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口处隐约传来白熊四肢踏破冰原的嘎吱声，由内至外扩散的寒意已容不得我的掌控。我变得害怕起来。我正被周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情感包围起来。它们视我为异己，企图将我排除它们的世界。因为我实是同它们的构成大相径庭，不懂得迎接时的问候和拥抱，不理解怎么对亲近的人示好。
正如我先前所说，这二十几年来我都被迫不停迁徙，比候鸟更没有规律。不会是冷暖变迁所致的自我保护功能，更多看来是如同早期游牧民族一样，大体受到口粮限制，随生活资源而长年累月、不知疲倦地游走于世间。从中国到日本，后来又从日本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以北的小镇，中途也在州与州之间撵转，以致最后被美国人冠以他们的姓氏和名称。我从未在一个地方过久停留，从未切实地认识一件事，从未真挚地爱过一个人。甚至在即将动身前，在我安稳、舒适的生活状况又将改变时，都没有勇气喊出一声“停下来”，或“我想留下”。我想或许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便不习惯于将自身长久地放置于某处。尽管渴求，但愿望同现实往往是对立相反的。我害怕那种实现愿望以后的无处容身感，害怕不知怎么应付这种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长久。倘若在安逸中沉湎过久，兴许我会失掉为人本该有的原始的警觉，会觉察不出危险或是别人已透露的厌烦和嫌恶。我情愿如林中时刻不能安眠的草食动物般，模糊的睡意里添进捕食者压破树枝的潜行。这样便伤害不到自己。
“喂，我说，小鬼，”戴着勃垦地酒红色绒线帽（上面编织有白色麋鹿）的大学二年级的白人社工对我说：“你是叫，蝉，朔，不，秦税，哎呀，麻烦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更为上口的名字呢？”——到美国后，我曾因一些原因一度改回母亲为我取的中文名字。
“成说，我叫项成说。”我没有戴手套，脖上挂着样式老旧的望远镜。手指在北极吹来的飒飒作响的寒风中紧紧拽住松松垮垮的黑色行李箱。不算宽阔的街道两侧排列着油漆斑驳脱落的木制房屋。它们形如来自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故事。我被夹在它们之间，听过路的风收折起巨大羽翼，勉强从它们之间挤过，向我道别。母亲模糊的剪影便从某个房屋中记忆的抽屉里被随手翻出。它在风中打了几个转，径直北上。然后无端生出的一条线把我同母亲系在一起。母亲在空中蹁跹如一生无法落地的候鸟，从高处俯瞰我被风吹得麻木的五官。
“尚轻烁？不管了不管了，”他用手指挠挠鼻尖，眼睛落在我拽住行李箱的手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就叫‘德鲁’3怎么样？”
咔擦。短短脆脆的一声，恰似某人嘴里咬断的涂了咸奶酪的苏打饼干。咔擦咔擦。母亲同我相系的线条就那么利落地分开了。有人正在吞吃我同母亲的联系，是不是人也未可知。但见他（或它）吃得香甜，我也没有从中作梗的意思。只是母亲的剪影如同断线的风筝徘徊于我的头顶不肯离去，若细细看去，分明在空中留下泪来。泪化为雪又在已对寒冷见惯不惊的小镇落下，落进我的眼眶，让我顿觉哀愁。
“怎么说呢，是不是每个名字都有什么特殊含义呢？”初到日本时的母亲这么对着尚且年幼的我说。那时我们住在出租的简陋公寓里，有一个象征性的厕所和与同作卧室、起居室相连的厨房。母亲白天在一所补习学校打扫清洁，更换厕所的卫生纸，倒掉每个办公室和教室的垃圾，偶尔还要处理没擦的黑板；晚上则去一家居酒屋里给客人倒酒，陪客人聊天——那时候的母亲日语程度同我不相上下，顶多陪伴着附和两句，要她明白客人的烦恼或牢骚多少有些困难，但揣测客人话中语气还是轻而易举。这是母亲的天赋。她比任何人都懂得察言观色，比任何人都温顺地对待周遭事物。她从不反抗，像是扔在水池底部的半旧的海绵——洗碗水，洗菜水，剩菜的汤油，什么都没有关系，什么都能吸收。对她来说，一切能使之继续存活于世的事物，大到阳光、雨露、水，小到三餐、衣装、家宅，都要牢牢把握。
“对别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妈妈来说，成说，”她的笑容舒展如从南方归来候鸟的羽翼，平整、从容：“是第一次被赋予特权来命名世间的某一处奇迹，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毕竟妈妈没想过会成为多了不起的人。肯定成为不了的。”她叹口气。
“但是你，你是我的奇迹。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就记得妈妈是带着感激的心情将这个名字给你的就行。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谢谢你，将带着这个名字行走于世间。”
那时我不明白此番对话有怎样的意义，以致到后来，名字被继父剥夺之后也无法好好体会母亲的痛苦。无法明白母亲是怎样坚定决心将命名的特权从她骨髓里抽离，怎样咬着牙让我变成了再无她记号的儿子。
“妈妈啊，原来也是以为，如果自己足够努力的话，就能独自一人带着你挺过来。但是到头来妈妈也不过是个只会说漂亮话的胆小鬼。所以，成说，不，拓也，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拓也了，如果没有这个人，你说不定连长大的机会也没有。尽管很痛苦，以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妈妈还是要拜托你忍耐下去，要长成出色的大人。”我们从破旧的公寓中搬出的那天，妈妈这么对我说。她没有看我，半边脸隐藏在黑暗里。
