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国人最熟悉的大概是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了。二十年前，它曾被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富有哲理的短句在一代人中颇为流行。
现在有翻译家认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才更符合昆德拉的原意。这本书自1984年问世以来，一直是米兰·昆德拉最具影响力的作品。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它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1]。
这本小说充满了哲理思考，米兰·昆德拉提出一个命题：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认为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会带给人无法承受的重负；但是重就真的残酷，轻就真的美丽吗？昆德拉写道：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所以昆德拉要问，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角托马斯和特丽莎养了一只名叫卡列宁的小狗，小狗的名字取自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是布拉格一名外科医生，十年前与第一任妻子离婚，这场婚姻留给他的唯一后果是对女人的恐惧。他渴望女人但又害怕她们，在恐惧与渴望之间他必须找到某种妥协，于是他建立了一种性友谊模式。为了确保性友谊永远不在爱的侵略面前让步，他坚持“三”的原则，就是可以在短期内去幽会同一个女人，但绝不要超过三次，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个女人，但两次幽会时间至少得相隔三周。
但是后来托马斯却打破了上述原则，因为许许多多的偶然产生了一种魔力，使他和特丽莎鬼使神差地结了婚。从此托马斯就一直处于对自己的追问中，一直在思考自己对于特丽莎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而特丽莎也穷其一生都想弄明白，托马斯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和别的女人的区别。
苏联的坦克入侵捷克之后，瑞士有一家医院的院长主动提出要给托马斯一份工作，起初托马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他发现特丽莎害怕受到迫害想移居国外，于是就像被告接受了判决书一样，接受了这份工作，两个人带着小狗卡列宁到了苏黎士。
在瑞士托马斯遇到了旧情人萨宾娜。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嫁给托马斯，但是对托马斯的性友谊十分赞赏的女画家。托马斯感到特丽莎和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相隔遥远不可调和，但两极却同样美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七个月，有一天特丽莎突然留下一封信独自回国了，这使托马斯顿时陷入了伤心和回忆。他和特丽莎一起生活了七年，这中间他又是隐藏又是假装，还要翻来覆去地证明他是爱她的，十分累人。此刻他才发现，对于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更加美好。托马斯意识到自己是需要特丽莎的，但这时候边境已经封闭，特丽莎再也出不来了。
于是托马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了苏黎士医院待遇优厚的工作，开车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由于写了一篇令当局不快的文章，又拒绝写公开声明进行自我批评，他失去了工作，被迫离开医院，只能在郊区的乡村诊所工作。再后来因为拒绝成为告密者，他又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整天抗着竹竿，穿越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去擦那些橱窗玻璃。
这时候托马斯发现人们仍然尊敬他，称他为大夫，并且仍然有许多艳遇在等着他。由于托马斯拒绝妥协和出卖，反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后来布拉格的人权团体请他参与联署给总统的请愿书，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来找他的恰好是他和前妻生的儿子，但是曾经为了正义不怕丢掉医生职业的托马斯却做出了不签字的决定，原因是他不想做任何可能伤害到特丽莎的事。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字，警察就有可能去骚扰特丽莎。
小说最后一章叫“卡列宁的微笑”，特丽莎有一番自省，她一直想弄清楚：托马斯爱我吗？他爱过别人吗？他爱我是否比我爱他更深呢？也许正是这种对爱情的探讨，对其深度的度量以及种种猜测和研究把他们的爱情扼杀了。特丽莎想到自己耗费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滥用女人的软弱来对付托马斯，现在才明白这一切是多么不可理喻。为了证实托马斯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她终于把托马斯拖到了头发花白、筋疲力竭、手指僵直，再也不能握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被苏联的坦克所蹂躏的布拉格之春为背景而写男女之间的肉体和精神之战。在这最基本的人性战场上，米兰·昆德拉发出了许多精彩的哲学见解。比如关于媚俗，他说：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的问题，所以极权的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而问题就像裁开了装饰画布的刀，让人们看到隐藏其后的东西。
再比如托马斯认识到罪恶的制度并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们所建立的。由于天堂并不存在，积极分子也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注释：
[1]改编电影《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于1988年上映，被评为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并获戛纳电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