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我想是那个月的二十二号），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正在塞纳河码头旁一个僻静处散步，想呼吸一下寒冷的空气提提精神。那地方离我在医学院街的住处大约有一小时路程。一辆马车飞快地从背后驶来，我怕马车把我撞倒，急忙退到一旁让它过去。不料车窗里探出一个头来，还听到了喝令车夫停车的声音。
“车夫赶紧勒住马，车停下了，刚才的那个声音唤起我的名字来，我答应了一声。马车停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没等我走到马车跟前，车上已下来两位先生。我发现他们俩都裹在斗篷里，像是有意把自己遮掩起来。他们并肩站在车门旁，看上去他们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或许还年轻一点，两人的身材、举止、声音和面貌（我能看到的部分）都十分相像。
“‘你是马奈特医生吗？’其中一个问道。
“‘是的。’
“‘马奈特医生，原籍博韦，’另一个说，‘是位年轻的内科医生，原先是外科专家，这一两年来在巴黎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吧？’
“‘先生们，’我回答说，‘本人就是承蒙二位夸奖的马奈特医生。’
“‘我们去过你的住处。’第一个人说，‘不巧没有在那儿找到你。听说你可能在这一带散步，我们就跟着来了，希望能赶上你。请你上车好吗？’
“两人的态度都很专横，一边说着，一边就过来把我逼向车门。他们都带着武器，而我手无寸铁。
“‘先生们，’我说，‘请原谅，不过，我通常都要问清是哪一位赏光请我去出诊，要我去看的病人病情又是怎么样？’
“答话的是第二个人。‘医生，请你出诊的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至于病人的病情，我们相信你的医术，你作的诊断一定会比我们的陈述准确。行了。请你上车好吗？’
“我只好顺从，默默地上了车。他俩也跟着上了车——最后一个是收起脚踏板后跳上车的。马车掉转头，又照原先的速度飞驶起来。
“我如实记下了这番对话，无疑是逐字逐句，一字未漏。我竭力不让自己走神，使每件事情都准确地如实叙述。下面凡是标有中断符号的地方，皆因我不得不暂停记述，藏起文稿。
“马车飞快驶过一条条大街，出了北门，驶上了乡间大道。出城后大约走了三分之二里格地——当时我并未计算距离，是后来再走时估算的——马车驶离大道，不久就在一座孤零零的宅院前停了下来。我们三人都下了车，沿着花园里一条又湿又软的小径，走过一座乏人管理、池水满溢的喷水池，来到一幢房子门前。按过门铃，由于门没有立即应声打开，带我来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用他那厚重的骑马手套打了开门人一个耳光。
“这一举动并没有引起我特别关注，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挨打比狗挨打还普通。这时，另外那个也一样发起火来，伸手同样打了开门人一个耳光。这兄弟俩的神情举止竟如此相像，这时我就开始意识到他们俩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在宅院大门口一下车（大门是锁着的，两兄弟中一个打开锁让我们进去后，重又锁上了），便听到从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传来阵阵叫喊声。两兄弟径直带我朝那间屋子走去。随着我们一步步爬上楼梯，那叫喊声越来越响。最后我看到了一个躺在床上发高烧的病人。
“病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年纪很轻，肯定才二十出头。她头发蓬乱，两只胳臂用腰带和手帕绑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这些捆绑用的全是上等男人身上的东西。其中有一条是礼服上用的有流苏的绶带，我看到上面有个贵族的纹章和一个字母‘E’。
“我一开始仔细观察病人，就看到了这一情况。因为在她焦躁不安的挣扎中，她翻转身子，脸伏到了床沿上，把绶带的一头吸进了嘴里，此时正有窒息的危险。我第一个举动就是伸手从她嘴里拉出绶带。就在这时，我看到绣在角上的纹章。
“我轻轻地将她翻过身来，双手按住她胸口，想让她平静下来，躺着不动，然后察看她的脸。她两眼圆睁，神色狂乱，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反复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然后从一数到十二，还发出一声‘嘘！’过后，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像是侧耳静听，接着便又开始那刺耳的尖叫，又喊：‘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然后又从一数到十二，再发出一声‘嘘！’如此周而复始，顺序不变，神态也不变。除了有规律地停顿那么一会儿外，她的这种喊叫声从未休止。
