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于明帝国的建立再造了汉人王朝和汉族文明。现在看来朱元璋建立的很多制度都保证了这个王朝的安定，成年皇子必须离京，以文驭武，皇室只能跟平民联姻，军户制度，遍布帝国的御史分巡道制度，乃至洪武年内阁的雏形，这些都无疑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而设计。
整个洪武朝，在政治斗争方面我们关注的焦点还是皇帝跟李善长的关系，可以说朱李二人的矛盾斗争握住了整个国初的政治脉络，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所关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
李善长本是朱元璋的乡谊，虽然有志官场，奈何天赋不高，无法在科举中胜出，到了不惑年龄依然是一事无成，但长期的隐忍早已使得李善长内心波澜不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李或许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选择了朱元璋。他为什么选择了朱元璋？有的说辞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无法在其他诸侯那里找到位置。
李善长淮西人的身份和处事稳重的特点很快博得朱元璋的信任，他开始替朱元璋打理内务，总管钱粮、赋税、田土、人口，他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处理的天衣无缝，令朱元璋无后顾之忧。李善长具备的是经世济用之才，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天纬地之才或许在王朝的开建中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李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也使得他能够跟朱元璋的这些武将们打成一片，由此带来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集团，无论这个集团看起来多么松散，但它都是那么的牢不可破，这个集团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缚了一代帝王。
大明开国后，李善长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长的功劳与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长的微妙关系从何时开始或许我们无从所知，但李善长位列中枢后无疑加速了这种微妙。
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矛盾一直存在，从汉代至宋代都是采取提高内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机构的地位来削弱相权，到了元代，相权又有所加强。明初承元制，中书省总揽一切权力，且中书省的级别还高于当时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而且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在外，这样帝国的权力都集中在李善长手里，这是制度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权被抑制已经是必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产生不快，但统一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朱元璋只好先放放。
李善长坐上了这个位置，开始培植淮西势力，这样一来众人纷纷走李善长的门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对朱元璋的嗜杀雄猜，文臣武将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长那里倾诉心肠，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
虽然国初李善长已经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经对李善长显示出了冷漠，这种冷漠当事人当然是清楚的。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敏感的意识到自己该离开庙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回来了，按例封赏晋爵，而坐镇后方的李善长也被封为韩国公，位列将军们之上，从这个微妙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经忌惮他了，一个令帝王忌惮的人终是离死亡不远，相反一个令君主不断欺负的人却有着大好的前程。
李善长终于明白皇帝要赶他走了，但他在临走前却把胡惟庸安插进了中书省，这表明他并不想彻底离开庙堂，他想退居幕后遥控一切。
我想这个时刻洪武已经动了杀机，李善长到底缺乏处理复杂而微妙政治哲学的智慧。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
十年的时间，皇帝虽然不断处罚不符合他标准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向李善长挥去，他在忌惮，他在等待。十年后终于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长，接下来又是一个十年，大批李善长的人马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诛杀，到了最后时刻洪武皇帝仍在犹豫，那就是对李善长的最终处理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二十年的隐忍，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抉择的痛苦，毕竟对方在帝国的创建中立下不朽功勋，毕竟对方在自己创业时期就陪伴在自己身边。
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风烛残年，此时的朱元璋也是风烛残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长依然有着影响力，依然有着号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心向那个忠厚的长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长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备号召力，朱元璋闭上了眼睛，还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
