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过眼”，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而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
杨奎松是有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出版过很多专著，而《民国人物过眼录》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文集。书名为什么叫“过眼录”呢？杨奎松在后记中解释说，所谓“过眼”，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而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这本文集既有学术论文、读史札记，还有演讲稿和带点演绎味道的历史纪实，体例五花八门，就连学术论文也处理得更通俗易读。全书分为八个部分：华人洋事、洋人华事、联苏秘闻、抗日秘辛、党人内争、读史札记、人物纵谈和历史纪实。每一部分有两三篇文章，可读性都很强，探讨一些很有趣的人物或事件，比如宋庆龄究竟何时加入共产党。这本书读起来很轻松，读完之后也很长见识。
书中《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文对我启发很大。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5年被国民党俘虏后就义。瞿秋白是个悲剧人物，这固然跟他的性格有关，也跟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杨奎松认为：“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擅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
瞿秋白青年时代在北京学俄文，后来以报社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赴莫斯科采访。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多，跟苏共和共产国际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鲍罗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后，瞿秋白因为懂俄文，又是中共骨干，便成为鲍罗廷和中共之间最主要的联系人。当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有分歧，尤其是共产国际与中共有异见时，瞿秋白就很难做人了。
虽然瞿秋白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但他似乎从没埋怨过莫斯科。杨奎松说：“即使在几年后临死前写下那篇非常著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自己。他认为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搞什么革命。然而，死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或不如瞿秋白有名气，或有更大名气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性格，死也不会解剖自己罢了。”看到这里，真的让人很伤感。
中共历史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向忠发。他是中共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靠工人运动起家，但中共党史对他落墨很少，因为他被捕后据说叛变了。对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人物，中共对他的记载颇有不实之词。杨奎松在《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一文中认为，向忠发其实相当有能力，有很强的政治观察力、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也有决断力。1928年，向忠发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时，利用这个机会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上书，说中共党内存在小资产阶级倾向。这引起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注意，认为产业工人比知识分子更适合当中国革命的领袖，于是开始提拔向忠发，把他扶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代表总共84人，其中工农分子50人，知识分子仅34人，而那些工人代表大多是暴动分子出身，以至于周恩来说“暴徒一大堆”。在36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工人占了22人，其中向忠发被捕后可能变节，另有14人向国民党投降了。由此可见，工人出身并不能保证是坚定的革命者。
向忠发仅当了三年总书记，但他对中共的发展还是有所影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在大权行将丧失时，做了两件后来对中共影响很大的事：一是他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当时毛泽东在那里，如果张国焘去了，两人的矛盾不知会导致什么局面，中共历史恐怕得改写。二是他提名让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这是毛泽东早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这个职务，才有了毛泽东后来的道路。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一文是杨奎松在大学演讲的文字实录，口语化明显，但很有意思。毛泽东和蒋介石是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们的性格、作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了。这两个对中国现代史有关键影响的人物，其实家庭背景很接近，都是中等家庭出身，既不是赤贫之家，也不是大富之家，当然也不是所谓“太子党”。两人都是中等文化水平，没读过正规大学，没有显赫的学历。两人的气质、性格也有相同之处，比如从小都表现出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心理，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蒋介石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太善于交际，口才也不是很好。他有一大特点是非常注重细节，甚至可以说举轻若重。这样问题就来了：身为最高统帅，如果太关注小节，难免会忽视大节，影响战略大局方面的决策能力。相反，毛泽东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人，天马行空，随心所欲，浪漫主义气质很强。这一点表现在军事作战方面就是，他不像蒋介石那么关注细节，更关注战略布局，而且善出奇兵。农民家庭出身对这位军事统帅的影响是，他特别注重保存实力。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尽管这种做法受人非议，但他从来不动摇。这个特点跟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形成很鲜明的互补作用。这种浪漫主义气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过很大贡献，但1949年后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灾难。
因生长环境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迥异。比如反右就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跟他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不愉快的遭遇分不开。杨奎松说，毛泽东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相反，蒋介石虽然一生谨小慎微，但他很尊重知识分子。败退台湾后，他一方面重用专家学者，一方面推行土地改革，最终推动了台湾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