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恰高夫是个最热衷于主张切断和击溃敌人的人，起初他想对希腊，后来对华沙进行佯攻，但是他怎么也不肯到派他去的地方去。齐恰高夫以敢于向皇帝进谏而出名，他认为库图索夫受过他的恩惠，因为一八一一年皇上没有关照库图索夫就派遣他去和土耳其签订和约，他发现和约已经签订了，于是在皇帝面前承认签订和约的功劳属于库图索夫。这个齐恰高夫在库图索夫所要住的维尔那的城堡里最先遇见了库图索夫。齐恰高夫身穿海军制服，佩着短剑，把帽子夹在腋下，把驻军报告和城门钥匙递给了库图索夫。那种年青人对于昏庸老人的轻视而又恭敬的态度，充分表现在他的一切举止上，他已经知道了库图索夫受到的谴责。
和齐恰高夫谈话时，库图索夫顺便提到，他在保锐索夫夺回的装运瓷器的一些车辆还是完好的，并要交还给他。
“C'est pour me dire que je n'ai pas sur quoi manger……Je puis au contraire vous fournir de tout dans le cas même oǔ，vous voudrez donner des diners，（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吃饭的用具……可是相反，我能为你预备各种餐具，甚至可以让你举办宴会。）”齐恰高夫生气地说，希望句句话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以为库图索夫也关心这一件事情。库图索夫现出微妙明达的笑容，耸了耸肩膀回答说：“Ce n'est que pour vous dire ce que je vous dis，（我只是说了我要对你说的话而已。）”
库图索夫违反皇帝的意志，把大部分军队驻扎在维尔那。据他身边的人说，库图索夫住在维尔那时，精神异常颓丧，而且身体也衰弱了。他勉强主持军务，把一切都交给他的将军们，自己过着散漫的生活，等待着皇帝的命令。
皇帝在十二月七日带了随从托尔斯泰伯爵、福尔康斯基公爵、阿拉克捷夫和其他人离开了彼得堡，于十二月十一日到达维尔那，坐着旅行雪橇直抵城堡门口。虽然天气严寒，但在城堡外边却站着上百名穿着全套礼服的将军们和参谋人员，以及塞妙诺夫团的荣誉卫队。
专使驾着一辆三马雪橇在皇帝之前先来到城堡门口，叫喊：“驾到！”于是考诺夫尼村跑进门廊去报告在守门人的小房间里候驾的库图索夫。
一分钟后，穿着全套礼服、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身上挂着绶带的胖大的老人，蹒跚地走上台阶。他把那顶帽檐向着两边卷起的帽子戴在头上，拿起手套，困难地、斜步顺着阶梯往下走，他走下了阶梯，手中拿着预备呈给皇帝的报告。
于是有人跑来跑去，有人低语，又有一辆三马雪橇飞驰而来，于是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这辆快要来到的雪橇，雪橇上已经可以看见皇帝和福尔康斯基的身影了。
由于五十年的习惯，所有这一切使老将军的心里产生了惶惶不安的感觉。他焦急、匆忙地拍拍自己的身子，戴正帽子，在皇帝下了雪橇抬眼看他的时候，他振作了精神，挺直身子，呈递了报告，并用平稳、讨好的声音开始说话。
皇帝迅速把库图索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眉头皱了片刻，但立刻又克制了自己，走上前，伸开双臂，抱住老将军。由于旧习惯的作用，由于他内心的想法，这拥抱又感动了库图索夫，使他啜泣起来。
皇帝问候了军官们和塞妙诺夫团的卫队，又和老人握了一次手，便和他一起走进了城堡。
皇帝和元帅单独在一起时，表示了他对迟缓的追赶、在克拉斯诺和在柏来西那的错误的不满，并说出了他对于未来国外远征的考虑。库图索夫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发表意见。七年前在奥斯特理兹战场上听皇帝的命令时的那种顺从、茫然的表情，现在又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了。
当库图索夫走出办公室，垂着头，迈着沉重、摇摆的步子走过客厅时，有一个人的声音叫住了他。
“殿下。”有人喊他。
库图索夫抬起头，久久地望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伯爵端着一个放着一样小玩意的银碟子站在他面前。库图索夫似乎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他似乎忽然想起来了；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笑容在他的胖脸上闪过，他深深地、恭敬地鞠躬之后，拿起了碟子上的小玩意儿。这是枚一级圣·乔治勋章。