人们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却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们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却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
中国士子既讲入世，也讲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李泌七岁时即被玄宗召入宫中作诗，后来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而被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刚刚继位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赏识，肃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职，但李泌只愿意以一个宾客的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李泌在后来的收复长安、洛阳等地立下功劳，后来却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李泌推出朝廷争斗的漩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纵观李泌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极好机会。但他却能审时度势，常常在大局转危为安后功成身退，而当朝廷出现危机时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可见李泌是聪明的，他的政治观是成熟的，他将中国古代那种士子之心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连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如果李善长能够彻底、干净离开庙堂，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国初最有趣的文臣不是李善长或者刘伯温，而是汪广洋与杨宪。
如果说国初的文臣都好琢磨，那最难琢磨的就是这位汪广洋，可以说在国初所有文臣中，朱元璋最看好的就是这位汪广洋，朱元璋最寄以希望的也是这位汪广洋，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
在明初那段峥嵘岁月中，并没有多少令皇帝满意的文臣，李善长水平不高且为人刻薄，刘伯温清高而矫情，胡惟庸小吏角色，杨宪又过于愚蠢，真正有名士风度的唯汪广洋一人而已。
汪广洋是元朝末年的一名进士，虽然是一名进士但并没有授缺，他一直在安徽太平这个地方闲居，朱元璋攻下太平后，便召见了汪广洋，两人谈的甚欢，从此汪广洋在朱元璋麾下既管军又管民，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立于淮西集团之外的人。另外一个独立于淮西集团之外的人是杨宪。
杨宪是检校出身，他能够把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报告给朱元璋，所以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整个官场皆被淮西势力控制的情况下，洪武能够用来制衡淮西集团的也就是汪广洋跟杨宪两人。朱元璋将杨宪塞进了中书省，任右丞，是想让他制衡李善长，但后来朱元璋发现杨宪是一蠢人。
明初第一酷吏是杨宪，他善于捕风捉影，心狠手辣。杨宪一进入中书省便开始向李善长猛烈的进攻，直接叫嚣李善长能力平庸应该下台，这明显超出朱元璋的所料。洪武皇帝并不想让他这样搞李善长，这样做会很被动，会让洪武下不了台，其结果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此时的洪武皇帝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压制住杨宪，而不是李善长了。
朱元璋选中了一个人，一个他老早就想用的人——汪广洋，此时的汪广洋已经外放多年，朱元璋又把汪广洋塞进了中书省，任左丞职位。这中书省职位排序为左丞相、右丞相、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由于此时的李善长已经离职，徐达又领兵在外，所以这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便是汪广洋。
朱元璋想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朱元璋想让汪广洋压制杨宪，但朱元璋发现不仅杨宪超出了他的掌控，汪广洋也超出了他的掌控。
汪广洋并没有像朱元璋期待的那样搞杨宪，汪广洋采取的是毫不作为的方针，大事仍然是由杨宪处理，不仅如此，杨宪竟然开始搞汪广洋，可谨小甚微的汪广洋却让杨宪抓不住把柄，最后杨宪竟然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得了，既然你不想干事，那你就走吧。”这是朱元璋的想法，于是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外放到海南岛。
汪广洋离开了中书省，杨宪越发肆无忌惮，继续向淮西集团猖狂进攻，终于被李善长抓住了把柄，逼迫朱元璋杀了杨宪。洪武皇帝并不想杀杨宪，但杨宪的存在打乱了皇帝对付淮西集团的全盘计划。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面对李党的威逼，洪武皇帝不得不用杀杨宪的方式来安抚李党成员。李善长依然强大，从中枢到地方仍然都是他的人，但仇恨会在洪武皇帝心中越积越多，直到洪武二十三年的到来。
杨宪死后，在李善长的安排下，胡惟庸由参知政事升任中书省左丞，面对李善长咄咄逼人的架势，朱元璋将汪广洋从海南又调回中书省，升任右丞相，希望汪广洋对付胡惟庸。朱元璋认为在海南那个荒蛮之地汪广洋应该有所醒悟，但他错了。洪武皇帝真是一个执着的人。
自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失去了过去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朱元璋不断给他暗示，让他上书参胡惟庸或者李善长，他都岿然不动，洪武皇帝失望了，慢慢由失望变得愤怒，洪武皇帝感受到了什么是“孤家寡人”，感受到了一个帝王的落魄。洪武皇帝多么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他隐忍了十年，就是他不想直接做这些事情，以免独自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
洪武九年（1376年）奇迹终于发生，调任左都御史的汪广洋纠结了几个御史参劾李善长，但参劾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接到奏书的洪武皇帝欣喜若狂，他等这道奏书等了六年，随即他罚了李善长的俸禄。但随后洪武皇帝的那种欣喜劲立刻跌入冰谷，因为此后的汪广洋意志消沉，每日借酒浇愁，这真是令人费解的举动。一个难以琢磨的汪广洋呈现在洪武皇帝面前。
