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4年毕业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后，普赖斯就职于马克斯·海因（Max Heine）成立的海因股票型基金（Heine"s Mutual Shares Fund）公司。他和海因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完整挖掘价值被低估公司的方法，并以收购方式清算拍卖的公司来快速获利。数年后，尽管普赖斯的选股方向渐渐转向流动性好的大盘股，但是他依然把目标锁定在价值被大幅低估的公司上。普赖斯的作风相当冷酷无情，由于同时管理着好几个基金，他会集中于个别公司的股票大量购进，然后强迫该公司管理层进行他认为能推升股价的改革。1995年，由于他的幕后操纵，大通银行和华友银行（Chemical Bank）被迫合并。稍后，他还对阳光束电器公司（Sunbeam）和道琼斯管理层采取了类似侵略性但最终是有利的做法，当按照他的要求撤换了这两个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后，股价随即上涨。
在其基金规模不大时，普赖斯将焦点只是集中在小盘的、被低估的公司和垃圾债券（junk bonds）上，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资金的涌入，他便开始将更多的资金转入成交量更大的大盘股上，如通用汽车、阳光束、摩里斯、道琼以及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航空公司（McDonnell Douglas）等。从1990年到1997年的8年间，他的旗舰基金——共同股票Z（Mutual Shares Z）基金绩效几乎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基金经理人。
内夫的“哀愁价值”法
内夫曾领导目前已成为美国先锋集团（Vanguard Family）一部分的温莎基金（Windsor Fund）长达31年，并在他1995年12月退休前，该基金成为全美表现最优异的基金之一。在这31年间，温莎基金战胜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达21次，其平均年获利率为13.7%，而同期指数为10.6%。内夫不修边幅的生活作风体现出他出身俄亥俄州的背景，他轻视华尔街像拼命三郎似地买卖股票的方法。他把资金集中在被他称之为“乏味与哀愁”的公司上，也就是没人注意、经理人不疼、媒体不爱的公司上。
内夫在托莱多大学（Toledo）求学时，学习并接受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法则，从此再也没有背离过大师的教诲。他继承了格雷厄姆法则，买进公司股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票，以寻求确定的利润。这个策略反映了他的稳健保守的特点，并使他较不依赖多头市场和资本利得来保持优异的获利。在其任职基金经理人期间，基金获利约有40%是来自股利。师承格雷厄姆，内夫也很重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债务水平、流动性、资产报酬率等），而且不论市况或公司增长率如何，他都不愿意买进高本益比的股票，却在上世纪80年代，当汽车、航空和银行股穷困潦倒时，他大笔买进。内夫拥有过人的耐心，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只要他认准了这是一只好股票，他便会抱住不放，及至市场将公司股票推升到一个他认为公平的价格时才卖出。
嘉伯礼的“分离价值”法
位于纽约的嘉伯礼资产管理公司（Gabelli Asset Management）的创办人——嘉伯礼，是一位坦率的人，也是业界公认的精明的企业评估员。这项特质源于他早期曾任职汽车零件和广播界的产业分析师。广播业依然是他的专业领域，嘉伯礼不排斥旗下的基金买进媒体、广播和具有利基市场的电话服务公司。嘉伯礼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分析师，他以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状况作为评估公司的基础，然后再判断未来几年该股票是否能涨到符合现金流量价值的水平。他的投资风格既结合了几项价值投资法的特点，同时也格外重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素质和其他一些无形的因素。
嘉伯礼精于分离分析法（break-up analysis approach），他以公司主要部门的单独售价作为评估公司价值的基础，试图找出能在两年内获利50%的公司股票。他同时习惯于持股至少两年的方法，好让市场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确定公司的股价。格雷厄姆和其他早期价值型投资人极度依赖年度报告，并懂得如何避开谣言，而嘉伯礼在这方面则更加出名，在投资前他会尽其所能地收集公司和相关产业方面的全部信息。
施洛斯的“斯巴坦式投资”法
