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年间天象屡屡示警，时常有流星长时间划破天空，而且拖着长长的尾巴，或有小流星相伴，帝国的南北皆见，天空中的各星位皆被冲撞。这似乎不是好兆头，古人通常将此种天象跟皇帝失德联系起来，我们的见深同志也面临着压力。
每次星相之变都能在帝国掀起政治风波，皇帝下罪己诏，文官们相互弹劾，有人上位，有人下位，为非作歹之人收敛，淫糜之人素寡度日，整个帝国一片哀悼，一切娱乐活动停止。
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朱见深率领文武群臣前往京城郊外祭祀，天地间突刮大风，沙尘遮蔽了天空，烛火被吹灭，气温骤降，当场有人冻死。据说这是后来的江南才子祝枝山祖父亲眼所见，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按古时说法有妖人做怪。实际上据《实录》记载昨日夜间就起了大风，这应该是天气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北方固有的沙尘天气原因，而当场冻死人则有可能是祝枝山的祖父夸大其词，但在祭祀的时候突发此等事件无疑给众人心头上笼罩上一层阴霾。
此事刚过了几个月，京城中又传言有黑色的动物夜间出来伤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人们皆白天睡觉，夜里劳作。后来此物竟然跑到宫中，虽经几番捉捕，终是无获。此时的成化王朝已步入多事之秋，外有边患、内有流民、君臣离心、宦官佞人横行，每次出现异相都能令朱见深惴惴不安。如今京城出现怪兽，朱见深一面派人去土地公公那里祷告，一方面又下罪己诏，这样过了几月事情竟也渐渐平息下来。那么这个黑色怪兽究竟是什么动物，笔者认为是外籍人士带到京城的某犬类动物可能性为大。
这件事情没过去多久，京城又盛传有狐狸精出入。京城人赵灵安在出城经商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美女，据说模样美不胜收，所以不得不戴了个面纱。后来这个女人被赵灵安带进了府里，第二天府里的人全部死个精光，就连府里的狗、鱼都没有一条活着。所有死去的人和动物都没有伤痕，而那个美女却没了踪影，所以京城里就开始流传是狐狸精做怪。接着，人们到了夜晚不断看见一个美女在外间游荡，后来又死了人。“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就这样流传开来，据说当时还有一份关于这个案子的档案，现在被保存在故宫，但是没有展出。
怪兽事件刚刚过去，现在又冒出了狐狸精，皇帝急了，便命人彻查，妖狐没查出来，倒真查出来一件事。山西有个妖人名叫侯得权，化名李子龙，自称有不世出秘法，侯得权与宫中宦官取得联系，由宦官引入宫中。侯得权本身没有入宫中传奉官名册，只是被宦官私匿，此事被侦知后，皇帝怀疑是侯得权在搞鬼，便将侯得权和庇护他的宦官杀了。
京城和宫中连发怪事，已经闹的是人心惶惶，可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皇宫中每到夜间都传出金甲撞击、兵器相搏的声音，还伴有呐喊声，就好像有人在搏斗，这种声音朱见深亲耳所听，想来既令人心烦，更令人毛骨悚然。宫里的江湖术士捉不出来鬼，也许就是他们自己在搞鬼，以骗取自己对灵异事件的信任，朱见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所有人都不可靠了。宦官不可靠，锦衣卫不可靠，东厂也不可靠，就连自己信任的江湖术士也不可靠，他们的法术实灵实不灵。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想到了一个人，他叫汪直。
汪直本是瑶族人，是韩雍在成化三年大藤峡之战中被俘的小孩，后被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侍奉万贵妃。汪直聪明伶俐，很讨宪宗喜欢。成化年不仅文官与皇帝之间不信任，就是皇帝与宦官之间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成化年间的知名宦官怀恩、尚铭不一定都买皇帝的账，有些旨意没到内阁在司礼监就被驳了回来，皇帝想到了汪直，他曾经命汪直外出刺探隐私，汪直跟皇帝都是单线联系，在整个帝国皇帝已经无法找到这样的人了。但汪直职务卑微，皇帝无法让他统领东厂，所以只能采取权宜之计。
皇帝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由于该机构在皇宫以西，并以宫中的旧灰厂为治所，便名曰西厂，由汪直挑选了一百多人的锦衣卫校尉负责，西厂建立后汪直的能力很快体现出来了。
三杨中杨荣的孙子和曾孙在福建家乡闹出人命案，被人告到刑部，刑部打算严惩此事，谁知杨家人进京活动，就在此案要被压下去的时候，汪直知道了，汪直深挖此事，将杨氏父子处死，跟此案有关联的官员也受到了牵连。杨氏一案使得汪直和他的西厂名声大噪，这件案件办的令任何人无话可说，它保护了民众的权益。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开始，汪直不仅监视文官，他也监视宦官。