汪广洋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让我们来分析分析。汪广洋被洪武安排进中书省，他很清楚朱元璋想让他干什么，他不想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他不想成为别人的棋子，他想保持独立的操守，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对抗这个强大的集团，无论他是否扳倒李善长，他都会不容于朱元璋。洪武九年的一次雄起，可以看做汪广洋对洪武皇帝的一次正面回馈，但随后洪武皇帝逼迫他进行更加激烈的弹劾，汪广洋越发陷入矛盾的境地，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矛盾、他彷徨、他痛苦，于是酒成了最好的浇愁方式。而这些最终激怒了洪武皇帝，皇帝对于这个不买账的家伙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他赐死了汪广洋。
一代名相就此凋零。洪武皇帝也明白天下无人能对付李善长，能对付他的只有自己。
洪武一朝很多事情都是谜，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确切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不管汪广洋也好，杨宪也好，胡惟庸也好，其实都可以看作朱元璋为了削弱李善长的努力，其实整个洪武一朝，朱元璋所作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而胡惟庸的被杀可以看作这种削弱的开始，虽然李善长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个位置上跟李善长坐在那个位置上并无区别。
其实胡惟庸无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帝国建立以后都是一个小人物，朱元璋并没有把他当作宰相，天下的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宰相，胡惟庸并没有跋扈，相反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个干吏，能够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可以说他的风格跟李善长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场上都需要一股力量来压制他们，朱元璋找了十几年，找了刘伯温，找了杨宪，找了汪广洋，都不行，那得了，我自己动手吧。
洪武十年，在汪广洋终于发动对李善长唯一的一击后，朱元璋将汪广洋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调入中书省，汪广洋一如既往的萎缩，但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汪广洋的期望，他要靠自己，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检校。
洪武九年，朱元璋将他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儿子，这是朱家给李家最后的殊荣，洪武十年，朱元璋已经开始了动作，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使司，规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后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这样就越过了中书省，此时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经临近。
朱元璋并不满足于此，大批的检校监视着中书省，时刻等待着胡惟庸犯错，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终让他们无法抓到把柄，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使者进京了，中书省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朱元璋，胡惟庸自己处理完事情便打发使者回国，但检校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朱元璋。按理说这等事情属于可报告可不报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
朱元璋将礼部官员和胡惟庸、汪广洋都叫了来，现场质问，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突然纠缠这个事，他很快推给了礼部官员，礼部官员也毫不示弱，把这件事推给了中书省，朱元璋当场把负责此事的礼部官员下狱，并令检校彻查此事。
朱元璋认为查出的结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错了，检校们查出来的结果是汪广洋，朱元璋惊愕了。并不是检校们背叛了朱元璋，这个结果说明一个问题，胡惟庸的势力大到检校们查不出真实的结果来。朱元璋意识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发胡惟庸谋反，然后直接抓人。
说胡惟庸谋反，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这样说，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书，朱元璋找来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涂节，这涂节本来跟胡惟庸是一伙的，不知道朱元璋给他许下什么好处，或者跟胡惟庸有什么过节，再或者他自己已经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他开始酝酿发动弹劾。
既然事情已经布置下去了，那必须先稳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乱计划的部署。为了稳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后一次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朱元璋被逼到这一步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广洋能够搞掉胡惟庸，身为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对汪广洋希望了九年，也失望了九年，终于希望与失望都变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诏命将走到半路上的汪广洋赐死。