咔擦。
“我这就给你登上。其余的名字，忘光光好了！无所谓的，反正也没人能念好，过不久就会忘记。既然待在这里，怎么说也得有个适合这里的名字才对。我说，能到今天这个地步，想必以前日子也很辛苦吧？不如从现在起，把以前都忘掉好了。”社工还在喋喋不休，一笔一画地把我与其他美国人一致的名字写在了登记表上。我的脑袋里像北风下空空如也的北极冰原。白熊正是那时亦步亦趋钻进我心里的，如果硬要细算的话。它蜷缩在心脏一隅沉睡，生出鸡蛋大小的坚冰。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我向来不擅长拒绝。这次也不例外。无法对它说出“这里已经满员，请到别处去吧”这样的话。
自那一天起，我便明白这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忘记或改变的。我原以为会作为人格记号的名字都能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做志愿者的大学生轻易抹消，不妨认为人生也是如此，不管几次都能舍弃并顺理成章地开始完全不同的篇章。一点也不用怀念，我常这样对自己说，想要活下去的话还是做好不停扔下自我的觉悟才是。
我终究这样想着，或许跨遍一个地球也找不到自己永久的容身之处。现在看来，莫若说死亡更像是我能够回去的地方。我作为人的本身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分解成无数细小的颗粒，不管以什么形式，风也好，水也好，泥土、花粉、蠕虫也好，被再无约束地送到目之所及之处，不再受冷落排斥，不再不为人所需——因以全然不复存在，自说不上再被人视为无用之物。
我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直这样想着。传送行李的履带几次从我面前经过，但迟迟未见我棕白色的运动挎包。
同机场方行李托运的负责人做好记录，填好相关表格已经是一小时以后。负责人不停向我道歉，并同我保证在找到行李后一定以最快速度送还。他掏出手帕擦拭自己汗津津的、头发已所剩无多的头顶，模样让人忍俊不禁，像是某个劣质的低龄儿童动画片。
“我会在机场大厅等你。出来时给我打电话就好。”回复邮件的是久远直树，我以前叫他“直哥”，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比我年长九岁。他在邮件中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我从裤子口袋里摸出手机，手机依然呈关机状态——自上飞机起我便没有使用过它。我将手机开机，调出早已存进电话薄里的号码，按了通话键。
没有人接听。一阵“嘟嘟”声后便传来日语说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我挂断电话，又试着重新播了几次，将手机从左边耳朵换到右边耳朵，又拿下来愣愣看着屏幕——亮着亮着便黑下来，同燃尽蜡油的烛芯——依旧无人接听。或是没有听见，我安慰自己，先到机场大厅去好了，说不定早已等候在那儿。我将手机重新装好，朝机场大厅的方向走去。身边经过一家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嘴里念叨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说不定是欧洲哪个国家的。看似父亲模样的人正安慰着不知怎么大哭起来的儿子——至少语调听起来是那么回事，轻柔似落地的羽毛——另一个大一点的女孩拿着手机漠然站在一边，噼里啪啦地按着键盘，表情随着输入内容转变。我心里不知怎么就掠过一丝紧张感，同第一次进高级法国餐厅的感觉别无二致。我快速绕过他们，走出门去。
没有关系，至少我看起来像亚洲人。我对自己讲。无论怎样看也不会比这家人更奇怪。不会比他们更格格不入。不会让屋顶显得过分低矮。不会让别人觉得“都是因为这家伙才导致满街都是英文广告”。不会发出让人难以理解的声音，如果说慢一点的话。对方要是说慢一点就更好了。毕竟对日语的自信不是很大，但不至于无。我使劲夹住搭在手臂上的西装，柔软的质感让我陷入无意义的安全感。
通向大厅的出口处已经没有接机的人围在那里。想必是我出现得太晚。整个大厅三三两两地聚集着不同的人群。很难得的，并不是十分热闹。一伙看起来像是即将出发旅行的年轻人围在书店门口，背上的登山包上卷着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像是与时俱进的蜗牛。他们叽叽喳喳地用日语争论着什么，但隔得太远听不太清楚。其中一个分明像是头领的人用手打了另一人的脑门，被打的人捂着额头再不发出声音。不远处一个绑着满头辫子的黑人坐在机场大厅提供给客人等候用的座椅上翻看地图。地图歪斜着摊开在他的膝盖上，一半已经落到地上。地图太大，他不得不笨拙地一手扯着地图一角，一手慢慢从地图的某一点移到另一点。搭配奇怪的棉布T恤和短裤上沾了不少奇怪的污渍，让他看起来像被人无意甩了一身的墨点。此外还有许多看起来百无聊赖的人，或是翻看手机，或是拿出袖珍本的小说阅读——但脸上表情分明在说自己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仿佛书页已从翻看的对称面移到书外，从脚底漫延到另一头的机场公告板那里。还有人刚从餐厅出来，手上还拿着外卖的三明治和咖啡。我深吸一口气，除去一股崭新的塑胶味，整片囤积在大厅里的空气都像被熬煮过一般渗出淡淡甜味。
或许是肚子饿了也说不定。我把手贴在胃部。早餐的分量着实不多，况且一部分让给了老人。我又播了一次直树的电话，依旧没人接听。我叹口气，将手机收进口袋，找了个距自己最近的位置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