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中的“洪”字代表宏伟、雄大的意思，“武”字代表以武建国、以武治国的意思，这个词的确符合朱元璋。那么“建文”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治国，朱允炆确实在跟他的爷爷唱对台戏，从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君主的确跟上代君主在气质上截然不同。
洪武皇帝一旦死去，继位的建文皇帝迫不及待的纠正了洪武皇帝的一系列错误。他平反冤案，被关押的犯人相继被释放，被流放的家属也都回来了，减刑法、宽赋税也在进行中，大明帝国的儒生们在这种新气象中看到了他们的前途。
他们欢呼雀跃：“朱允炆！你是好样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君主。”
朱允炆也在心中呐喊：“我的老师们，这个国家我已经没有依靠的对象了，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们。”
建文之治没进行多久就出现了问题，建文皇帝被他的老师方孝孺代入到复古的彀中，两个人成天在宫里鼓捣如何恢复井田制，如何把各个州县的名字、各个街道的名字、所有文武官职的名字、宫殿内每个宫门的名字都复原到周代的标准，哪怕是在北方战事如火如荼的时刻，两人依然闷在宫里搞着这些无聊的事情。
方孝孺是个复古的狂热分子，言必称三代，在他眼中只有周代是最好的，不仅礼乐应该恢复到周代，人们的思想，土地所有制度，甚至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应该恢复到周代。无独有偶，董仲舒、王莽、王安石、朱熹这些大儒都是井田制的倡导者。建文皇帝和方孝孺的日益偏激化引起了藩王和武将们的不满。
建文王朝并没有改变洪武王朝那种不稳定性，不安的骚动正弥漫着整个大明帝国，人们对于未来都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洪武皇帝封藩的遗留问题。
始皇赢政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实行分封制，而是实行郡县制，事实表明这一制度实行过急，因为经过周代八百年的分封制，各地的贵族依然权力巨大，天下一乱，这些贵族首先起来造反。汉吸收秦的灭亡教训，实行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事实表明这种制度到了那个时代已经不可存在。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又捡起了历朝历代早就丢弃的分封制度？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要声明的是朱元璋的分封制跟前代已大所不同，实际上实封的就是北边的几个藩王，其他的都是虚封。
封王戍边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京城在南边，离边塞太远，不好控制北疆，封王戍边刚好可以起到让藩王守边的作用；二是这一行为体现了朱元璋的朴素和小家的思想，他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就应该让子孙们帮着一起守；三是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嫡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其他皇子就必须离京，避免争权夺利，而封藩则可以在异地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所以，洪武皇帝的封藩制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
在洪武皇帝还没有死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他这些叔叔们下手了。建文时代，围绕在建文身边的就是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三名儒臣，跟方孝孺鼓捣建文复古不同的是齐泰、黄子澄鼓捣的是削藩。齐泰建议先削燕王，而黄子澄建议先削势力弱小的藩王，建文最终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实际上，先削谁、后削谁都已经不重要，关键的是削藩此举既违背洪武宪法，又不得人心。
建文皇帝的第一刀挥向了周王朱橚，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同属寿州李妃，处理了周王就等于谫除了燕王的一只臂膀。建文的动作相当快，朱元璋死了一个月，他就动手了。周王痴迷于医学，他自己种植植物园，自己品尝药材，建文拿下周王后将他发配云南，云南这个边远的地方给了周王的医学研究很大的便利，那里有丰富的物种、有奇花异草、有烟瘴、有长期患病无法得到医治的民众，周王到了云南便联合当地的医官开始研究医药、著书。虽然朱棣夺得皇位后给了周王自由，但周王的一生都在钻研医学的抑郁中度过。
周王被削后，湘王、齐王、代王、岷王又进入建文皇帝的视野，厄运很快降到湘王朱柏头上，朱柏跟周王朱橚一样也是个文化人，解缙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说他“幼而美异，长而通明，温恭粹德。”朱柏除了文采好外，武功也不错，他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跟朱元璋和朱棣一样，他也寻访过张三丰。
建文元年四月，建文以谋反罪和私印钞票罪着有司兵马逮捕朱柏进京询问，朱柏为了免受刀笔小吏之辱全家自焚而死，时年二十八岁。
即使是建文这样的仁君，在面对政治斗争的时候依然是毫不手软，而以黄子澄、齐泰为首的削藩者，打着儒教、礼治的旗号，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威胁时仍旧是行霸道、走诈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看到了双重标准。