历史走到成化年，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官场贪腐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宦官到文官无不靠倒腾食盐、物资赚些外快，人们对于这些事情都是习以为常，偏偏汪直较起真来。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是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在回京途中搞了近百船食盐沿着京杭运河招摇过市。船队行驶到了山东武城县的时候，武城县的典史要拦截船队检查，覃力朋一耳光打过去，打掉典史的两颗牙齿，又将典史身边的一随从射死。此事很快被西厂侦知，汪直汇报给了朱见深，见深本就对司礼监不满，正要将此事当作对付司礼监的典型。一番恶斗后，覃力朋终究是被司礼监保了下来，但覃力朋从此也退出了宦官的舞台。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如今汪直和他的西厂已经不是跟东厂的矛盾了，而是跟整个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小小的汪直已经得罪了整个帝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帝国的威力。
接下来有更多的人因为走私、受贿、通奸、妖书此类事情而被抓，或被西厂讯问，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官员都胆战心惊，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否有西厂的特务，终于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也就是西厂刚成立四个月的时间里由内阁首辅商辂联合内阁万安、刘珝、刘吉上书要求废除西厂。对于文官的这种举动，朱见深早在意料之中，帝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但此次上书司礼监和内阁产生了联动机制，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和内阁首辅商辂不惜一切也要扳倒汪直，商辂更是暗示群臣会废黜见深的帝位来威胁，面对这种形势，宪宗只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废黜了西厂，贬黜了汪直。
从内阁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汪直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内阁在弹劾汪直的奏书中说道：“由于皇帝重用汪直导致‘人心汹汹，各怀疑畏’，文武重臣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虽然这些词语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汪直和西厂的作用可以时见一斑。
朱见深正是希望汪直和他的西厂如此行事，如今岂能就此罢手。仅仅过了一个月，一名南京的御史上书替汪直鸣冤，要求重开西厂。这是一件举朝皆惊的事件，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这个御史受到了皇帝的暗示，不管上书的御史有没有受到皇帝的暗示，聪明的人都知道汪直倒台的日子远远没有到来。
西厂很快复设，汪直官复原职，汪直开始向攻击他的官员反攻倒算，内阁首辅商辂被迫致仕，受牵连的还有兵部、户部、刑部尚书，各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共计几十人。从此，汪直面前再无障碍。
俗话说“趁热打铁”，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火候，一旦过了那个火候再做就不会那么顺利。虽然西厂复设，但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光景了，官僚集团对西厂的打击是巨大的，复设后的西厂失去了往日的冲劲，汪直也对侦缉、办案失去了兴趣，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帝国的边疆，那里有更雄壮的舞台等待着他。
成化初年，建州女真在杰出领袖董山领导下开始强大起来，加上辽东地区长期对建州女真的欺压、不公平贸易、索贿等因素，终于导致明廷跟建州女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对于建州女真问题，一是为了防止潜在威胁，二是边将为了邀功，所以明廷制定了严厉打击的策略。
成化二年明廷将董山以及一百多名女真部落首领诳骗到京城处死，接着开始命大军征讨女真各部。成化三年九月朱见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赵辅率大军纠集朝鲜军队从抚顺出边征讨建州女真。十月份邸报传来，女真人被杀1700余人，少壮皆被处死，老幼被俘，房屋被焚毁，家畜等财产被洗劫一空，余者逃至深山中才得以存活。经过这一役，建州女真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防止女真人报复，明廷又修筑了边墙，将女真各部与汉人居住区隔离起来，从此民族的隔阂更加拉大。
