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来到北京，参观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遗物展览。
在一间朴素的展室里，陈列着周总理生前使用过的珍贵文物：有他常年佩戴的铭刻着毛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有他为长时间工作而驱赶瞌睡和疲倦抹擦的清凉油；还有一只造型奇特的小炕桌，是邓颖超同志为照顾总理、改善总理的工作条件，亲自设计的；还有总理随时带在身上的硝酸甘油药瓶和药片，每当工作过分劳累，心脏不舒服时，就服上一片，稍稍休息一下又继续工作；另外，还有一双圆口布鞋，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总理正在医院进行一次大的治疗，朝鲜金日成主席来我国访问，周总理要下床去会见金日成同志，可是他的腿和脚都肿得老粗，皮鞋怎么也穿不上了，工作人员只好到鞋店为总理特制了这双圆口布鞋。敬爱的周总理，就是穿着这双鞋带病坚持去会见金日成同志的。这里还有······啊，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那样珍贵，那样牵动着参观者的心。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呀，管理着八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好总理使用过的物品。每一件都闪耀着他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灿烂光辉，每一件都能映照出他伟大的品格和崇高的风尚。
可是使我激动不已的还有这样一件文物，这是一张极不平凡的大字报，是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十几位同志写给总理的。大字报上有总理的亲笔答复。望着它，望着它，不禁使我泪水簌簌，热血沸腾。我向刚讲解完一遍的工作人员请求道：“同志，请你介绍得再详细一点，把全部的过程和所有细节都讲给我们听听吧！”
讲解员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掏出手绢来拭拭噙满泪水的眼睛，无限深情地详细地讲起了这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十三年。你们看，这大字报上还有我的签名呢。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烧，在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们日理万机的总理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除了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指示去处理国际国内的大事，还要和红卫兵代表谈话，做中央各部、各省市领导人的工作，开会，接见，座谈，批阅文件······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哪件事情不要总理管？哪一个问题不要总理操心？这时候，医生已发现总理因操劳过度，身患心脏病了。可是灭绝人性的“四人帮”却居心叵测地胡说现在的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欲置总理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网罗了一些坏家伙，围攻总理，无理取闹，有时竟达十几个小时之久。总理的工作本来就够忙的了，再加上“四人帮”的围攻干扰，就更得不到休息了。正常情况下，总理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一连几个昼夜都得不到休息。大家都爱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一个人专心工作忘了吃饭，顾不得睡觉，但这四个字对我们的总理来说，实在太不贴切太没份量了。总理哪有吃饭的时间呀！在他的工作程序表里，找不到“吃饭”两个字。为了让总理能及时吃上饭，我们只好在玉米粥里放一点捣碎的菜泥和肉沫，好让总理能一面批改文件，一面端着缸子喝下去。有时总理要乘车外出了，我们就赶紧将饭送上车去，好让他在车上能抓紧时间吃几口，要不，一下车他又顾不得了。
总理一天比一天消瘦了，病情也一天比一天加重。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谁看了不心疼，谁看了不担忧啊！我们宁愿消瘦的是自己，而不该是总理；我们宁愿让一百种、一千种疾病来侵袭自己，而不愿总理有一种病，那怕是最轻最轻的病。有一天，总理身体不舒服，他接待完外宾，马上又要去接见红卫兵，我劝阻说：“总理，休息一下吧，你就是休息半个小时也好呀！”总理笑着说：“我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能休息吗？”说完又乘车出发了。同志们心疼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想了许多办法，一次次的劝告，希望总理能够劳逸结合。但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讲：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考虑国家大事，我们要保卫毛主席，保护毛主席的健康，我们应该多做具体工作，减轻毛主席的负担。······总理呀，你总是想着毛主席，一颗心全用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你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革命工作上······
怎么办？怎么办呢？一般的劝说实在无济于事了。这天，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秘书、医生、护士、服务员、警卫员、炊事员、司机，凑在一块儿开了一个会。中心议题就是怎样使总理注意休息，使他自觉地意识到为革命的长远利益而保重身体。想呀，凑呀，总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憋了好一会儿，有一个同志突然高兴地一拍巴掌说：“有了，咱给总理贴一张大字报！造他的反！”
“贴大字报？造反？”我的思想一时没转过弯来。
“对，要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这下他不会不重视这个问题了吧！”
“行，这个主意妙！”大家一致赞同。
第二天一早，大字报写好了，同志们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道：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大字报的下方，有赵纬、霍爱梅、李进才、张作文等同志的签名。我由衷地赞同说：“我完全同意以上意见！”说完麻利地用毛笔签上了我的名字。然后我兴冲冲地和另一个同志，用图钉郑重其事地将这张大字报钉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这天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第二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看到了这张大字报，他在这张大字报的左方亲笔写下了一句话：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周恩来
二月四曰
嚯，倒真引起总理重视了，我们心里都乐滋滋的。可是一琢磨又觉得这张大字报仅是原则要求，没有具体措施，总理怎么去实践呀？于是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五日，我们又和邓大姐商量了一下，共同议定了五条“补充建议”，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这张大字报上，邓颖超同志还亲笔签了名。
这张大字报不仅仅是我们这十几个“造反者”的心声，它也说出了全国八亿人民的意愿，表达了全国八亿人民的请求。
不是吗？大字报贴出以后，凡是来见总理的，不论是首长还是一般人员，都怀着同我们一样的心情，在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你们看吧，这里有叶剑英同志的签名，李先念同志的签名，轰荣臻同志的签名，康生、陈毅、李富春同志的签名，还有······我想，如果我们把这张大字报公诸于世，那么这张大字报将会引起八亿甚至几十亿个赞同的呼声，全世界革命的人民，真诚关心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健康的人，都会要求在大字报上写下他的名字，献上一颗赤诚的心。
“这一下，总理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改变了没有呢？”我激动地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没有。大字报贴出三个多月以后，五月二十一日，总理的姪子、姪女来看望他时，又在这张大字报上添上了新的意见：“您的实践还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是真正支持造反者！”由此可见，总理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工作，甚至比过去更勤奋了。他曾对一位老首长说：“年纪大了呵，得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过好这个晚年······”
啊，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我们八亿人民敬爱的好总理，他忘我地为人民服务、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人民，贡献给了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实践了自己的话：我们要象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啊，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你在世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在这份大字报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如今您逝世了，您伟大的灵魂一定仍如江河奔腾不息，仍在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不停地操劳着，操劳着，让我在这份珍贵的大字报上补一个名字，再添上一句话：总理，愿您很好地安息！
我走出展览室，心潮澎湃，当我一想到人世间竟有这样一群豺狼，千方百计、丧心病狂地迫害这样一个伟大的生命时，我的胸腔里象充填了一万个气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