11
第二天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惠然光临了。库图索夫获得了一级圣·乔治勋章，皇帝向他表示了最高的敬意；但是皇帝对元帅的不满是尽人皆知的。礼节是顾全了，皇帝对这作出了榜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老人有过错，没有一点用处。在舞会上，当库图索夫按照叶卡切锐娜女皇朝代的旧习，在皇帝进舞厅时，命令把夺得的军旗放在皇帝脚下的时候，皇帝不高兴地皱了眉，并且低声说了一句话，有人听到了几个字是：“老喜剧家。”
皇帝对于库图索夫的不满，在维尔那特别加强了，因为库图索夫显然不想要或者不能够了解当前战争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向聚集在他身边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但救了俄国，而且救了欧洲。”这时候大家便已经知道战争还没有完结。
只有库图索夫不想要了解这一点，并且公然表示自己的意见，说新的战争不能提高俄国的地位，增加俄国的光荣，却只会降低它的地位，减少它现在已经获得、而在库图索夫看来是最高的光荣。他极力向皇帝证明征集新军队的不可能，说到人民的痛苦的情况，失败的可能，等等。
元帅持着这种态度，自然被看作是当前战争的阻力和障碍了。
为了避免和老人冲突，自动地出现了一个办法，就是像在奥斯特理兹对他那样，和在战争开始时对巴克拉那样，不惊动他，不向他说明，却撤去总司令的实权，由皇帝自己收回。
司令部按照这个目标逐步改组了，库图索夫司令部的实权全部没有了，移转给皇帝了。托尔、考诺夫尼村、叶尔莫洛夫受了新的任命。大家都公然地说，元帅很衰老并且健康损坏了。
由于把他的地位让给代替他的人，他的健康必定不好。确实他的身体是衰弱了。
正如同库图索夫那样自然地、简单地、渐渐地离开土耳其，出现在彼得堡的财政部里征集民团，后来正在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军队里一样，现在，当库图索夫的角色已经扮演完毕时，在他的地位上同样地、自然地、简单地、渐渐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必要的演员。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在它的为俄国人心所重视的国家意义之外，还应有另一个——欧洲的——意义。
在各国人民的从西到东的运动之后，还要有各国人民的从东到西的运动，为了这个新的战争，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导人，他要有和库图索夫不相同的特性、见解，并且为别的动机所驱使。
为了各国人民的从东向西的运动，为了恢复各国疆界，亚力山大一世是不可少的，正如同为了俄国的拯救与光荣，库图索夫是不可少的。
库图索夫不了解：欧洲、均势、拿破仑是什么意义。他不能够了解这个。在敌人被消灭，俄国获得解放并且取得无上光荣的时候，对于俄国人民的代表，作为俄国人民之一，是无事可做了。除了死，没有事情再要民族战争的代表去做了。于是他死了。
12
这种事是通常会有的，彼挨尔直到事过境迁的时候，才感觉到他在囚禁期中所受的身体折磨和过分紧张的影响。他获得解放之后，去到奥来尔，在到达的第三天，准备到基辅去的时候，他生了病，在奥来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们说，是患胆热病。医生们替他治疗，放了他的血，给他吃了药水，他便复原了。
彼挨尔从解放时到生病时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的心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记得灰色的、阴暗的、忽雨忽雪的天气，自己内心的苦恼和脚上、腰上的疼痛。他记得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的一般印象；记得审问他的将军们和军官们的使他不安的好奇心；他自己寻觅车马的麻烦；尤其是，记得他自己在那时候不能够有思想和感觉。在他获得解放的那一天，他看见了彼恰·罗斯托夫的尸体。他在同一天知道安德来公爵在保罗既诺会战之后还活了一个多月，直到不久之前才在雅罗斯拉夫死在罗斯托夫家的屋子里。皆尼索夫在向彼挨尔说了这个消息的同一天，还提到爱仑的死，以为彼挨尔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彼挨尔只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他觉得他不能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他那时只急忙着赶快离开这些人类互相屠杀的地方，到一个安静的躲避处，在那里恢复精神，休息一下，并且思索他在这时所知道的这一切奇怪的新闻。但他刚到奥来尔，便生病了。在他病后恢复神志时，彼挨尔看到身边有两个从莫斯科来的仆人——切任齐和法西卡——和最大的公爵小姐，她住在他的叶尔次田庄上，听到他的释放和生病，前来照顾他。
