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周而复始和王朝的周而复始都是在老生常谈中度过，每个新建立的王朝都是要清算前朝的错误，接着，新的王朝在时间的运行中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再让下一个王朝来清算。同样，每位新皇帝上任后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通过对前任皇帝主政期间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来获取人心，该平反的平反，该升职的升职，该免职的免职，然后再让下一任君主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弘治王朝自然也是在这种气氛下拉开序幕。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贵妃万氏逝世，朱见深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他曾经说过，如果万贞儿不在了，朕也活不了。同年八月，皇帝在丹药对身体的长期摧残以及万氏死去的双重打击下撒手人寰，新任的皇帝名唤朱佑樘。虽然明朝这个时候并不存在君主继承问题，但纵观三百年的明朝历史大部分继承人的日子也不好过，皇子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培育期。明王朝过于强调皇统的重要性，反而在这个更根本问题，也就是继承人性格的养成上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来自父辈、叔辈、后宫的干预始终给年轻的皇子造成压力，文官们的说教也令皇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已经对政事产生了厌烦，这些都养成了他们成年后抑郁、孤独的性格，我们这位朱佑樘也同样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他的生命是宦官和宫女共同保下来的，出生后随即送到废后吴氏那里抚养，最后又转到太后周氏那里，有强势的周氏支持，万氏的所有努力终成了泡影。朱佑樘对这位万阿姨是警惕的，他知道这位阿姨想做什么，所以当万氏将朱佑樘邀请到她的宫中时，朱佑樘面对满桌子琳琅满目的菜肴时他竟然不动一筷，当万氏硬是央其吃菜时，他竟然说出害怕菜中有毒的话来，此话一出，万氏大为震惊，她也意识到时到如今自己是多么的愚蠢。所以对于敌人的阴谋诡计，直接把它说出来也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时到如今，万氏只好改变了方法，她对朱见深的管制放松，允许他随便接触其他女人，并不再迫害婴孩，在这种情况下，朱见深的儿子一年出来一个。虽然见深第一次见到朱佑樘的时候激动不已，但当孩子多起来的时候，那种欣喜感也会慢慢淡去。万氏自然在朱见深耳边吹风，让他废掉佑樘另立，朱见深对这个跟自己一样毫无个性的儿子自然也不喜欢，但此事毕竟是兹事体大，不久，泰山连发地震，文臣们就这个事情对皇帝提出警示。虽然明王朝大部分皇储在继承过程中都产生或大或小的风波，但所幸的是每位皇子的继承都是严格按照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方面明朝皇帝的做法值得表扬，因为他成功的规避了因为皇子争夺皇位而在文官中形成的派系问题。
朱佑樘的不幸不仅体现在他那种战战兢兢的生活，更体现在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她那可怜的母亲，甚至不记得母亲的容貌，在他荣登大宝后屡次派人前往广西寻找母亲的娘家，结果都是无果而终。这些因素都使他养成一个很和蔼、很宽容的人，明朝三百年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宽容的皇帝，他很符合文臣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在他死后他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在朱见深逝世后一个月，朱佑樘登基做了皇帝，朱见深留给朱佑樘的是一个稳健的基业，内部的流民问题已经成功解决，各项制度已经完善，边境的烽烟渐渐熄灭，后世的财政危机和令人头疼的党争也并没有出现，可以说朱佑樘当好一位“垂衣拱手”的天子就行了，但他不希望这样，但想成为一名勤政的帝王，他更想在文臣中做一个表率，以弥补父辈的不足。朱佑樘继位之初就面临着要纠正父亲主政时期的一系列荒诞的举措，宫中的道士、方士、僧人、术士都被一股脑的撵了出去，朱见深绕过吏部封的二千名传奉官也皆被罢免。朱佑樘在父亲的寝宫中发现了一本淫书，上面记载的都是男女交合之事，书的封面落款是“臣万安呈上”，朱佑樘看见这些后大为震惊，他从此感性的知道父亲整日在做什么，他也知道万安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让太监将这本书拿给万安看，万安看后羞愧难当，随即辞去职务，从此离开政治舞台。
万安的事情还牵连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对贵妃万氏的处理问题，因为万安跟万氏同姓，所以硬拉了个本家。万贵妃是帝国除了朱见深令所有人厌恶的人，虽然此时万氏已经死去，但是名份还在，官僚们希望新任皇帝朱佑樘将万氏一棍子打死，扒去她的名份。虽然自己也几乎被万氏害死，虽然传说自己的母亲也被万氏害死，但朱佑樘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万氏的问题关乎到父亲的名声。
到了这个时刻，对成化朝的清算已经全部结束，朱佑樘可以开始他的时代。由于成化朝用的一批干部在弘治朝被罢黜，所以弘治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任用一批干部。
朱佑樘首先将太监怀恩从凤阳召回北京仍旧掌印司礼监，人们通常认为司礼监跟皇帝保持一致，但成化朝司礼监在怀恩的领导下对皇帝的掣肘比内阁还要大，结果导致皇帝不得不开设西厂另建一套宦官班子。除了之外，一批正直、娴熟、能言的官吏被委任到重要位置上，他们是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马文升、其他还有像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批人。
