，在事实上总算有了明确的结果。但在感情上，故事似乎远未结束——不仅他们保持着亲密关系，而且，人们对其绯闻的追溯和猜想，从曾经到后来，从未停止。无论当事人是否承认，那段谐趣投合的美国留学岁月，给他们深刻的愉悦和幸福感，也给后人艳羡和无休止的津津乐道……
陈衡哲和胡适，通信在前，相识在后。两人鸿雁传书长达半年之久，你来我往，十分愉悦。如此可遇不可求地相遇，岂非缘分？一对如此浪漫的才子才女，怎不令人生羡？人未见时，已心有所感，灵犀相通。及到相见，自然似曾相识，一见如故。这种缘分给人的欢喜甜蜜，不是每个人拥有。一旦拥有，必定深刻铭心。这感受生在青春，就更让人终生难忘了。你说，这里有没有爱情？
婚后，两人保持亲密的友谊。陈衡说胡适是她一生的朋友，并用小说《洛绮思的问题》来纪念二人的这段感情故事，胡适说陈衡哲“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女同志”。感情上依然讳莫如深，但两人及两个家庭非同一般的关系，却是有目共睹，也成就文坛佳事。
追溯一个世纪前两人鸿雁传情，充满谐趣投机，真是羡煞了人。
留美期间，胡这适就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创作，他自己有信心，也希望得到拉到“同志”一同“革命”。但作为先行者，他少有同道支持，就连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也对他的主张不以为然，没有信心。胡适感到十分苦闷、孤独，于是写下著名的白话新诗《蝴蝶》：
国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正当苦闷时，出现了一个女孩子，对他热烈响应，她就是陈衡哲。
1916年10月，陈衡哲开始与胡适以白话通信，讨论新文学。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给陈衡哲的书信有四十余件，平均每月十封信！胡、陈以这种方式讨论文学，达成许多共识。而书信中那些“游戏酬答”之片，你来我往，谐趣横生。未曾谋面，如此投机，由此可见亲密非同一般。
为了一个称呼问题，两人玩起文字游戏斗智，你来我往，文字上推来搡去，妙趣横生。
胡适1916年11月1日“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陈衡哲去信给胡适：
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觉得这女子很可爱，心上喜欢。看来她还挺倔强，如果自己不收兵，这女子恐怕还要继续与自己“笔战”下去。还是别再这个“先生”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了吧。于是，他开始“收兵”，回信：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
这些“游戏酬答之片”，虽然说不上“情书”，但意在言外，彼此的距离已在不自觉中拉近。
一个美丽浪漫的开始。胡适喜幽默，陈衡哲也善戏谑，彼此感觉十分有趣过瘾，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投机。在彼此较量斗趣中达到一种契合。在对方身上可照见自己，也得到知识和情感的补充。这是多么难得的人生机缘！所谓的志趣相投，情投意合，想必就是这个吧？
一个时期以来，胡适沉浸在缺少“同志”的痛苦中，开心不起来。但眼下，他的才情和幽默得到一位“女同志”如此有趣的呼应，给他一份异外惊喜，让他有种久病初愈的舒解和开心。胡适心说：这女子真可爱！直想见到。陈衡哲在想：这人真有趣！哪天会会……
应该说，当时两人风华正茂，正精力充沛、争强好胜，有这样的文字游戏原不稀奇。但可贵的是那份和谐有趣，实在难得。我想，他们一定是由文字里读懂对方的。未见其人，已解其心志。所谓文如其人，这种性情文字，最能照见本人。两人都是聪明灵透的人儿，怎不明白？文字这座桥，让他们迅速由神交成为知己。
半年之内，两人通信达四十多封。几乎两三天就写一封信。就是说，整个人几乎每天沉浸在通信的氛围里……一对才子才女的诗文唱和，本身就美丽如诗。在多梦的年纪，有这样的相遇，会不会产生爱情？
胡适最早的同志
半年后的1917年4月7日，胡适才由任鸿隽介绍，见到陈衡哲。《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
（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
神交已久，今日得见，真是相见恨晚，激动异常。无数个夜晚，彼此想象对方，想象见面的情景……此刻相见，虽不似想象中的激动浪漫美好，但一样的紧张兴奋。我想，他们看到对方的那一刻，定然眼前一亮，惊为天人：一个是英俊洒脱的才子，一个是玲珑清秀的才女。既陌生又熟悉，那感触言语难以形容。
