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国非鄯善国所能相比,是西域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国王已归附匈奴,匈奴设专使常驻于阗,进行监视和控制。于阗国盛行巫术,王后有一个宠信的巫师说,如和汉朝通好,天神定然发怒。现在汉使已到,必取其坐骑祭祀,才能安抚天神。国王言听计从,班超佯装答应让巫师前来取马。巫师一到,班超就将他杀了,并把他的首级送给于阗国王。国王早已听说了班超智勇双全,在鄯善国杀掉了匈奴使者。看来名不虚传,此人果然厉害。现在班超当面向他晓之以理,讲清利害,使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于阗国王当即表示归服汉朝,并派人杀掉了匈奴的监护使。
断绝了六十年的西域南道重又通畅,和田河畔再次响起南来北往的驼铃声、华言胡语的应和声。
南道既通,班超挥师北上,到达叶尔羌河畔的疏勒国(今喀什一带)。这时的疏勒国王刚刚被匈奴所立的龟兹王所杀,并以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也成了匈奴的属国。班超先派部下田虑去招降兜题,兜题不降,田虑就将他抓起来。班超赶到后,重新扶立原来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疏勒王,疏勒举国上下欢喜若狂,对班超感激万分。在叶尔羌河波浪的欢歌笑语中,疏勒国归服了汉朝。
班超用兵以一当十,成功地扫除了匈奴在塔里木南道设置的障碍,沟通了自王莽当政以来断绝了六十年的葱岭通道。班超带领的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创造了千军万马的奇迹。这颗智勇双全的军事明星,耀眼地高悬于遥远西陲的天空。
东汉政府在塔里木盆地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重新设置了都护和戊己校尉,西域大部分地区同东汉政府重建了臣属关系。
但是过了一年(公元75年)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明帝去世章帝继位之际,匈奴联合焉耆、龟兹,攻打并杀死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在疏勒孤立无援,仍在顽强地坚持。当时西域烽烟滚滚,剑器带霜,班超处境危急。汉章帝苦无良策,就下令让班超返回中原。
班超奉命撤离疏勒前,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弁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身,诚不忍见汉使去。”说罢拔刀自刎。刹时间疏勒一片惊慌,连叶尔羌河的流水声也变得低沉呜咽起来。
班超行至于阗,王侯官吏无不痛哭失声,竭力挽留:“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人们抱住班超的马足,不肯放行。此时的班超潸然泪下,仿佛和田河的流水也牵住他的战袍不愿放手。
班超不愧为一个奇男子,他的行为往往超出常人的意料。这时的班超早已热血沸腾,决定违抗圣旨,与西域父老共存亡。
班超毅然重返疏勒,以迅雷之势击退了龟兹的包围,平定了反叛势力,使动荡的局面很快平静下来。继而,班超于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扦弥等国兵士万人,进攻姑墨(现阿克苏),战线自和田河、叶尔羌河至阿克苏河,军事行动遍及塔里木河的三大河源地区。兵马到处,姑墨土崩瓦解。班超先斩后奏,在攻克姑墨后,已洞察到进攻龟兹、全面恢复西域邦交的时机已到,这才上书给汉章帝,说现在除了龟兹、焉耆外,西域大多数国家都已与汉通好,提出了“平通汉道”、统一西域的计划。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派出援兵增强了汉军力量。班超频频出击,先征服了莎车,然后铁流西下,直指渭干河畔龟兹国和孔雀河流域的焉耆国。汉朝增援军队大破北匈奴,俘虏了被称为国母的阏氏及四千余众。龟兹国此时失去了靠山匈奴,只得向汉朝投降。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都护府就设在濒临渭干河的龟兹。任命徐干为西域长史,驻守疏勒。接着班超又先后攻占焉耆、尉犁诸国,西域全境再一次统一于汉朝。
塔里木河流域,自于阗到疏勒,从龟兹至罗布泊,处处飘扬起东汉王朝的帜幡。
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渭干河、孔雀河、车尔臣河、克里雅河……众河归流,汇成浩淼激荡、长流不息的塔里木河,汹涌澎湃地向东方奔流而去。
功勋卓著的班超,被汉朝政府封为“定远侯”,历史上又称他为“班定远”。
他还派出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途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波斯),在西海(波斯湾)受阻而归。甘英了解了这些地方的山川风貌、习俗民情,把中国使者的足迹,印在了更远更新的地方。
班超在新疆度过了30个春秋,70岁时向朝廷上书要求返乡。他在《求代还疏》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以71岁的高龄,终于在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荣归故里。同年在洛阳与世长辞。
班超统一西域、定远边陲的事迹,享誉朝野,流芳百世。他依托塔里木河还成就了另一番事业,那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互传播,中原民族和西域民族的融汇亲和。
丝绸的魅力
两千年前,当东方汉王朝的丝织品已经有了千年发展历史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对丝绸还一无所知。
那些有缘见到中国丝绸的罗马学者,纷纷撰文介绍,深信丝绸是树叶上长出的毛或地上经灌溉长出的线织成的,还有的说丝绸是有八只足的虫子吐丝结网而成的。他们为这新奇的衣料,编织了许多有趣的神话。
罗马人第一次被这神话般的丝绸所震惊,是在公元前53年。
罗马将军克拉苏率领七个精锐兵团,以破竹之势越过幼发拉底河,追击向东溃逃的帕提亚(波斯人的一部分)军队。面临灭顶之灾的帕提亚人逃到一个叫卡尔莱的地方,突然调转马头,向紧逼其后的罗马军队射出一阵暴雨般的乱箭。罗马人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接着,比乱箭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帕提亚人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突然展开一面丝绸旗帜,巨大的红色丝绸在阳光下一片鲜红,灿烂耀目,闪射出具有威慑力的神秘魔光。