在恢复健康的时候，彼挨尔只是渐渐地失去他在过去几个月中他所习惯的旧印象，并且渐渐地习惯着这个新印象，就是，明天没有人再赶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会夺去他的温暖的床，他一定会吃到午饭、茶和晚饭。但仍然有好久的时候，他在梦里，看见他自己是在囚禁的状态中。彼挨尔也是同样渐渐地了解他在获释之后所听到的消息：安德来公爵的死、妻子的死、法军的毁灭。
在彼挨尔的复原期间，有一种高兴的自由之感充满了他的心——那是一种完全的、不可缺少的、人类原有的自由，他在出莫斯科后的第一个休息站上，第一次感觉到它的意义。他诧异的是，这种不以外在环境为转移的内心自由，现在似乎有了外在自由作为它的多余的华丽的装饰了。他孤独地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里，没有相识的人。没有人要求他什么，没有人送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所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从前不断地苦恼他的关于妻子的想法，不再有了，因为她也没有了。
“啊，多么舒服！多么好哦！”当别人把一个铺了清洁台布的桌子和喷香的肉汤送到他面前时，或者当他夜间躺在柔软清洁的床上时，或者当他想起妻子和法军都不在时，他便向自己这么说，“啊，多么舒服，多么好哦！”他由于旧习惯，向自己发问：“那么，还有呢？我要做什么呢？”他立刻回答自己说：“没有什么。我要生活。啊，多么好哦！”
从前使他苦恼的、他所继续寻找的生活目标，现在，他觉得，已经不存在了。那个被寻找的生活目标现在不是偶然地不存在，不是现在一时不存在，他觉得这个目标是没有的，并且是不可能有的。这目标的不存在，给了他那种完全的高兴的自由之感，这感觉现在构成了他的幸福。
他不能够有目标，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任何法则，或文字，或思想，而是信仰永生的永远可以感觉到的上帝。以前他在自己所定的目标中寻求上帝。寻求这个目标只是寻求上帝；在他的囚禁期间，他不是凭文字，不是凭理论，而是凭他的直接的感觉，忽然明白了他的老保姆从前向他说过的话：上帝是在这里，在那里，在一切的地方。在囚禁期间，他明白了卡拉他耶夫心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宇宙建筑者”，是更伟大，更无限，更难理解。他感觉到那样的心情，好像一个人在他全神贯注，望着远处的时候，却在他的脚下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他在全部的生活中，总是从四周的人们的头上望着别的地方，然而他并不须大睁着眼睛，只要望着他自己的面前就行了。
从前他不能在任何东西里面看到那伟大的、难理解的、无限的东西。他只觉得那东西一定在什么地方，并且寻找着这东西。在一切的眼前的可解的现象中，他只看到有限的、渺小的、平凡的、无意义的东西。他装备了智慧的望远镜，观察远方，在那里，那渺小的、平凡的、藏在茫茫远处的东西，只是因为它不能清楚地看见，所以在他看来是伟大的、无限的。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主义、哲学、慈善，在他看来便是这样的。然而就在那时，在他认为是自己软弱的时候，他的智慧也看清了这个远处，在那里他看到了那同样渺小的、平凡的、无意义的东西。然而，现在他学会了在一切之中看见伟大的、永久的、无限的东西，因此，自然而然地，为了看到这个，为了享受这种观察，他抛弃了一直到现在他从人们的头上观察远方所用的望远镜，高兴地观察他身边的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难理解的、无限的生活。他看得愈近，他愈是心安而幸福。从前那个破坏他的一切思想体系的、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是不复存在了。现在，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他心中总是预备了这个简单的回答：因为有上帝，这个上帝，没有他的意志，人的头上不会落下一根发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