建文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如果你认为他老实那你就错了，在洪武三十一年刚处理完周王，对其他四个藩王的处理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对燕王的处理就已经开始了。从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起，大批的军队和锦衣卫被派往北平监视朱棣。
在建文削藩如火如荼的时候，朝中的不同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建文也曾犹豫过，但都被齐泰、黄子澄硬顶了下来。从建文元年开始，北平与南京之间消息不断，官道上常常是快马加鞭，双方心照不宣，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到了六月，燕王的左护卫百户倪琼进京被锦衣卫捕获，倪琼供出了燕王准备谋反的情况，建文得知后只得提前动手。
建文首先动手了，派去燕王府捉拿朱棣的军队反被燕王府的卫队打败，接着，燕王的卫队乘势夺取了北平九门，控制了北平防务，朱棣终是被逼到了这条路上。虽然控制了北平的防务，若想南下，还必须控制整个北平的外围，这样才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于是朱棣便率领王府的卫队和从外地奔过来的燕王卫队迅速扫荡了北平的外围，控制了整个北平周围要地的防务，内战终于爆发了。
燕王经营北平已多年，手下燕军已经是帝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北平周围中央军的迅速溃败也就不难理解，而且因为燕王的人脉熟络，还有不少中央军投降燕军，进一步增大燕军的实力。
既然要谋反了，总要找一个谋反的理由吧，其实理由很好找，翻翻史书就知道了。对于燕王其实不需要翻史书，翻翻《明皇祖训》就知道了，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变质，特点刊印《明皇祖训》，世人都喜欢搞些表面文章，朱元璋也不例外，可在《明皇祖训》中记载了一条，也就是如果朝中出现了奸佞，各地藩王有权力带兵进京勤王，朱元璋封王除了戍边外，也是为了防止江山变色，可这条记录给朱棣的谋反提供了借口，而且还是合法的借口。的确，朱元璋在世的话也会支持朱棣这样做，黄子澄、齐泰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臣的本分，建文刚即位，大明皇族便已是刀光剑影，这虽然出自建文帝的圣裁，但齐泰、黄子澄的推波助澜也不无作用。
建文元年七月，朱棣打起了“靖难”的大旗，并发布对建文本人和黄子澄、齐泰一系列的指责，这些指责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比黄齐的削藩和方孝孺的周礼更能争取人心，的确，从那个时期起，人心便已开始微妙的向燕王转移。
为了平叛，建文启用了老将耿炳文，建文为什么要用耿炳文？因为建文的姐姐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建文帝将平叛权交给耿炳文后便接着跟方孝孺鼓捣复古改制了，对于建文来说，燕王造反也许是好事，因为他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处理燕王了。
耿炳文的失败是必然的，双方在北平附近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耿炳文失败后，在黄子澄的推荐下，建文启用了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挥。李景隆从山东德州挥师进攻北平。而此时大明辽东军开始破关南下，攻打永平府，永平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北平的东门户，一旦永平被攻下，辽东兵就可以随时攻打北平。此时的形势对于朱棣来说已是形如危卵，南边有李景隆的几十万大军，东边有已经破关的辽东军，朱棣正陷入夹击之中，此刻正是朱棣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朱棣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对付李景隆的大军最好的办法是拖，而已经入关的辽东兵才是最大的威胁。朱棣将一部分军队留下守城，自己带着精锐去驱赶辽东军，为了提高防守的效率，朱棣撤除了北平城外一切守军，集中力量防守北平，并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长子朱高炽，自己带着次子出发。朱棣的这一防守策略十分正确，可惜200多年后的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朱棣的心里也没有底，但他只能这么办，他寄希望于儿子朱高炽能够守住北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朱高炽守北平的局势跟当年的朱文正守洪都的局势如出一辙，无论朱棣如何的心乱如麻，此刻的他只有冷静下来稳扎稳打。朱棣迅速击退了南下的辽东兵，这时候北平的攻防战打得正激烈。当他得知他的儿子防守北平正严密，朱棣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带着军队往北奔袭至关外的大宁，收缴宁王朱权的军队，那里有精锐的朵颜部蒙古骑兵。
朱棣带着宁王的军队轻而易举的击溃了已经攻城三个星期的李景隆大军，此时的朱棣已经有了完全可以对抗朝廷的本钱。