明朝与建州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因为成化三年的屠杀而结束，反而在以后的十年中摩擦不断，而边将为了邀功不仅杀良冒功，更是对边事夸大其词，以怂恿朝廷派军进剿，而辽东巡抚陈铖就是这样的人。
成化十五年，受陈铖的怂恿，汪直和陈铖率领大军向建州女真部进发，这是成化年间明廷对建州的第二次征讨，此时的女真各部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厄运中恢复过来，灾难又一次降临。女真各部的年轻人只好向深山中逃窜，留下老弱妇孺被明军斩杀，此役杀人七百，俘虏五百。虽然此战纯粹是没事找事，欺负弱小，但皇帝还是给了汪直封赏，其他人也跟着汪直沾光。
欺负弱小的女真汪直觉得没意思，他觉得应该找蒙古人打打。成化年朝廷跟蒙古的战争也持续不断，尤其是在河套这个地方大小仗打了几十次，而恰巧此时镇守西北挂兵部尚书衔的王越上奏诈称蒙古人入侵了甘肃靖远县，并劝汪直来西北转转，此事正合皇帝和汪直的心意。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朝廷命保国公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任监军，调动京城、宣府、大同的驻军赴西北进攻蒙古。
王越从情报上得知潜入河套的蒙古人驻扎在威宁海子后，便和汪直率轻骑直向威宁子海扑去，蒙古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明军斩杀四百多人。塘报传来，宪宗大喜，王越被封为威宁伯，其他人俱各封赏。
此时汪直荣耀到了极点，一个小小的太监竟然成了大明王朝的宠儿，整个天下都在为他喝彩。而此时的汪直也不回京了，便在边关镇守下来。
汪直驻守边关，那内地的肃贪问题怎么办？各位读者不用担心，因为内地有个假汪直。有个江西人叫杨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他在南京遇见一个熟人，熟人说他长的像汪直，接着又吹嘘汪直如何神勇，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干脆让杨福假扮汪直试验一番。两人打着“钦差总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的招牌开始南下，两人从安徽到南直隶，接着从南直隶到浙江、福建，就这样沿途巡视下来，一路上的府、州、县皆是风声鹤唳，众官员如迎天神。跟各级官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途百姓皆欢呼雀跃，诉状纷沓涌来，而这位假汪直竟然就地处理诉状，当场宣判，一些倒霉的地方官吏和士绅们被处理。到了福建，这位假汪直竟然检阅士兵、盘查当地的粮库起来，看来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汪直。两人好景不长，很快被福州的镇守太监识破，就地抓了起来。
虽然帝国闹了一场假汪直的丑闻，但他使人们都看明白汪直的威力究竟如何，一个假的汪直都能搅动整个东南，那么真的汪直岂不更厉害。朝中大臣开始酝酿除掉汪直，这件事情仍是由内阁和司礼监联手进行，一个内阁，一个司礼监，这两个平日里势同水火的中枢机构竟然因为要对付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此次便不能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而应采取更隐晦的方式。
皇帝经常在宫内听戏，不仅有一般的戏曲，还有小品，有个叫阿丑的民间艺人善于演小品。一天，朱见深照例兴致勃勃地在底下看戏，阿丑扮成一个醉鬼躺在地上耍酒风不起来，旁边配戏的一个人喊道：“皇上来了”，阿丑不起来，那人又喊道：“汪直来了”，阿丑连忙站了起来。那人又问道：“为什么喊皇上你不起来，喊汪直你却起来了？”阿丑答：“世人只知汪直不知皇上矣。”
台下人皆笑，皇上也是尴尬的笑了笑，这个节目虽然很敏感，但是对于君主来说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皇帝知道这些人想栽赃汪直。但接下来的表演却触中要害了。
接下来的节目中阿丑打扮成汪直模样，一手拿了一只钺上得舞台来舞动，钺是古代一种斧状兵器。旁边配戏的又问道：“你拿两只钺干什么？”
“我带兵就靠这两钺。”阿丑答。
“哪两钺？”配戏的人又问。
“陈钺、王越。”阿丑答。
底下观戏的人又是哄堂大笑，但皇帝的脸色此刻却慢慢阴沉起来。
