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行长走到洛瑞先生跟前，把一封沾满泥污、未曾拆封的信放在他面前，问他是否打听到这个收信人的下落。行长把信放得离达内那样近，他一眼就看到了信封上的字——那正是他的真姓名，所以他一眼就看清了。信封上的地址等等，已译成英文，写的是：
特急。英国伦敦台尔森银行烦转，前法国圣埃弗瑞蒙德侯爵先生收。
原来在结婚那天上午，马奈特医生向查尔斯·达内提出了一条坚决而明确的要求：他的真实姓名必须严格保密——除非医生本人解除这项约定。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连他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洛瑞先生更不知情。
“没有，”洛瑞先生回答行长说，“现在在场的人我全都问了，没人知道这位先生的下落。”
时钟逐渐指向银行关门的时刻，刚才高谈阔论的人陆续从洛瑞先生的办公桌旁走过。洛瑞先生举着信，露出探问的神气。这班亡命在外、满腹怨恨、密谋报复的老爷们，这个朝信看看，那个朝信看看，都用法语或英语对这位不明下落的侯爵说了些轻蔑的话。
“我想，这就是那个遭到暗杀、举止优雅的侯爵的侄儿——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不成器的继承人，”一个说，“说来有幸，亏得我跟他素不相识。”
“是个胆小鬼，好几年前就把爵位给放弃了。”另一个说——这位老爷是双脚朝天躲在一车干草里，闷得半死才逃出巴黎的。
“中了那些新学说的毒，”第三个走过时，透过眼镜看了看信封上的姓名地址，“他反对过世的侯爵，继承了他的产业，后来又放弃了，把它给了那帮暴徒。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好好报答报答他。”
“啊？”大嗓门的斯特里弗喊道，“他真的这么干了？他是这么个家伙？咱们来看看他这丢人现眼的名字。该死的家伙！”
达内再也忍不住了，碰了碰斯特里弗的肩膀说：
“我认识这个人！”
“我的老天，你认识他？”斯特里弗说，“我真为这感到遗憾。”
“为什么？”
“为什么吗，达内？你听见他干的那些事没有？在这种情势下，你就别问为什么啦。”
“可我偏要问个明白。”
“那我就再说一遍，达内先生，我为此感到遗憾。听你提出如此奇怪的问题，我也感到遗憾。这个人，中了最有害、最亵渎的异端邪说的毒，把自己的财产白白送给了那帮杀人不眨眼的坏蛋，而你倒来问我为什么要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认得他感到遗憾！好吧，我来回答你。我感到遗憾，是因为我相信这种坏蛋有传染性。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严守秘密，达内费了很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只是说：“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位绅士。”
“我会把你驳得无话可说的，达内先生，”盛气凌人的斯特里弗说，“这我可以做到。要是这家伙是个绅士的话，那我确实对他不理解。你就这样对他说好了，顺便替我问个好。你还可以替我这样告诉他，他既然把财物和地位都拱手奉送给那帮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怕是已经做了那帮人的头儿了吧。不过，不会的，先生们，”斯特里弗说着环顾了一下四周，还弹了一个响指，“我对人类的性格稍有一点研究，我告诉你们，像他这样一个人，是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的那些宝贝门徒来摆布的。不会的，先生们，这场大混战一开始，他早就夹起尾巴溜之大吉了。”
斯特里弗先生说完这番话，最后又弹了一个响指，在听众的一片喝彩声中，挤出门外，走上弗利特街。众人都纷纷离开银行，只剩洛瑞先生和查尔斯·达内留在办公桌旁。
“这信请你转交怎么样？”洛瑞先生说，“你知道往哪儿送吗？”
“知道。”
“你是不是代我们向他解释一下，这封信寄到我们这儿，大概是人家以为我们知道收信人的下落，它已经在这儿耽搁了一些时间了。”
“我会这么做的。你直接从这儿出发去巴黎吗？”
“直接从这儿出发，八点钟动身。”
“我过会儿回来送你。”
达内怀着对自己，对斯特里弗和大多数人都很不自在的心情，快步走到圣堂区的一个僻静处所，拆开信读了起来，那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前侯爵老爷：
