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的努力至少发展了戴学的片面;他们的缺陷也都可以供我们后人的参考,使我们格外了解戴学的真意义与真价值。他们努力的新方面更使我们明了戴学确然有建立新理学,恢复中国学者的哲学兴趣的大功。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
但是,激烈的反动不久就起来了。阮元是清代朴学的大护法: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督,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设诂经精舍、在广州设学海堂,汇刻清代经师的经解,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
故这个时期可算是清学最时髦的时期。清学是反理学的;从颜元到阮元,都是反理学的。理学家本来早已愤怒,要谋大举反抗了;程晋芳、姚鼐等早已提起抗议了。
到阮元得意的时候,“汉学”越得势,“宋学”也就更妒忌,更愤恨。于是姚鼐的同乡弟子方东树愤愤地起来提出最激烈的反革命。
方东树,桐城人,字植之,生于1772,死于1851。他是一个老秀才,曾跟着姚鼐学古文;读书很勤苦,著有《书林扬觯》《昭昧詹言》《仪卫轩文集》《汉学商兑》等书。他家贫,在外面客游五十年,做过许多处的书院山长,死在祁门的东山书院。他的门人苏惇元作他的传,说:
乾嘉间学者崇尚考证,专求训诂名物之微,名曰汉学;穿凿破碎,有害大道;名为治经,实足以乱经;又复肆言攻诋朱子。道光初,其焰尤炽。先生忧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书出,遂渐熄。(《仪卫轩文集》附录)
“道光初,其焰尤炽”,正是阮元最得志的时代。朴学的声势到了此时确有风靡全国的样子。《汉学商兑》即出于此时。此书原序作于道光六年(1826)。
苏氏说“书出,遂渐熄”,这未免太恭维方东树了。但“汉学”家攻击宋学,历一百年之久,可算是没有遇着有力的反攻击。直到《汉学商兑》出来,方才有一种比较有统系的驳论。
方东树搜集材料颇勤,列举各人的议论,逐条驳辩;他这种方法颇能引起人家的注意,又颇能使一般无学识的人赞叹他的博学与雄辩。他的态度是很诚恳的,他的卫道的热心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他的《汉学商兑》至少可算是理学末流对于“汉学”的一种最激烈的反动。阮元死于1849,方东树死于1851;方东树死的一年,即是洪秀全称太平天国天王的一年。
从此以后,十几年之中,东南的财富之区,学校的中心,都遭兵燹,公私的藏书多被烧毁;学者奔走避兵,学问之事遂衰歇了。乱平之后,曾国藩一班人也颇想提倡朴学。但残破困穷的基础之上已建立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故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与其归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
《汉学商兑》共有三篇自序。第一篇序说: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驰骋笔舌,贯穿百家。……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逐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这是他心目中的“汉学”。他为什么深恶汉学呢?因为汉学诋毁宋儒,而宋儒是万不可诋毁的。他说:
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今诸人边见颠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旧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
他在第二篇序里说:
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苗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因此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也;以此自力,固不获益。……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
他说宋儒“得圣人之真”,这是他的一种成见。他又不了解清学除了惠氏一派之外并非“汉学”。他说宋儒是“舂而食之”,殊不知清儒如颜元、戴震、阮元一班人,也正是要“舂而食之”,不过舂食的方法与宋儒不同罢了。
方东树著书的动机全是一种盲目的成见。他在第二序里说了一个譬喻:
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孙赧王,不幸贫弱负责,无以归之,逃之洛阳南宫囗台。当是时,士庶人有十金之产者,因自豪,遂欲以问周京之鼎。……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囗闻驳辨,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
他承认程朱为“天下诸侯所莫敢犯”,这是何等盲目的成见!要明白他的成见的来源,我们须读他的第三序(他的第三序不载于本书,仅见于他的《书林扬觯》的末卷)。他说:
余平生观书,不喜异说。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以观他家,则皆不能无疑滞焉。故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周栎园《书影》言:
昔有鹦武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余著此书,亦鹦武翼间水耳。(《书林扬觯》,下,4四七)
他觉得朱子的话“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所以他那样崇拜朱子,所以他“不忍见”朱子受人攻击。懂得了这段故事,我们方可完全了解他的《汉学商兑》。
《汉学商兑》本止一卷,因篇页较多,分为三卷:“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序例》)上卷有一段说:
顾(炎武)、黄(宗羲)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诐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朱氏《槐庐丛书》本)
这段话有是有非。惠氏专标汉帜,但惠氏的家学是要“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的,所以惠氏不是有力的反理学派。戴氏明目张胆地攻击理学,尤其攻击朱子。但戴氏并不是像方氏说的“厉禁言理”;戴氏攻击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而主张那在事物之中的条理;这是厉禁言理吗?方东树论汉学有六蔽: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
