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感顿时涌上了心头。我赶紧捂住嘴巴，偷偷看了看旁边那位夫人的脸。只见她也奇妙地笑了，把头埋得低低的。然后，那男老板又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道：“虽说这事本身并不好笑，但又确实令人吃惊，忍不住想笑。实际上，如果把那样一种伎俩用在别的正经事上，恐怕不愁当不上大臣和博士，甚至想当什么就能当上什么吧。看来，被他乘虚而入，弄得一贫如洗，在这寒冷的日子里以泪洗面的人，不光是我们俩，恐怕还不在少数哪。就说那个阿秋吧，由于结交了大谷先生，结果原来出钱资助她生活的那个男人把她给甩了，害得她钱财和衣物都空空如也，据说如今正在大杂院中的某间肮脏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阿秋与大谷结识的那一阵子里，她可真是兴奋得头脑发昏，甚至还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他哪，首先说他的身份显赫无比，是四国某个诸侯的分支、大谷男爵的次子，如今因行为不够检点，被他老爹断绝了父子关系。不过，只要他老爹男爵一死，他照样还是会和长兄俩一起平分遗产的。他又聪明又伶俐，真可谓天才，二十一岁时就写成了一本书，比石川啄木这个大天才写的书还要高明不少，那以后又写出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的，却已成了日本的头号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学者，从学习院进了一高，然后又是帝大，法语、德语样样精通。哎呀，行啦行啦，反正是吹得个天花乱坠，按照阿秋的说法，他简直就像是一个神灵般的人物。不过，那些话似乎也并非全是谎言，即使从旁人那儿打听，他也同样是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所以，就连我们家的这个老太婆，尽管年纪一大把了，却也和阿秋暗地里争风吃醋，被那家伙迷得个头脑发昏，说什么‘出身不俗的人毕竟总有些与众不同哪’，一心期盼着大谷先生的到来，真让人受不了。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华族不华族的了，可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如果想把女人骗到手，最好的一招似乎就是自诩为被逐出家门的华族子弟。奇怪的是，女人就像是昏了头似的，拿如今的流行语来讲，那归根结底也算是一种奴隶的劣根性吧。我等之辈也算得上经历过种种世面的老油子了，所以在我看来，尽管在夫人面前这样说有失体统，他至多不过属于华族中四国诸侯的一个分支，而且还只是个次子罢了，这与我们的身份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我怎么可能像她们那样不知廉耻地被他搞得头脑发热呢？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那位先生对于我来说也还是不好对付的，虽说我早就打定了主意，无论他下一次怎么央求我，都绝对不给他酒喝了，可一看到他如同一个遭到追撵的人一般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里蓦然出现，走进我们店里后终于舒了口气的样子，我下定的决心也不由自主地动摇了，最终又给他端出酒来。他即使喝醉了，也从不会胡闹一气的。要是他能够毫不含糊地付清酒钱，那倒不愧是一个好顾客哪。说来他自己也并没有吹嘘过自己的门第出身，也从没有愚蠢地自诩为天才什么的，一旦阿秋等人在他旁边大肆谈论起他的非凡之处，他就会嘀咕着什么‘我想要钱’‘我要把这里的欠账全部付清’等等，总之，扯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使在座的人大为扫兴。尽管迄今为止他没有付过酒钱，但阿秋她倒是常常替他垫付的，除了阿秋，还有另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的女人，她可能是某个地方的有夫之妇，有时与大谷先生一同来店里，常常为大谷先生留给店里一些多余的钱。我不过是一个生意人罢了，因此，如果没有那些女人为他付钱，无论是大谷先生也好，还是宫廷显贵也好，我都不可能让他一直那么白吃白喝的。不过，仅仅靠她们偶尔付付账，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呀，我们早已是损失惨重。听说他的家在小金井，而且还有一个正经的夫人，所以一直寻思着前来拜访一次，商量一下大谷先生欠下的酒钱该怎么办。为此不露声色地向大谷先生打听过府上在哪儿，但他马上就发觉了，随即说出好些刺耳的话来：‘钱没有就是没有呗，干吗那么瞎着急呢？吵起架来闹得不欢而散，对谁都没有好处哟！’话虽这么说，可我们琢磨着，至少得摸清先生的家在哪儿，于是盯了两三次梢，可每次都被他巧妙地甩掉了。不久，东京连续遭受了空中大轰炸，不知为什么，大谷先生竟然戴着一顶军人的帽子翩然而至，自个儿动手从壁橱中取出白兰地的酒瓶，就那么站着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然后又像一阵风似的飘然溜掉了，也不付什么钱。