洪武十三年正月在毫无预症的情况下，帝国风暴正式开始。御史中丞涂节突然上书朱元璋声称胡惟庸谋反，正月初六，胡惟庸以通倭罪被处死，十一日，朱元璋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整个帝国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对于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后的有序安排表明了计划酝酿的长期性。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处理只是面对李善长砍的第一刀，从此正式拉开帝王与李善长势力集团的争斗，后人总认为胡惟庸一案是洪武朝的大案，实际上胡惟庸一案只是采摘李善长这根大树的第一片叶子，等到所有的叶子都采完，就是该砍树的时候了。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用了十年时间来不断清洗李善长的人，依靠的力量就是检校，以及后来的锦衣卫，数千人被处死，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调查、关押或流放。帝国的政治气氛顿紧，许多官员战战兢兢，不知道何时锦衣卫会冲进自己的家门。
胡惟庸一案基本上改变了洪武年间的政治风格，监视和恐怖活动加剧的年代到来，洪武皇帝的辣手开始显现，洪武皇帝以日益激进的手段实现他的治国理想。
除了李善长、胡惟庸外，我们还应该关注那些具备名士身份的臣子跟这位草莽皇帝的关系，因为此种关系显示出了一种另类风格。
国初虽然一切都是如火如荼、如刀如锯，但这些都不干士大夫们的事情。士大夫们对于这个新兴政权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热衷，甚至骨子里异常的排斥，他们不仅为元朝唱赞歌，而且还为元政权殉节、断指、断腕或隐居，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现象，但这些都好理解，因为元政权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士大夫看来，一个政权应该是宽松、和蔼的，能够保护士绅们的田产，很显然元政权符合他们的标准，甚至比宋政权更符合他们的标准，也很显然明政权不符合这个标准。蒙古人是好糊弄的，而朱元璋是不好糊弄的，他们不明白这样糊弄下去只能是政权的崩溃，政权崩溃后他们的田产也得不到保留。明初士大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喊出“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贼”的吴德新；第二类是跟明政权若即若离的刘伯温；第三类跟明政权保持亲密合作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李善长。
对于第一类人，朱元璋就是一个字“杀”，对于第二类人朱元璋还是一个字“杀”，对于第三类人朱元璋仍是一个字“杀”，当然了朱元璋并没有杀刘伯温，我是说第二类人而已。对于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已经无可赘述，我们这里就对第二类人进行一下分析，选取了两个例子——刘伯温和高启。
刘伯温是一个矛盾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刘基是忠于元廷的，奈何他无法在元廷造成多大的影响，也长期得不到重用。元末红巾军起事后，刘伯温举乡兵进行镇压，虽然有功与朝廷但仍旧得不到重用，刘伯温忧愤之下辞职隐居，虽然是隐居，但刘伯温心中仍旧是波涛澎湃，他已经对元廷彻底失望，他在暗中观察，观察着新的力量。
但从镇压反叛者到投靠反叛者，这个坎毕竟迈不过去，刘伯温开始做理论上的准备，他在青田隐居期间写下了《郁离子》，《郁离子》等同于是宣言书，宣布跟元廷彻底决裂，也是向四方新贵释放出的暗示。
后来的刘伯温虽然投靠了朱元璋，但他对洪武皇帝是鄙夷的，对于这个由中国底层民众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鄙夷的。朱元璋自然清楚这一点，朱元璋需要刘基这个花瓶，以此来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刘伯温的气质跟这个新生的明政权格格不入，这个新生的明政权也跟他格格不入。洪武四年，刘伯温的告退如其说是避李善长的锋芒，更可以说是对自己失败人生的一种顿悟。
如果说刘伯温代表了这第二类人，那么高启则是这第二类人中的典型。
“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
——《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这是诗人高启所作两首诗中其中的一句，第一句是给元王朝唱赞歌，第二句是给明王朝唱赞歌，对于这类人朱元璋是不喜欢的。
通常高启是由于明代的一些事情而留声后代，但高启实际上是元代的诗人，他所活动的时间段和所作的大部分诗集都是在元代发生，他对大元是忠诚的。上面列举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作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当时正是天下大乱之际，韩林儿的龙凤政权发展到巅峰，三路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在这个年代，高启的心也是跟随着大元王朝一样风雨飘摇。
时值元大都的杂剧演员宜时秀来到江南演出，这宜时秀是已故著名杂剧演员郭芳卿的弟子，而郭芳卿是前任元朝皇帝文宗皇帝的座上宾。宜时秀一曲终了，高启联想到文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大元王朝那种皇皇景象，再联想到今日时局，不由感慨万千，便做出了“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的诗句，高启对元王朝的赞叹是由衷的。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高启于洪武二年（1369年）作于南京，此时诗人正受洪武皇帝之邀修《元史》，从全诗的那种悲凉氛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对于明王朝的不热衷，只是在最后一句上或许由于现实的原因而极为勉强的奉承了一句。朱元璋看到了这首诗，自然感到不快。
高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是不快的，他对朱元璋的高压手段是不认同的，所以当朱元璋提出授予他户部侍郎一职时高启坚决辞授，洪武皇帝顿时觉得很没面子，他认为高启看不起他，我想此刻的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大面还得过的去，皇帝没说什么，还送了高启川资让他回家。
事情并没有解决，朱元璋时刻盯着高启的一举一动，看他还有什么表现来印证自己的看法。果然，高启不愿去抱皇帝的大腿，反而去抱苏州知府魏观的大腿。杜车别认为高启的人格是卑下的。这进一步印证了洪武皇帝认为高启看不起自己的论断，他终于下定决心杀掉高启。