李景隆兵败后退回了德州，双方歇息了近半年。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率三十万军队再次北上，护国军和朱棣的十万叛军在白沟河展开了最大规模的一场主力会战，李景隆再次败北，退到德州。这次朱棣开始了穷追不舍，李景隆又退到济南，朱棣又追到济南，在济南朱棣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都指挥使盛庸和布政使铁铉，朱棣围城三月而不破。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奇怪？因为对于朱棣这样一个反叛者，帝国竟然没有援军来支援，这也就说明朱允炆能控制的资源其实就是济南城的守军，朱棣越打下去越胆寒，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举动，退回了北平。
朱允炆立即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总督平叛兵马，盛庸随即跟朱棣大战东昌，朱棣再次战败。从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以来，一直到建文三年底，朱棣一直在北平附近晃悠，打不开局面，朱棣本来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拿下山东后，再南下安徽攻取南京，可几年下来，朱棣明白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不仅济南打不下来，就是德州也拿不下来，而一旦建文醒悟过来，硬调各地人马围剿，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越过山东，直取南京。
朱棣在赌，他赌的就是帝国的军队不要来插手这件事，朱棣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敢这样做。
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起，朱棣率领不足十万的人马开始从北平出发，绕过德州渡过黄河进入徐州，驻扎在山东境内的中央军得知消息后，开始在后追赶，双方在安徽境内大战一场，中央军失利，接着，燕军攻破淮河上的盛庸防线强渡淮河，进入南方，接着攻下扬州，抵达浦口，此时盛庸的水军正在长江上布置防线跟燕军对峙。
很不妙的是盛庸手下的都督佥事陈瑄叛投燕王，保卫南京的最后一条防线破产。此时南京城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黄子澄和齐泰力主守城，李景隆和兵部尚书茹瑺力主谈判，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怎么可能谈判呢？
最终李景隆打开了城门，迎接燕王入城。李景隆为什么要打开城门？因为没有办法，此时各地的兵马已经不愿意拱卫南京，建文只好在南京附近招募义兵守卫南京，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如何能够守卫南京。
就这样，朱棣进入南京承继大统。
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后看见的是熊熊大火，建文皇帝的结局究竟如何已经不再重要，中国的文官们试图改造中枢的努力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明王朝的政治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重回洪武之治的轨道。
建文帝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朱棣多么睿智，也不是由于燕军战斗力多么强，而是由于建文帝手中掌握的资源太少，无人愿意帮助平叛。虽然李景隆、盛庸带兵平叛，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道义上的帮助，真正对建文忠心耿耿的大约便是那帮文臣。
从持续四年的内战可以看出，建文能够调动的也就是李景隆和后来盛庸率领的那支军队，当朱棣的一支孤军从北平南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处勤王之师前来拦截，这就说明这些将领都在隔岸观火。
所以削藩先削谁，后削谁已经不重要了，复古不复古已经不重要了，井田制究竟要不要恢复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继任者来说如何快速的掌握兵权，让各地的驻军统帅忠于自己，而建文一系列的政策失误最终葬送了自己。
建文的削藩跟景帝的削藩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形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受到文臣的蛊惑，但景帝手中掌握的资源要比建文多的多，景帝有梁王做屏藩，有周亚夫、李广等平叛大将，而且建文跟景帝在削藩前后的态度也惊人的相似，先是锐意削之，待天下突变又优柔寡断，可以说这两位皇帝时而积极、时而消极。
封藩跟儒家的礼治是相抵触的，儒家奉行干涉主义，主张通过维护君主的权威来实现干涉主义，而藩王制度恰恰影响到了儒家的干涉主义，这也是汉明两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的末日危机。
“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潜伏的末日危机。
不光如此，苏轼也针对削藩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苏轼在《晁错论》的开篇提到世上最难办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却埋藏着隐患，实际上就是指封藩。接下来苏轼指出要想成功的削藩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把削藩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科学评价，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带来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讲究循序渐进。苏轼在提出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也点明汉代的晁错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