不久战争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无所顾忌地买进了黑市上的酒菜，在店门口挂出了崭新的布帘子招牌，为招揽客人还雇了一个女孩子。谁知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如今他不是带着女人，而总是和两三个报刊记者一起驾到，那些记者说，从今以后军人就要没落了，而曾经一直贫穷寒碜的诗人则将受到世人的追捧等等。大谷先生当着那些记者的面，尽讲一些外国人的名字，什么英语呀、哲学呀，反正是一些不知所云的奇怪东西。然后他冷不防站起身走出店门，一去而不复返。记者们一脸失望的表情，猜测他去了哪儿，议论着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回去了，随即开始准备离开店里。我连忙说：‘请等等。先生他常常是利用这一招来溜之大吉的，今天的账得由你们支付。’有时候其中一些人老老实实地凑足酒钱付清后才离开，有时候也有一些人勃然大怒着说道：‘让大谷付吧，我们过的可是五百块钱的穷日子哪。’即使遭到他们的怒斥我也绝不罢休：‘不，大谷先生累计有多少欠账，你们知道吗？假如你们能从大谷那儿为我讨回欠账，无论金额是多少，我都将如数奉还一半。’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满脸惊讶的神情，说道：‘什么？！没想到大谷是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家伙。从今以后再也不和那家伙一起喝酒了。今儿晚上我们手里的钱还不到一百块，明天再给你送钱来吧，现在就把这个留下作为抵押。’说着，豪爽地脱下大衣离去了。世上的人都说记者人品不好，可比起大谷先生来，却诚实和爽快得多，如果大谷先生是男爵的次子，那么，那些记者无疑够格当公爵的长子了。战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更加凶恶，还随口开起一些过去从未说出口来的下流玩笑，有时还冷不防对那些一同前来的记者大打出手，双方你推我搡，没完没了。而且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好像把我们雇用的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也骗到了手，让我们目瞪口呆，十分难堪。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还一个劲儿地劝那姑娘死了那条心，悄悄地把她打发回了她父母亲那儿。我说：‘大谷先生，我什么都不说了。只是拜托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来了。’可他却威胁我说：‘你靠黑市买卖赚了黑钱，却胆敢假装正经教训人，你休想！对你的所有底细，我都一清二楚哪。’而且他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到店里来了。战争期间，我们是做过黑市生意，或许是受到报应吧，以致不得不与这个妖魔似的人物打交道，但他干出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缺德事情，已经不是什么诗人和先生了，而是十足的强盗。他偷了我们家的五千块钱以后溜走了。如今我们进货花了不少钱，家里最多也就只有五百块或是一千块的现金，说实话，每天营业赚来的钱通常都得马上投入到进货中去的，今天晚上之所以有五千块这一大笔款子，是因为大年三十快到了，我四处到老主顾的家中去讨债收款，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那笔钱的。而且，如果这笔钱不在今天晚上拿去进货，那明年的正月就无法继续做生意了。因为是这么一笔重要的款子，所以，我老婆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中点了数以后才放进了橱柜的抽屉中，没想到他坐在土间的椅子上一边独自喝酒，一边看见了里面的情形。他突然站起身，随随便便就钻进六铺席的房间，一声不响地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一把抓起那五千块的一扎纸币，塞进和服外套的口袋里，就在我们吓得瞠目结舌之时，飞快地跳下土间，溜到了店门外。于是我大声地喊叫，想让他停下，随即和老婆一起紧追不舍。我想，事到如今，只有大声地呼喊捉贼，才能把过往的行人召集拢来一并抓住他。但大谷先生与我们并非一日之交，那样做未免太过绝情。我思忖着，今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大谷先生溜掉了，一定要跟踪到底，找到他最终的落脚之地，跟他好好地理论一番，让他把钱还给我。因为我们经营的不过是小本生意罢了，所以夫妇俩齐心协力，今天晚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家，克制着忍无可忍的情绪，压低嗓门请求他把钱还给我们，可这算哪门子事呢？他居然掏出水兵刀威胁说要刺伤我。”
又是一阵莫名其妙的滑稽感涌上了心间，我情不自禁地放开嗓门笑了起来。旁边的那位夫人也红着脸微笑了。而我竟一笑不可收拾，尽管觉得这样做对不起那位店老板，可不知为何却又感到特别地好笑，以至于笑个不停，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突然想起丈夫的诗中有一句叫作“文明的结果是大笑”，或许它正是描述的这样一种心情吧。