长期以来，我的生死都操在村民手中，我被捕后，受尽伤害和凌辱，最后经过长途步行，被押解到巴黎，一路上受尽折磨。不仅这样，我的家已经全部被毁，成为一片平地。
据他们告诉我，前侯爵先生，他们把我关入监狱，还要审问我，杀死我（如果你不开恩来救我的话），是因为我反对人民，为一个逃亡贵族做事，违背人民的利益。我再三说明，我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没有反对过他们，可是丝毫没有用处。我还再三说明，早在没收逃亡贵族财产之前，我已免除了他们拖欠的税款，没有向他们收租，也从来没有去控告过他们，可是丝毫没有用处。唯一的答复是，我曾为一个逃亡贵族做事，那个逃亡贵族现在在哪儿？
啊！最仁慈的前侯爵老爷，那个逃亡贵族现在在哪儿？我连梦中都在呼喊，他在哪儿？我求告上天，难道他就不来搭救我了吗？没人回答我。前侯爵老爷，我把我可怜的呼声送过海峡，但愿通过巴黎人人都知道的台尔森大银行，能把我的呼声送进你的耳朵！
为了对上帝，对正义，对仁慈，以及对你那高贵姓氏的荣誉的热爱，我恳求你，前侯爵老爷，快来救我，把我救出监狱。我的过失是对你一贯忠心。啊，前侯爵老爷，我恳求你也仁厚待我吧！
关在这恐怖的监狱里，我每时每刻都在走近死亡。前侯爵老爷，我向你保证，我仍将为你效悲惨不幸之劳。
遭难人 加贝尔
于巴黎阿巴依监狱
1792年6月21日
读完这封信，达内心中隐伏着的不安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一个老仆人，又是一个好仆人，他唯一的罪行只是由于对他和他的家族忠心耿耿，如今他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他心中感到深深的内疚。当他在圣堂区内来回走动，考虑该怎么办时，几乎不敢把脸对着过往行人。
他很清楚，虽然他深恶痛绝使那古老家族的劣迹恶名登峰造极的罪行，虽然他憎恨而且信不过自己的叔父，虽然内心十分厌恶人们期望他来支撑的那座正在崩溃的大厦，可是他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很不彻底的。他很清楚，虽说他早就有意要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爱上露西，在这件事情上做得过于匆忙，不够周全。他知道，他本该按部就班地加以实现，而且还应该进行监督，他是打算这么做的，可是始终没有兑现。
他在英国有一个自己选择的美满家庭，他必须一直积极地工作，时局骤变，困难重重，种种变故接踵而来，而且来得那么迅速，上星期还未考虑成熟的计划，往往会被这星期的事态推翻，而下星期事态又会使一切重头做起；他很清楚，在这种种的环境压力下，他屈服了——心中并非没有不安，可是也没有持续不断，再接再厉地加以抵制。他一直在等待行动的时机，可是局势变幻莫测，时间都白白地过去了，而贵族们却成群结队地沿着大道小路逃离法国，他们的财产正遭到没收毁坏，他们的名位正在抹杀取消，这些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法国任何一个可能为此指控他的新政权，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过，他没有压迫过任何人，也没有关押过任何人，他不但从来不曾横征暴敛，而且还自愿放弃了这些权益，投身于一个自己毫无特权可享的世界，赢得了一席栖身之地，挣得了一个温饱。加贝尔先生按照他的书面指示，经管着那业已败落、困难重重的庄园，体恤人民的困境，把那儿所能给的一点点东西都给了他们——冬天，给他们一点债主没有拿光的燃料，夏天，给他们一点也是从债主手中救下的出产——毫无疑问，为了自身的安全，加贝尔先生必定已经提出这些事实来为自己辩护，因而这些情况现在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这一切，促使查尔斯·达内不计后果地下了决心，他得去巴黎。
是的，就像古老传说中那个航海者一样，狂风和急流把他驱进磁礁的吸力之内，它吸住了他，他非去不可。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每一件事都促使着他，愈来愈快，愈来愈坚定地把他推向那可怕的吸力。他内心深感不安的是，在他那不幸的祖国，有人正在用种种罪恶的手段来达到罪恶的目的，而自知比他们略胜一筹的他却不在那儿，没能做些事情来制止流血，维护仁爱和人道的主张。他怀着这种半是不安半是自责的心情，拿自己和那位责任感如此强烈的勇敢的老先生做了比较，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继而是老爷们那些深深刺痛他的讥笑，还有斯特里弗那出于宿怨而发的粗俗恶毒的嘲讽，此外还有加贝尔的来信——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无辜囚徒，向他的正义感、人格和名誉发出的呼吁。