整个弘治朝围绕在皇帝身边就是这样一帮正直而又至暮年的大臣，老人政治又一次出现，弘治皇帝对这种老人政治十分偏好，他多次说过处理政事要戒急、戒躁，弘治皇帝将这种守成发挥到了极致。
弘治十八年的确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对于文臣来说它是最值得怀念的十八年，但对于后世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确实是没有何事可记，但我们仍在努力搜索历史的亮点，剥去它那平淡的外衣，我们依然能够发现隐藏在弘治王朝下值得关注的东西。那就是皇帝跟文官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他努力的使自己符合一个儒家的君主形象；他对他的儿子正德极其溺爱，而这种溺爱表面上看无关痛痒，但实际上它直接影响到了帝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弘治皇帝还采纳户部尚书叶淇的建议，废除食盐开中法，实行纳银法；除此之外，弘治朝是个典章编纂的阶段；可以说弘治朝基本上是延续成化朝的特点，这两朝可以看作是明朝前期与后期的一种衔接，从这以后文官更加活跃、商业更加兴起、风气更加开化，成化年可以说是后世的一种开端，而弘治朝却是对大明开国一百多年来的一种总结。
万妃的进逼、生母的早死、生父的不喜这些都使得年幼的朱佑樘在宫中是步步惊心、如履薄冰，他甚至不得不经常扮成女孩子来逃避别人的视线。他始终是小心翼翼，做事情是中规中矩，以此来抵消老皇帝对他的不满，但这些除了给他戴上一顶懦弱无能的帽子外，对于事情本身来说只是于事无补，他不知道在被强大的儒家学说笼罩的帝国无人能动摇他的位置，除非动摇他的人想自绝于这个国家。正是幼年的这些经历使得我们这个皇帝常常感到凄苦，他对人对事有了更多的理解，他成为一个宽容和令人好以理解的人，对于别人犯的错误他也常常能够原谅，对于别人的意见他更是虚心接纳。父亲的荒诞他是感受颇深，所以他发誓要做一个令臣民爱戴的好皇帝，并严格遵循儒家规范。
对于几乎令所有皇帝都厌烦的“经筵”，我们这位皇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不仅大开经筵，而且还开每天都讲课的小经筵，不仅每天都御早朝，而且还御午朝。皇帝不仅将自己陷入一种桎梏中，还将群臣陷入一种桎梏中，我们似乎发现这位皇帝过份注重一些文章主义和琐碎的小事情。皇帝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获得文官的完全认可，他们反而是步步紧逼，皇帝的一些微小差错也得不到他们的原宥。
我们这位皇帝一生凄苦，童年没有欢乐，成年后更是如此，他希望天下能够在自己手里实现大治，但是弘治年跟正统年一样偏偏又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代，皇帝的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并没有换取上天的宽容。皇帝对于自己的人生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希望下代不要再像他那样度过，对于自己的唯一儿子正德，他希望他能够快乐，而不是像他那样苦闷。
虽然有很多传说朱佑樘跟宫里的其他宫女发生过关系，但明显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他也成了中华帝国史上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虽然皇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后来夭折，唯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自己缺失的东西希望能在儿子身上弥补，所以皇帝对他的儿子很放任，让他自由玩耍。我们这位小皇子天生活泼好动，喜欢踢球，喜欢骑马射艺，作为帝国唯一的皇子，没人对他的正统性产生任何异议，他可以高度的自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阳光的，而不是父亲童年的那种阴郁。但这并不代表朱厚照对父亲的历史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成长，朱厚照对父亲的过往还是略知一二，对于儒家规范对君主的压制更是洞若观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朱佑樘时常左手提着灯笼，右手牵着朱厚照，在内侍的陪同下避开文官的视线，从宫中的角门出去，来逛民间的街市。父子俩其乐融融，更像是一对民间的父子，脱离了皇宫的桎梏，朱佑樘这个时候才展现出他的真性情，他更喜欢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无拘无束的生活着，或许之前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伪装。
一天夜里，父子俩路过六科给事中办公的地方，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给事中们还在这里处理政事，朱厚照大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弘治连忙摆摆手说：“你小声点，惊动他们就完了。”
“他们不是你的臣子吗？难道还怕惊动他们？”小小的朱厚照对此十分不解。
“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出宫去，第二天言官们的奏章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弘治皇帝无奈的说道。
这一刻，朱厚照明白了皇帝也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要受某种规范的约束，而孩童的朱厚照对此种规范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从这一刻起他就有了跟这种规范斗争的决心，跟这种生活方式决裂的想法，朱厚照也成了大明朝第一个挑战儒家行为规范的皇帝。不仅如此，正德年间从皇帝到民间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追求自由而解放的思想浪潮，大的时代终于来临，朱子理学已经是摇摇欲坠。