纽约的基金经理人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兼具格雷厄姆清教徒式的分析方式和巴菲特式的作风于一体，他创造了40年来在所有投资人中最好的操作业绩记录。从曼哈顿一间小办公室起家，现年81岁的施洛斯和他的儿子埃德温（Edwin）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战胜股票市场，他们所使用的只是最基本的交易工具，那就是上市公司的年报。他们的骄人业绩表明，要规避风险而不被信息误导的最好办法，就是仔细研读上市公司年报。如此做了，即便是小额投资人也能战胜市场。
施洛斯恪守格雷厄姆法则，买进股价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股票，并持有股票到市场发现错误为止。施洛斯认为，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适当地评估公司资产，不为表面漂亮好看的数字所迷惑，注意探究数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经过某些会计调整，公司业绩可以轻易地改头换面。如同格雷厄姆不相信获利预估一样，施洛斯在投资之前会绝对避免和公司联络。
尽管上世纪70年代是有史以来股票市场最不景气的时期，但施洛斯惊人的操作成绩仍使他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之一。直到1997年为止，施洛斯的基金复合年利率为20%，而同期市场则为11%。施洛斯父子以合伙方式经营基金，收取获利的25%作为管理费，但在赔钱的时候是不向投资人收费的。
多头市场价值投资有用吗？
尽管压倒性证据表明价值投资法则战胜市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许多华尔街分析师和学院派人物至今仍不相信。尤其是在一个多头市场里，股票齐涨，加上电脑获取信息又十分快捷和方便，价值投资法则似乎已失去效用。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德曼、肖内西等投资大师所发现的法则依然存在。为了证明价值投资方法依然有效，我们测试了美国证券史上最强劲的多头市场中，即1994年11月至1997年年中这段期间的股票表现，结果发现了十分类似于肖内西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所发现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百篇文章都曾预言价值投资法则的末日即将到来，并鼓吹增长学派和动能学派的投资方法。然而，从1994年底到1997年年中这段时间，美国股票市场上表现最好的股票仍然是那些低本益比、低股价账面价值比和低价格销售比的股票。
1994年12月，美国股市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多头上扬行情。我们持续追踪一直到1997年6月1日为止的股票表现，在这31个月期间，股市指数上涨幅度高达85.3%，而市场获利最大的仍是以价值投资法买进的增长股，而非以高本益比买进的增长股，具有最低本益比的标准普尔500股票，在获利能力上遥遥领先于其他股票。本益比在7倍以下的股票在这段时间的平均获利率为228.3%，整个指数的平均获利率却只有85.3%；本益比在7倍至10倍之间的股票，平均获利率为100.4%；而本益比超过30倍的标准普尔500公司，其平均获利率仅为57.9%。在一般市道下，这种获利表现已算是很突出的了，但在1994年到1997年间，这种表现只能算是二流的。
在同一段时间，测试大盘股的股价账面价值比，仍然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如在1994年12月1日以低于净值（股价账面价值比小于1）买进的标准普尔500股票，至1997年6月1日，平均获利率152.1%，几乎为股市指数获利率的2倍；相反，若以高股价账面价值比买进，获利率将大幅减少。
1994年至1997年间，价格销售比与获利率之间的关联性不大。事实上是高价格销售比的股票表现反而超过了股市指数的表现，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高科技公司的股价强劲上扬，而这些公司的股价永远都属于高价格销售比。不过，在1994年年底那些最低价格销售比的股票到了1997年依然有近100%的平均获利率。
以上的实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以折价买进增长股绝对是划算的。在1994年到1997年间，确保战胜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以最低的本益比、最低的价格销售比以及最低的股价账面价值比买进股票。回顾那一时期几类涨势最凌厉的股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市场再度强化了价值投资法的核心理论，即不要理会预测，应在投资大众抛弃好股票的时候适时买进。如果没有投资大众在1994年不顾一切地抛售银行股以及诸如杜邦、福特等这些经济景气循环股，很可能就不会有1995年至1997年间股市的飙涨。
这就是我们要告诉您的相信价值投资法则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