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一笑了之的事情，因此我也颇费了一番踌躇。那天夜里，我对他们俩承诺道：“以后的事情就由我来负责解决好了。所以，关于报警的事，务必请你们再等一天。明天我会去拜访你们的。”说罢，我还详细打听了他们在中野的酒馆所处的具体位置，死乞白赖地请他们答应我的要求，打发他们那天夜里暂且先回去了。然后我兀自一人呆坐在冰冷的六铺席房间的中央，陷入了沉思，却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于是我站起身，脱下外褂，一头钻进了儿子躺着的被窝里，一边抚摸着儿子的头，一边祈求着，但愿黎明永远不要来临。
我父亲从前在浅草公园的瓢箪池旁边摆了个摊点专卖素什锦。母亲老早就过世了，只有我和父亲相依为命，住在简陋的大杂院里，摆摊的事也是由我和父亲一起操持。那时候，现在的他时不时来我们的摊上，不久，我便瞒着父亲开始与他在别的地方约会了。因为肚子里怀上了孩子，所以在历经了种种波折以后，终于在形式上成了他的妻子，不过，并没有正式入籍，因而生下的孩子也就成了私生子。他一出家门，就常常是连着三四个晚上不回家，不，有时甚至连续一个月也不回家，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和干些什么。他回来时总是醉成了一摊烂泥；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我的脸，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有时会冷不防钻进我躺着的被窝里，紧紧地搂抱着我的身体，颤抖着说道：
“啊，不行不行，好害怕，我好害怕呀。真恐怖啊！快救救我！”
即使是在睡着了之后，他也是忽而梦话连篇，忽而长吁短叹。而第二天早晨，他就像个灵魂出了窍的人一样傻愣着，可不一会儿便又踪影全无了。这一去又是连着三四个晚上都不回家。倒是丈夫在出版界的两三个老朋友惦记着我和孩子的境况，不时地送些钱来接济我们，才使我们母子俩免于饿死，平安地活到了今天。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我睁开眼睛一看，早晨的阳光已透过木板套窗的缝隙照射进来。我起身做好准备，背上孩子出门了。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闷声不响地待在家里了。
我漫无目的地朝着车站方向走去，在车站前面的摊铺里买了点糖果给孩子含在嘴里，然后突发奇想地买了张去吉祥寺的车票，坐上了电车。我用手抓住车厢里的吊带，心不在焉地瞅了一眼挂在车厢顶上的广告画，发现上面有丈夫的名字。那是一本杂志的广告画，好像丈夫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的长篇论文。就在我凝望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与丈夫的名字时，不知为何，眼眶里竟盈满了酸楚的泪水，以至于广告画变得模糊起来，最终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在吉祥寺下了车，到了久违多年的井头公园。池边的杉树早已被砍伐殆尽了，看来某个工程即将开工，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荒凉感，和过去已经是判若两样了。
我把孩子从背上卸下来，和他并排坐在池畔有些朽烂的长凳上，拿出家中带来的山芋给孩子吃。
“宝贝，这儿该是一个漂亮的水池吧？从前啊，在这水池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鲤鱼和金鱼哪。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多无聊啊。”
也不知道孩子想了些什么，只见他一边满嘴嚼着山芋，一边莫名其妙地傻笑着。尽管是自己的亲骨肉，可我还是觉得他傻头傻脑的。
无论在池边的长凳上待多久，事情也是不会凭空了断的。于是我又背上孩子，慢吞吞地踅回吉祥寺车站，在熙熙攘攘的摊贩街东游西逛。然后又在车站买了张去中野的车票，不加思考，也没有计划，就像是被稀里糊涂地牵引到某个可怕的魔鬼深渊中似的，跨上了电车。在中野车站下车后，按照昨天打听的路线，来到了他们那家小酒馆外面。
正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于是我拐到背后从厨房门走了进去。店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打扫店堂的清洁。一见到老板娘，我便随口撒了个谎，这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喂，大婶，看来我能还清欠账哪，不是在今晚，就是在明天，反正已经有眉目了，因此您大可不必操心。”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说着，老板娘的脸上泛起了些许高兴的神色。尽管如此，在那张面孔的某个地方依旧残留着半信半疑的不安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