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
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
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如商韩之用法。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所谓不欲明镜之见疵也。
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知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懦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
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这六项之中,其实方氏最注重的是两件事:一是治经的方法,一是对于理学的态度。这两件可以总括他说的“六蔽”。
关于治经的方法,方氏在《汉学商兑》“卷中之下”里说的最详细。他引钱大昕、戴震的话,自下驳论道:
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
信乎朱子有言: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
这是方氏的主旨。戴震曾说:“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于经乎?……古今县隔,遗文垂绝,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方东树痛驳这段话,其大意如下:
1.古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从性道说起,此程朱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非也。
2.“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
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
汉学家专泥训诂,如高子说《诗》,所以多不可通。……故义理原不出训诂之外(适按,此言与上文“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一句正相矛盾),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
方氏的话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小学大学之分自是误从朱子,李塨的《大学辨业》与《圣门学规纂》已有很明快的驳论了。汉儒说经实多谬误;但此言只可用来打倒惠氏一派的真正汉学,而不能打倒戴氏以下的清学。
戴学本不拘守汉儒;他的大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都能打破汉儒的束缚。方东树也曾说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
清学的大师重在方法的精密;他们的训诂考证固然未必“能尽得义理之真”,但治古书终不能不用这种方法。若因为汉儒有谬误,而就完全抹杀清儒采用的方法,而就妄想求古书的义理于语言文字之外,那就是根本上错误了。
清儒治经确有太拘泥汉儒之弊,也确有过信《说文》之弊。方东树指出迷信《说文》的十五谬都是不错的。但这也不足以攻诋戴学。
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人对于《说文》,都不过把《说文》当作一部最重要的古辞典,与《广雅》《释名》等书同有参考佐证的价值。阮元纂辑《经籍纂诂》,更把一切古训诂都搜集排列,看作有同等的参考作用。
搜集古训诂来作治古书的根据,这是清儒的一个基本方法。迷信《说文》固是可笑;但轻视古训诂而空谈义理,更是可笑了。方东树最爱谈义理,但他自己实在不曾明白他所谓“义理”是什么东西。义理应该分两层说:一是古经的意义,一是后人的见解。
清代学者略有点历史的眼光,故能指出宋儒用主观见解来说古经的毛病。我们也应该认清楚:治古书是要依据古训诂的;古训诂有不完全之处,我们应该用精密的归纳比较,求出古书的意义。
我们不可认后人的主观见解为古书的义理。方东树的根本毛病即在于误认宋儒的义理为“直与孔曾思孟无二”。这种完全缺乏历史眼光的成见是不配批评清儒的方法的。
其实,方东树最痛恨的还是清儒(尤其是戴学)对于理学的态度。清学反抗宋明的“心学”“理学”;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屡引戴震的话,排斥传心之学;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里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是出于“道经”,更动摇了心学的根据与权威。方东树大抱不平,发为驳论道:
夫所恶于禅学即心是道者,谓其专事明心,断知见,绝义理,用心如墙壁,以徼幸于一旦之洒然证悟。若夫圣人之教,兢业以持心,又精择明善以要于执中,尚有何病?……愚尝反复究思之,无论伪古文足信与否,……只此二语即出于巷说里谚,亦当平心审谛,断然信其精粹无疵,不诡于道,足以质古圣而无疑。
这是何等坚强的信仰!这样盲目的信仰往往能阻碍他对于反对派的了解。例如他说:
大抵考证家用心尚粗粗,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会有禅学心学之歧,为其藉口。此中是非杂糅,如油著面,本不易明。戴氏(震)、顾氏(炎武)以言心为堕禅,论虽灭裂,犹实有其害。近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则直是乱道。不知禅之失政在不求心穷理,而禅之妙亦政在不许求心穷理。才一求心穷理,便非禅。……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耶?
说考证家“用心尚粗粗,故不喜言心”,这真是冤枉。考证家最肯用心而不高兴言心;普通的理学家却是天天言心而不肯用心。方氏又说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这话也有点冤枉。
汉学家不但不反对致知穷理,并且正是实行致知穷理。不过他们要致的不是那不学而知的良知,要穷的也不是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
最冤枉的是方东树说“汉学家厉禁言理”。这几乎是无的放矢的议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说“理”字最多,何尝厉禁言理?不过戴氏谈的理不合方氏的脾胃,故方氏说此书“囗囗乖违,毫无当处”(中之上,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