“‘她这样有多久了？’我问。
“为了把这兄弟俩区别开来，我把他们叫作哥哥和弟弟。所谓哥哥，是指最有权威的那人。答话的是哥哥：‘大约从昨晚这个时候开始。’
“‘她有丈夫、父亲和兄弟吗？’
“‘有个兄弟。’
“‘我不是在跟她兄弟谈话吧？’
“他带着满脸鄙夷的神气回答说：‘不是。’
“‘她最近和十二这个数有什么关系吗？’
“弟弟不耐烦地插嘴说：‘是和十二点钟吧！’
“‘瞧，先生们，’我的手仍按着那女人的胸口，‘你们这样把我带来，我什么也干不了！要是我事先知道来看什么病，我就可以有所准备。像现在这样，时间就得浪费了。在这么个偏僻的地方，到哪儿去弄药呀。’
“哥哥朝弟弟看了看，弟弟傲慢地说：‘这儿有一箱药。’说着从柜子里取出一只药箱，放到桌子上。
“我打开几只瓶子，嗅了嗅，又把瓶塞放到嘴边尝了尝。如果我要用的不是有毒性的麻醉药，那箱子里的药是一样也用不上的。
“‘怎么，你信不过这些药？’弟弟问。
“‘你瞧，先生，我正准备用呢，’我回答了一句，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费了好大的劲，做了种种努力，才给病人灌进我要她服的剂量。我在她的床沿坐了下来，我想过会儿再给她服一次药，同时还需要观察一下服药后的效果。屋里原先有个战战兢兢的胆小女人（是楼下那开门人的妻子）在服侍，这时已退缩到屋角。这房子潮湿破旧，草草地放着几件家具——显然是最近才住人，而且只是暂时用一用。为了掩住尖叫声，窗上钉了些厚厚的旧帷幔。叫喊声仍然有规律地继续着，先喊‘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接着从一数到十二，最后发出一声‘嘘！’她还是那么疯狂地挣扎着，所以我没敢给她的胳臂松绑，只是留心不让勒痛她。唯一给人希望的是，我按在病人胸口的手起了很大的镇定作用，能使她的身子安静几分钟。可是这对抑制叫喊毫无作用，她的叫喊比钟摆还有规律。
“由于我的手有这种镇定作用（我想是这样），我便在床边坐了半个来小时，那两兄弟一直在旁看着。后来那哥哥说：
“‘这儿还有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忙问：‘病情严重吗？’
“‘你最好去看一看，’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拿起了一盏灯。
“另一个病人躺在二楼楼梯对面的一间后屋里，是马厩顶上的一间阁楼，屋子的一部分有个低矮的粉刷过的顶棚，其余部分都敞开，看得见瓦屋的屋脊和横梁。没有顶棚的地方堆放着干草、麦秆、柴火和一堆埋在沙子里的苹果。我必须经过这一部分，才能走到有顶棚的地方。我的记忆清晰详尽，明确无误。我在巴士底狱这间牢房里，囚禁了快满十年，现在回忆起这些细节来，依然历历在目，和那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在地上的一堆干草上，躺着一个英俊的农家少年，最多不过十七岁。他头下塞了一只坐垫，仰天躺着，牙关紧闭，右手紧握着放在胸前。他那对怒火熠熠的眼睛直盯着上方。我单腿跪下俯身察看，看不出他的伤在哪里。不过我能看出，他是被利刃刺伤的，已经奄奄一息。
“‘我是医生，可怜的小伙子，’我说，‘让我看看伤口。’
“‘我不想让人看，’他回答说，‘随它去吧。’
“伤口在他的手底下，我设法劝他让我挪开他的手。伤口是剑刺的，受伤时间约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之前。即使未加拖延当即治疗，也没法救活他了。他很快就要死了。我扭头看看那个哥哥，只见他正低头俯视着这个濒临死亡的英俊少年，那神情就像在看一只受伤的鸟或者是野兔、家兔，而不是他的同类。
“‘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我问。
“‘一只下贱的小疯狗！一个农奴！逼得我弟弟拔剑刺他，结果倒在我弟弟的剑下——居然像个上等人似的。’
“这话没有一点儿怜悯和内疚，可以说毫无人性。说话的人似乎认为，让这个不属同类的生物死在这儿极不合适，应该让他和那些贱类一样悄悄死去才好。他对这个少年的命运，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同情。
“在他说话时，少年的眼睛慢慢地转向他，然后又慢慢地转向我。
“‘医生，他们这班贵族骄傲得很，可我们这些贱民也有骄傲的时候。他们抢我们，欺我们，打我们，杀我们；可我们有时还是剩有一点傲气。她——你见到她了吗，医生？’
“虽然因为离得远声音轻了，可是她的尖叫和喊声，这儿依然可以听见。他这么一提，仿佛她就躺在我们的面前。
“我说：‘我见到她了。’