当时的陈衡哲如众心捧月一般，是骄傲的公主。她此时还声称“不婚”，虽然对胡适有好感，但一时也不能倒追胡适。而胡适呢，本有婚约在身，所以不会像别人那样追求她，去碰那个钉子。加之他知道朋友赵元任和陈鸿隽都在追求她，所谓“朋友妻不能戏”，他不会横刀夺爱，去当个“第三者”的。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在他的《胡适杂忆》里幽默地写道：
陈衡哲“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与诸名士游湖借伞之时，适之却远在二百英里之外，服务无由，而挟伞于后、尾追不舍的却是胡氏最好的朋友任叔永。”
胡适不是热烈的追求者，但也许是那个最懂她的人。当时任鸿隽与胡适共同编辑《留美学生季报》，任正在追求陈衡哲，他赠诗《对月》，陈衡哲就和了两首《风》、《月》诗：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任鸿隽兴奋之余把诗拿给胡适看，要他猜测是何人所写。胡适回信说：
两诗绝妙！《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真是一语中的，好慧眼！陈出身书香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清末知名学者诗人，祖母、母亲为当时著名女画家。她自小受此熏陶，其诗有王维的风格。
可想而知，话传到陈衡哲耳里，她心里会涌起怎样的波澜？难怪她视胡适为平生知己。这样一份懂，多少爱侣之间尚且没有。他们之虽然互有通信，但毕竟少有切实接触，能做到相知如此之深，实为难得。这个懂，既有默默的相互欣赏，又有心有灵犀的悟知。胡适本来就是善解风月之人，如此解此《风》《月》两诗，更让陈衡哲感觉到此人与自己心灵的接近。
胡适对陈衡哲的感情，不只是感激，更有一份知己之情，他后来为陈衡哲的小说《小雨点》作序时说：
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同志”一词，包涵了多少言外之意？功成名就后的胡适，珍惜自己的羽毛，从不轻言感情事，但当年的愉快，怎能忘却？他和陈衡哲的感情，又何止一个“同志”了得？
读者杨绛的《怀念陈衡哲》一文，里面有一段文字，描写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匆匆造访陈衡哲家的细节，令人玩味：
那天胡适得出席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他了。胡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钟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钟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
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
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又香又脆，做早点我很爱吃。可是作为茶点确是不合适。谁吃这么大的一个芝麻烧饼呢！所以那盘烧饼保持原状，谁都没碰。不过我觉得胡适是临走故意回来惹她一下。
我想，杨绛先生在写这段文字时，一定充满了羡慕，一定也相信胡、陈二人是有爱情的。杨先生描摹得细腻生动，活灵活现。胡适要走了，却又折回来，有事没事故意“惹”一下陈衡哲，真是调皮可爱；陈衡哲面对小她二十多岁的杨绛，并不十分掩饰，一句“适之被宠坏了”，那种对胡适无条件的欣赏和容忍，以及女性的温柔和甜蜜，都一览无余。
所以，我宁愿相信胡适和陈衡哲两人是有爱情的。这爱情不因彼此结婚而消失。两人之间那份心有灵犀，像只揣在怀里的小兔子，总要不老实地探出头来。如此亲密非同一般。哈哈。当事人陶醉，旁观者艳羡。
我们三个朋友
倘若有情，唯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倘若不能，一别成恨？还是相忘于江湖？也许，退而求其次——不断来往，把爱转为友情，这样更洒脱，也减了相思不相见之苦。只是，愿望固然理想，但现实残酷：多数有情人从此天涯陌路。但陈衡哲与胡适，婚后依然保持密切来往。不成眷属，他们选择做一生的朋友。多好。
留美期间，胡适，任鸿隽三人，是好朋友。任鸿隽和胡适是好朋友，他一直在追求陈衡哲，是他介绍胡、陈二人相见。在这里，任鸿隽既是胡、陈的牵线人，也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朋友。由于彼此的珍惜和约束，虽然两个男人对陈衡哲都有好感，但终不失朋友之大义，所以能保持纯洁的友情。
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任北大教授。很快在年底结婚了。任鸿隽次年回国，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继续留在美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