魏观是一个文人，具备文人的一切特质，相比较洪武皇帝，高启更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高启并没有什么过错，不买皇帝的账并不意味着要死亡，所以洪武皇帝只能盯着魏观来找高启的错误。
机会终于来了。这苏州府衙本是以前张士诚的皇宫，张死后，皇宫被明军焚毁，大明建国后，苏州知府一直在废墟上办公，所以魏观一直想重修知府衙门，这也无可厚非，可事情就出在这上头。到了上大梁那天，魏观特意让高启写了首《上梁文》，时至今日，这《上梁文》已经失传，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高启在《上梁文》中形容苏州府衙是“龙盘虎踞”，要知道这里昔日是张士诚的府邸，不管高启是无心还是有心，我们都可以看出高启的狂妄与过分。魏观和高启尽皆被杀，其中高启还是腰斩而死。后来朱元璋为魏观平了反，承认魏观是冤枉的，但对高启却并没有平反。
国初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非常在乎文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从文人留下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文人的思想脉络，但结果表明洪武帝通常是自寻烦恼。的确，国初的文人由于怀念元王朝和张士诚那种宽松的统治氛围，所以大多在诗词中对明政权表达了不满，洪武皇帝的心灵却偏偏无法得到释放，去跟这些过了气的文人计较，其结果只是徒给自己留下闲言碎语而于事无补。
高启一案是洪武皇帝对那些不肯合作的文人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在洪武皇帝的高压下，举国文人战战兢兢，沉闷的政治环境掐灭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无论这些文人是高尚还是卑下，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讲完了文臣，我们再来谈谈武将。明初的武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死，从常遇春、李文忠，再到邓愈、汤和，都是盛年而衰，其实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明初的一系列战事过急、过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明初战将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忠于王命、使命。明初的武将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他们为了帝国打下一个不朽的江山，大多数武将并无私欲，且出身贫苦，他们勇猛、品性优良，在帝国这个舞台上将一个武臣演绎到了完美。
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帝国的战将们逐渐谢幕，朱元璋也没有亏待他们，他们大都被封了爵位，子孙也得到了荫泽。但也有一些武将因为跋扈、犯事或者不符合朱元璋的心意而受到残酷的诛连。
明初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舞台，没人能够影响到他，在整顿完了文官队伍之后，洪武皇帝又把矛头对准武官，蓝玉是一个切入点。
蓝玉在开国功臣中算不上是有影响的人物，他本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第一次走上帝国的舞台是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的战争，蓝玉走上人生的顶峰是洪武二十一年的一仗。这一仗明军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彻底打垮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此后，蒙古高原又再次进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的混乱状态，各部为了汗位而相互仇杀。
洪武二十一年的这一仗也是继洪武五年徐达、李文忠北征蒙古失利后对蒙古的决定性一仗，这一仗又给朱元璋培养了一个像李善长那样的棘手人物——蓝玉。
洪武二十一年这一仗后，蓝玉变得越发娇纵，他在军中安插私人、畜养家奴、侵占田亩，这些都触动了朱元璋的神经。如果说胡惟庸案是对不法文官的清洗，那么蓝玉案则是对不法武官的清洗。从洪武三年李善长告病起，朱元璋就已经开始酝酿对文官的整治，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颁布《大诰武臣》实际上就是酝酿对武官的整治。当你搞清楚《大诰武臣》的背景就知道了。
洪武朝军中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弊端，军官冒领军饷、侵占军田、虐待士兵，导致军士逃亡，朱元璋颁布的《大诰武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虽然《大诰武臣》颁布了，但并没有制止住军中的违规行为，朱元璋开始酝酿采取其他的办法来对付。
蓝玉事件不过是洪武整治军队的一个借口，《大诰武臣》中列举的军队犯罪案件皆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无论有没有蓝玉，洪武朝对军队的整治都会发生，只是蓝玉的娇纵使得整治集中在一点而爆发。
整个蓝党一案，被杀、被流放、被关押、被刑处的一共是一万五千人。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份案发，当时捉拿的是一千人，短短五个月涉案人数就达一万五千，当然了，这其中大部分是家族人员被牵连，那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跟胡惟庸一案相比，锦衣卫办案效率大大提高。锦衣卫办案效率为什么会大大提高？这里有两点原因：一是锦衣卫在数年前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员进行监控，二是定罪的随意性，也就是罪名大都是罗织的，不像胡惟庸一案还消耗大量时间寻找罪证。朱元璋为了证明蓝玉一党确实有罪，还亲自编了一本《逆臣录》，但这本《逆臣录》却是漏洞百出。
锦衣卫的办事效率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整个帝国无人敢吱声更是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惧，锦衣卫办案的波及面早已超出了朱元璋所圈定的范围，朱元璋意识到这种疯狂行为必须停止。洪武皇帝中止了蓝党一案的调查，大部分在押人员被释放，经办此案的锦衣卫人员也被朱元璋处理。
“蓝玉案”基本上结束了朱元璋那个纯粹的理想，锦衣卫们的办案风格和官员们的诺诺唯唯，让朱元璋有了改变治国方略的想法，所以他对后继人表达了宽刑法的思想，无论朱元璋杀了多少人，处罚了多少文臣武将都是徒劳的，它既不能使帝国变好，也不能使帝国变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