朱佑樘对正德的放纵终于遭到文官的不满，兵部尚书马文升上书要求皇帝加强对太子的教育问题，不要让他整日跟宦官们在一起厮混，士大夫们已经对这位帝国的继承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希望他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遵循儒家行为规范，朱佑樘终是守住了他的底线，那就是他坚持给儿子留下一片自由的天空，不希望他将来像自己一样。
弘治八年以后，在自然灾害减轻，治理水患基本结束，一切都步入正轨，并开始欣欣向荣的时候，皇帝上朝便日渐稀疏起来，这些都招至士大夫们的猛烈批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弘治一朝皇帝与文臣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史书上描绘的那么美好，压制了自己真性情的皇帝似乎跟文官们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微妙东西。
弘治是一个守成的君主，他只想遵循祖宗成法，消除那些违背祖宗成法的东西，以期使明王朝达到长治久安，他无意于推动这个时代向前发展，但这个时代的发展日益依赖的是内生性，而不再外部力量的推动。洪武时代为了解决边疆军队的粮食问题，皇帝让盐商去边疆开展商屯以换取买卖食盐的资格——盐引，但商屯的规模无法跟军屯相比，到了成化、弘治朝，盐引日益被权贵、宦官所垄断，导致食盐无法畅销。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皇帝将商人购盐由开中法变更成纳银法，也就是交纳银两就可以获取买卖食盐的权力，如此以来，盐商们纷纷从边疆回到内地，用银子换取盐引，国库的银子也充裕起来，大的商帮也开始形成。叶淇的盐法改革和宣德年的金花银改革，以及后世的“一条鞭法”一样都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由农耕经济向商品经济跃进的重要事件。平淡的弘治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改革，它跟后世的隆万大改革可以说是“云泥之别”，但对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隆万改革，此次的盐引改革却是事半功倍。
除了盐法改革以外，弘治朝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编修典章。通常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编修典章是为了训政，告诫后世子孙如何做，在王朝的前期编修典章是为了弘扬功德，而中期编修典章是为了追寻祖宗成法，以整顿、总结为目的，后期编修典章则以变更为目的。而弘治朝正是处在明王朝的中期，虽然朱元璋对于后世治世自有一套章法，但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祖宗成法似乎已经不适合当今的需要，弘治皇帝为了遵循祖宗成法自然需要系统的对祖宗成法进行强化，为此编修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涵盖了国初一切制度、礼仪、法律，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在这里又被大大强化了。为了对《大明律》进行补充，弘治朝还修订了《问刑条例》，《问刑条例》上面记载的都是从建国到弘治朝的一些判案条例，对于无法通过法条审判的案子可以比照《条例》进行，到了此刻，大明朝开始在司法中引入了律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中国的明王朝得到了巧妙结合。
弘治朝不仅是后世士大夫怀念的一个王朝，作为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是应该得到尊敬的一个王朝，弘治皇帝的确是个好皇帝，他省吃俭用，削减各种用度；他心系黎民百姓，削减赋税；他治理水患，以工代赈；他清理占田，抑制兼并；他性格宽容，从不打骂官员；他宵衣旰食、披肝沥胆。在皇帝的励精图治下，赋税和人口较前几朝都有明显增长，弘治朝国家赋税收入从二千五百万石增加到二千七百万石，人口从弘治元年(1488年)的9113630户增加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10508935户。
后世人多将弘治王朝称作“弘治中兴”，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些都经不住推敲，从宣德朝开始，文人们所认为的明朝衰败实际上并不存在。皇帝不临朝、宦官跋扈、军屯被破坏、京畿部分民田被侵占，这些在士大夫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事情实际上无关我们这个王朝的痛痒，正统、成化年我们的王朝仍旧是平稳、正常运行，不仅如此，我们从中看出三个趋势，那就是政治日益依赖成熟、稳定的官僚集团运作，商业开始兴起，思想领域开始松动，这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的大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观察不再是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如果继续这样看待历史只会使我们陷入一种狭隘的桎梏中。
正统、成化王朝的所谓衰败只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而已，而弘治朝的所谓中兴也是因为弘治皇帝遵循了他们的意志，既然没有衰败，也就不存在什么中兴。弘治皇帝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君形象，但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皇帝的个人意志与封建礼法的冲突不是一代君主所能改观，弘治王朝更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是后面的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