他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去巴黎。
是的，那磁礁吸住了他，他必须向前驶去，直到触礁为止。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礁石，他几乎看不到任何危险。虽说他以前做得不彻底，可是所做的那一切，已经足以证明他怀有良好的意愿，只要他亲自去法国加以表白，人们一定会以感激之情承认他的这种好意的。许多好心肠的人，往往会一厢情愿地过分夸大自己所做的好事，从而产生了过分乐观的幻想。达内先生也是这样，他甚至幻想自己可以运用某种影响，去左右这场凶猛可怕、失去控制的大革命。
他怀着既定的决心来回踱着，觉得在出发之前绝不能让露西或者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应该让露西免受离别的痛苦，而他的父亲，一向不愿回想那凶险的旧地，只能等采取了这一步骤后，再让他知道这件事了，免得他担心和忧虑。由于他一向竭力避免引起医生对于法国旧事的回忆，因而没有对他说过自己对产业处理不彻底的情况。而这，也影响了他现在打算采取的行动。
他来回踱着，思绪万千，一直到该回台尔森银行给洛瑞先生送行的时候。待他到了巴黎，他会马上去见这位老朋友，可是现在，他绝不能泄露自己的意图。
一辆套有几匹驿马的马车，已经停在银行的大门口，杰里也已换上靴子，整装待发了。
“我已经把那封信转交给本人了，”查尔斯·达内对洛瑞先生说，“我没有同意让你带书面答复去，不过也许你会答应捎一个口信去吧？”
“好的，我乐意，”洛瑞先生说，“只要没有危险。”
“绝对没有危险。不过口信是捎给阿巴依监狱里一个犯人的。”
“他叫什么？”洛瑞先生手里拿着打开的记事本问道。
“加贝尔。”
“加贝尔。要捎什么口信给这个不幸的犯人加贝尔呢？”
“很简单，就说，‘信已收到，马上来。’”
“要说时间吗？”
“他将在明天晚上启程。”
“要说姓名吗？”
“不用。”
他帮洛瑞先生穿上层层外衣和大衣，跟他一起从这家老银行的温暖房子里，走进弗利特街的蒙蒙雾气中。“问露西好，问小露西好，”洛瑞先生在分手时说，“好好照料她们，等我回来。”查尔斯·达内摇了摇头，诡秘地笑了笑，马车就辚辚地驶去了。
那天夜里——八月十四日——他睡得很晚，写了两封感情炽烈的信；一封是给露西的，向她解释，由于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必须去巴黎，并且详细地向她历数了种种理由，深信自己绝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另一封是给医生的，托他照料露西和他的爱女，并且极为自信地把上述的话又讲了一遍。他对他俩说，他一到巴黎，就会立即给他们写信，证明他安全无恙。
这是难熬的一天，因为他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却第一次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有了保留。要把这桩出自善意的骗局安排得使他们深信不疑，这是一件棘手的事。他满怀柔情看看妻子那无忧无虑、忙忙碌碌的样子，决心不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她（没有她那安详从容的帮助，他做起任何事情来都感到不自在，因而好几次他几乎要想向她和盘托出）。白天终于很快过去了。傍晚时分，他拥抱了她，也拥抱了和她同名而且同样可亲可爱的小宝贝，装作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的样子（假托有个约会需外出一下，私下里准备好一手提箱衣物），走进了阴沉沉的街上阴沉沉的雾气中，而他的心情，则更加阴沉。
此时，那无形的力量正迅速地将他吸引过去，而且急流和狂风更是使劲地在一旁推波助澜。他把两封信交给一个可靠的差役，嘱他在午夜前半小时送到，不可提前。然后他雇了一匹去多佛的马，启程了。“为了对上帝，对正义，对仁慈，以及对你那高贵姓氏的荣誉的热爱！”这是那可怜的囚徒的呼声。当他抛下世上所爱的一切，朝着那磁礁漂去时，他用这一呼声坚定了自己那颗发沉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