阿丑的回答终是触动了朱见深敏感的神经。陈钺和王越皆是文官，由于纯粹的武将统兵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欺压军户、克扣军饷、军纪涣散，但将文官参杂进去则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渐渐的让各地的巡抚提调监督军务。汪直作为一名宦官他跟朝廷到地方的一些文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文官都支持汪直，其中陈钺与王越更是跟汪直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陈钺的升职和王越的封伯都是拜汪直所赐。但宦官结交文官对皇帝来说是很忌讳的事情，皇帝本来寄托宦官制衡文官，如今宦官却结交起文臣来，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曹吉祥的教训仍是历历在目，如今的汪直跟曹吉祥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皇帝认为演戏的受人指使栽赃汪直，他也认为他们说的有理。
成化十八年，敏锐的士大夫们已经捕捉到皇帝对汪直失去了信任，内阁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书请罢西厂，万安的奏书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西厂被废。成化十九年汪直被贬到南京任御马监太监，汪直和他的西厂荣耀了六年，此后就像流星一样从帝国消失。
在明代的宦官群体中，汪直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宦官，他主政西厂的时候大概只有二十岁，属于刚成人的年纪，但他却敢清查官员、整顿吏治、带兵出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汪直不仅敢对利益群体开刀，而且还敢去触碰一般人不敢得罪的宦官群体，他靠的大约便是年轻人的那种冲劲，那种不懂一切，却敢干一切的精神。但汪直毕竟昧于人情世故，在政治斗争中他还显得很稚嫩，他只知道一股脑往前冲，却没有捉摸帝王心术，西厂复设后他却一直在边疆，跟朝廷、跟皇帝之间渐行渐远，当有人设计陷害他的时候，他却失去申辩的机会。汪直在成化年间的确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小小年纪竟然能令整个官僚集团抬不起头来，如果能给他一个更稳健的平台，如果他不是一名宦官，他也许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出来。
无论如何，汪直和他的西厂，以及此种行事风格都不会长久，它只能短期性的为帝王提供一种服务，令皇帝更加安稳而已。
朱见深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个不上朝的皇帝，他跟后世的那些不朝的皇帝还是有区别，区别就在于原因上。后世不上朝的皇帝大多因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这位皇帝的不上朝却是由于一些难以名状的原因。
朱见深自小幽闭在宫中，由万氏抚养长大，他得了很严重的自闭症，他害怕见生人，他上朝的时候看见那么多人他会紧张。不仅如此，他信道教，每天天没亮他就要起床做功课，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他厌倦上朝。难得上了一次朝，内阁首辅万安了解皇帝的心思，当其他群臣好不容易见了皇帝一面，有很多话要奏给皇帝听时，万安却连忙跪下来三呼“万岁”，眼看首辅如此，其他群臣也只好跪安。所以，成化朝万安得了个“万岁阁老”的称呼，眼见万安如此，内阁其他二人刘珝、刘吉也只好跟着捣浆糊，所以人们又送内阁一个雅号“纸糊三阁老”。从天顺年间起，内阁大学士逐渐兼任各部尚书，所以人们又称六部尚书为“泥塑六尚书”，到了此刻，我们的王朝从皇帝到大臣都开始奉行无为而治。
早已倦怠政事的朱见深开始对神仙鬼怪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修真，希望能够长生，即使不能够长生，也希望能够长寿。
成化王朝注定是个转折点，帝国的权力终是向官僚手中移交，君臣共治在这一刻实现，从此权力的运作既不是依靠强悍的君主，也不是依靠耀眼的文臣，而是依靠制度与程序，任何人都要遵循的一套制度与程序。国家大事由部院提出意见，然后内阁廷议，廷议的结果票拟，报司礼监批红，然后由六科签发执行，在这个程序中，国家的决策是集体决策，避免了大臣的独断专行，而且内阁的意见司礼监和六科给事中都可以驳回，有了两道过滤器；皇帝的圣旨首先下达到司礼监，然后由司礼监转达到内阁，内阁廷议，然后票拟报司礼监批红，最后由六科给事中签发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三道过滤器，也就是司礼监、内阁和六科，这三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将皇帝的圣旨驳回。这套程序虽然繁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推诿、扯皮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他却能避免君主和文臣的独断专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没有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文臣的时候，依赖这套制度也能够保证帝国的平稳运转。