建文皇帝在没有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过急过快的削藩，是建文皇帝失败的根本原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朱棣的造反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种局面的责任在建文而不在朱棣。虽然建文皇帝失败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礼治在明初的政坛上留下一抹余辉，这对朱棣日后的施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朱棣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依然纠结，他纠结的是如何对建文皇帝定位问题。在明代实录中，建文皇帝被定义为一个昏聩、残害手足、不遵循洪武皇帝遗愿的人，甚至建文皇帝篡夺了本应该属于永乐皇帝的皇位，如此一来，朱棣的靖难之役似乎名正言顺。光有这些还不够，建文时代大多数文献被焚毁，以致于今人研究建文一代的历史是那么艰难，虽然没有过多的史料对建文皇帝进行描述，但我们透过历史的脉络依然可以看到一个温文而又残酷、意志决绝而又步履维颠的皇帝孤然的落寞。
永乐皇帝开始不畏余力的展示他的正统性，他开始重新修建大报恩寺，这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朱棣对此也很清楚，他要的就是堵天下悠悠众口。不光如此，更加残酷的还在后面，让我们还是回到南京城破的最初阶段。
南京城破在文人心目中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对于一些人来说，1402年南京城破跟1645年的南京城破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为此殉节的大有人在，甚至有跟此事无关的农民置身水中。在他们心目中，那个好皇帝不见了，在文人心中，他们的那个政治梦想破灭了，在南京城熊熊的大火中无情破灭了。
洪武皇帝虽然没有给他的孙子留下一帮武将，但是却留下了一帮铮铮铁骨的文臣，如果你看一下名单，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豪华的阵容。
黄子澄、齐泰、方孝孺、景清、连楹、卓敬、练子宁、铁铉、暴昭、陈性善、王彬、宋忠、崇刚、陈迪、黄魁、颜伯玮、王省、胡闰、高翔、王度、戴德彝、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王艮、高逊志、廖升、魏冕、邹瑾、龚泰、周是修、程本立、黄观、王叔英、林英、黄钺、曾凤韶、王良、陈思贤、龙溪六生、台温二樵、程通、黄希范、叶惠仲、黄彦清、蔡运、石允常、韩郁、高贤宁、王璡、周缙、牛景先、程济。
这批文臣不仅是明帝国最后的绝唱，更是结束了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士大夫精神，此后的士大夫们从气质上来说都跟前代不同，这场政治变动在士大夫的眼中丝毫不亚于宋元两朝的灭亡，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明王朝的确已经灭亡了。
很快，明王朝历史上最震撼的事情发生了，这批儒生要么被处死，要么自杀殉节，朱棣不知道这些大儒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大儒杀之不祥。在洪武的那个恐怖年代，朱元璋也对这些大儒礼敬有加。虽然悲剧发生了，但这些儒生在国初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最精彩的表演，他们终于有机会来诠释心中的理想与信念。
无论朱棣如何的遮掩、如何的粉饰，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华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正统，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度需要的不是英明睿智的领袖，而是能够保持稳定的传承秩序。如今的永乐皇帝却打破了这种秩序，面对儒生的反对，他没有像他的后世子孙万历皇帝那样消极应对，而是以铁血的政策来镇压。
《礼记·檀弓下》有记载：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
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
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这是《礼记·檀弓下》中的记载，意思是公仪仲子的长子逝世，仲子不立其孙而立其另一个儿子，檀弓就此问伯子，伯子拿文王和微子来举例证明仲子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孔子却说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立孙乃是符合正统的决策。
《礼记》乃儒家十三经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在嫡长子不在情况下立嫡孙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
朱棣的行为有违华夏正统，它只能在帝国的运行中偶尔为之，这种行为不可成为国家政治运行的常态，一旦成为常态只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