“‘她是我姐姐，医生。多少年来，这班贵族老爷对我们的姐妹们的贞操，都享有无耻的特权。可我们当中也有好样的姑娘。这我知道，我父亲也这样跟我说过。我姐姐就是一个好样的姑娘。她和一个也是好样的青年订了婚，他是那个人家的佃户。我们都是那个人家的佃户——我说的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个人。那另外的一个是他的弟弟，是个最坏的坏蛋。’
“那少年是异常艰难地聚集起全身的力气才说出这些话的，可他的精神却使他说得格外有力。
“‘正像我们所有贱民都受那班高贵的人抢夺一样，我们受尽站在那儿的那个人的搜刮——他黑心地向我们收租抽税，强迫我们白白替他干活，硬要我们在他的磨坊里磨我们的粮食，逼着我们用那点可怜的粮食替他喂养大群大群的家禽，可是却禁止我们养任何家禽。他搜刮我们到这样的地步，连我们偶尔弄到一点肉吃的时候都提心吊胆，不得不关门闭户，生怕被他的人看到抢走。我说了，我们给抢得精光，刮得干干净净，穷得不能再穷，弄得我们的父亲告诉我们说，生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桩可怕的事情，我们应该祈求上帝，别让我们的妇女生儿育女了，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全都灭种吧！’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受压迫的情感会像火一样爆发出来。我原先总以为它必定隐伏在人民心中，可是在这个垂死的少年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情感的爆发。
“‘不过，医生，我姐姐还是结了婚。当时我那可怜的姐夫正有病，可她还是嫁给了她心爱的人，这样她就可以在我们的草舍里——那个人大概把它叫作狗窝吧——服侍他，安慰他了。可是结婚不多日子，我姐就让那个人的弟弟看上了，他要求那个人把她租来给他——因为我们这种人中的丈夫算得上什么！那个人当然很乐意，可我姐姐是好样的，贞洁的，她像我一样，恨死了那个人的弟弟。你知道那两个家伙用什么手段威逼她的丈夫，想要他叫她顺从的吗？
“那少年的眼睛本来一直盯着我，说到这儿，他慢慢地把目光转向那在一旁观看的人。我从他们两个的脸上看出，他说的全是真话。两种截然相反、互相对立的傲慢和自尊，即使在这巴士底狱的牢房里，依然历历在目。那老爷是一副满不在乎、漠然置之的态度，而农民则是满脸横遭蹂躏、愤而渴望复仇的神色。
“‘你知道，医生，这班贵族老爷有权把我们这些贱民套在车子上，赶我们拉车。他们就这样把我姐夫套在车子上，赶他，要他拉车，你知道他们有权要我们整夜守在他们的地里，不让青蛙叫，免得打扰他们尊贵的睡眠。晚上，他们就要我姐夫去有害的夜露里守夜，白天，又命他套上笼头拉车。但他还是没有屈服。没有！有一天中午，人们解下笼头，让他吃东西——要是他还能找到东西吃的话——他随着报时的钟声，钟敲一下他哽咽一下，哽咽了十二下后，就死在我姐的怀里了。’
“要不是他决意倾吐冤情，任何人为的力量也维系不了这少年的生命。他使劲握紧右拳不让松开，掩住伤口，竭力驱开朝他围拢过来的死亡阴影。
“‘接着，在那个人的同意甚至帮助下，他弟弟把我姐给抢走了。我知道，她一定把她的情形给那人的弟弟说了——说的什么，医生，要是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很快就会发现的——可那人的弟弟还是把她给抢走了，供他一时享乐解闷。我在路上看到她从我旁边过去。我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后，我父亲伤心得死去了，满肚子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我把我的小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送到这个人管不着的地方，使她至少不会做他的奴婢了。然后我就追踪那个弟弟来到这儿，昨天夜里爬了进来——我，一个贱民，可手里有剑——这阁楼的窗在哪儿？就在这旁边吧？’
“在他眼里，这屋子越来越暗了；他周围的世界越缩越小。我朝四下里看了看，只见地上干草麦秆踩得一片狼藉，这儿像是有过一场格斗。
“‘我姐听到我的声音，跑了进来。我叫她别过来，别靠近我们，待我杀了那家伙再说。他进来了，先是给我扔了几个钱，后来又用鞭子抽我，我虽是个贱民，可我奋力回击，逼得他不得不拔出剑来。那柄沾上我这平民鲜血的剑，让他爱折成几段就折成几段吧。他只好拔出剑来自卫——为了保命，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刺我。’
“就在刚才，我已看到地上的干草里有几截断剑。那是老爷们用的武器。另一个地方，躺着一柄旧剑，看样子是士兵用的。
“‘来，扶我起来，医生，扶我起来。他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