这还只是明朝成熟的政治体制，它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来保证整个国家平稳有序的运行。它有一套以六科和十三道御史为核心的遍布天下的监察系统，这套监察系统既可以减少官吏的腐败，又可以匡正朝政得失；成熟而完备的科举制度更是以公平的方法保证了官吏的选拔；明王朝实行府兵制，世袭的士兵是帝国的人，而不是武将的人，这样就可以将士兵和他们的将领切割开来，各地的总兵也只有训练权，没有调兵权，这些措施都避免了武将做大；帝国除了一套文官系统外，还有一套宦官系统，这套宦官系统跟文官系统一样也是遍布天下，人数也是一样多，明王朝就是依靠这两大中枢系统保持一种平衡，虽然有的时候这种平衡并不存在；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外戚专政，皇室普遍都禁止跟文臣和贵族联姻。通过这些措施，历代以来的文官专政、宦官专政、武将专政、外戚专政都成功避免。从这以后，皇帝更多的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执行各种礼仪、彰显伦理道德的象征，整个国家没有留下个人表演的舞台，也不需要伟大的人物，所有的人只是一颗颗螺丝钉在机械的运转。皇帝似乎不需要跟文臣见面，文臣之间也不需要见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文书进行，我们的帝国终是进入了“文牍政治”的模式。
当我们回顾成化王朝，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正是皇帝的不作为，使得帝国提前进入一种制度化的运作，皇帝的权力在这一刻也被限入一种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它必须通过繁琐的程度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程序化的皇权究竟有多少是皇帝本来的旨意，我们已经很难看清。
政治上虽然进入停滞与制度期，但民间却进入了活跃期，而正是政治上的这种无为与慵懒带来了商业的蓬勃发展、风气的松散与奢靡、思想上的自由与活跃。皇帝虽然歇息了，但成化朝的文臣并没有因此而耀眼的表演，以万安为首的南人党和以刘珝为首的北人党仍是吵闹不休，文臣们仍旧是延续了前几朝的思维与行事方式，言官们虽然开始跃跃欲试，但此时还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在体制的推动方面皇帝似乎还走在他们前面。
后世人回顾成化王朝时，都认定这是明王朝的一个转折期，虽然王朝还没有进入自由、奔放的嘉靖、万历时代，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改变。当我们回顾成化王朝，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帝国本质上没有大的改观，虽然北部边境和南方有摩擦，还有延续几朝的流民问题，但这对于一个复杂的国家来说也是每朝都有的事情，皇帝的荒诞与文臣的内斗、无为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例常之事，这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患的成化王朝仿佛一下子进入休息期，所有一切也似乎进入散漫、慵懒的状态，虽然王朝更多的依靠制度来运行，但我们也从这种无为之治中发现潜伏的危机。
从这以后，皇帝不再信任文臣，文臣们为了自保开始结成党派，道德开始沦丧，重商主义、拜金主义开始盛行，中枢对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国内弱势群体开始专制与残暴起来，甚至采取卑鄙的措施对付之，这些跟君主的不作为，文臣的推诿、扯皮不无关系。虽然帝国进入了制度化的运行模式，但是由这种制度化运作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起来，这些都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更加显性的表现出来，并最终将我们这个帝国带上了不归路。
对于成化王朝，我们是矛盾的、是纠结的、是难以评价的。它既踌躇满志，又保守没落；它既开放、又混乱。朱元璋和朱棣的高压、专制时代必须要改变，但改变后的帝国却又显得重心不稳。虽然对于成化王朝我们矛盾、纠结，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是它本身的规律造成的，虽然历史都有休息与整理期，但终究还是要延着它本来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人口的增长、社会管制的放松、商业的繁荣、新思想的崛起、民众观念的改变都使得我们这个帝国已经不可能由上端随意把持。
无论如何，成化王朝作为明王朝一个政治、经济、思想的转折点是要被后世铭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