陷入混乱的罗马士兵面对这从未见过的东西,把整个天空映得通红,以为是什么神怪白天而降,吓得仓皇逃跑。事后罗马人才知道,帕提亚人在空中施展的那面慑人神魄的大旗,原来是一种名叫丝绸的织品。这种丝绸来自遥远东方的赛里斯(即丝绸之国中国),那个神秘国度里的人用一种虫子吐出的丝,织成色彩绚丽、轻柔如云、薄似蝉翼、光滑透明的绸布。
这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带着大量丝绸西进波斯,那里的帕提亚人才得到了这前所未见的东西。
帕提亚人在战场上利用丝绸的奇效击败了罗马人之后,又抓住罗马人急于得到丝绸的心理,充当丝绸买卖的中间人,大赚罗马人的钱,使罗马的财力甚至因大量购买丝绸而陷于枯竭状态。
当时一位罗马诗人赞叹道:“丝国人制造的宝贵花绸,它的颜色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庄严的《古兰经》甚至称颂“丝绸是天国的衣料”。
丝绸不仅以它无与伦比的绚丽、柔软、精细、滑润闻名于世,而且把代表东方发达程度的文明结晶传到西方。它价比黄金,骇世惊俗。
随着西域商道的畅通,刺激了中国丝绸生产,丝织品源源不断从长安经河西走廊,沿着塔里木河南北两道翻越葱岭,运往中亚、西亚。罗马市场上的丝绸,则是由波斯和印度商人转手供应的。由于埃及亚历山大城一度成为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所以埃及女王很喜欢用丝绸制衣,作为礼服。
在文化发达的古罗马帝国,达官贵人以穿中国丝绸为荣,恺撒大帝甚至穿着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引起巨大的轰动。上行下效,整个罗马形成了穿丝织衣服为时髦的风气。这种风气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后来宫廷感到这样下去会造成经济危机和国人道德的沦丧,不得不下令禁止人们穿用丝绸。有些文人也发表文章,指责妇女穿这种透明的丝绸衣服有伤风化。
既然一面丝绸大旗能导致罗马七个精锐兵团惨遭失败,那么几道禁令和几篇文章就能阻止丝绸的流行吗?一些精明的商人为了能直接得到中国的丝绸,千方百计探索通往“大汉帝国”
的道路。他们在财富的鼓舞下结成商队,不畏艰险地像接力运动员那样,来往奔波于君士坦丁堡至长安的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
那时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丝绸之路”这个本不存在的名称,在后世竞像黄钟大吕般震响于全世界。
人们把张骞“凿空”西域,看作是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起始。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古人,并不知道这条牵动着东西方文化精神的通道,叫做“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在两千年后才被人们使用的。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不是中国文献中的记载,而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1887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中国》中首次提出来的,接着又首先被西方学者相继认同。至20世纪初以来,才逐渐为中外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并被广泛使用。
“丝绸之路”称谓的起缘,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条欧亚通道的国际性意义。
东起中国长安、西至地中海各地的“丝绸之路”,它作为东西方文化纽带的联结点和中心地段,正是塔里木河流域。
“丝绸之路”的形成及格局走向,取决于历史上的社会和自然两大因素。在自然环境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沿途水的供给条件,这是沙漠中求生存的第一需要。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主要分南北两道,敦煌或阳关是两道的起点。南道沿塔里木河以南,经罗布泊的楼兰(鄯善),西去且末、精绝(尼雅)、抒弥(今于田县东)、于阗、皮山、莎车等地,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抵达印度、安息等国。南道经过的河流有塔里木河、且末河、尼雅河、车尔臣河、克里雅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等。北道从玉门西行,经车师前部(今吐鲁番)进入天山南路,沿塔里木河以北,经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从中亚等国到达波斯、地中海沿岸各国。南道经过的河流有孑L雀河、开都河、渭干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及叶尔羌河的河源等。
无论南道北道,都离不开塔里木河及其支流,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水。
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记载,丝路北道“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沿天山南麓顺塔里木河北岸西行,到达喀什噶尔河之畔的疏勒。南道则“傍南山北,波河西行到莎车”,就是傍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沿塔里木河南岸西行,到达叶尔羌河岸边的莎车。两道都要翻越帕米尔高原,通过印度或中亚到达西方。
那时塔里木河流域水量丰沛,供应充足。《水经注》说流入罗布泊的水系分南北两支,北河沿途汇纳了阿克苏河、渭干河、开都河和孔雀河水系,由东注入罗布泊。南河沿途汇纳了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且末河,并与注滨河合流,亦自东入湖——注入与罗布泊邻近的台特马湖。
塔里木河流域水系,为南北丝路的畅通提供了生命之水。
那星罗棋布的片片绿州,密如蛛网的座座城镇,成为来往于丝绸之路各国旅人温馨的歇息地,货物云集的贸易市场、讲经论法的讲坛,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
但是,丝绸之路历来不仅仅是握手成交、歌舞相迎的太平之地。丝绸之路的发展,常常伴随着血腥的争夺、奸诈的阴谋和生与死的搏斗。
沿着这条古道,无数的关隘、城堡、烽火台、墓葬群、白骨堆和淹埋于风沙的交错连接的佛寺、王宫、城镇、驿站的废墟,就是无言的凭证。
塔里木河则用无尽的涛声,向人们诉说丝绸古道的沧桑。
张骞“凿空”西域,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但同时开拓了一条商业通道。班超定远边陲以后,商业行为就更加突现出来。
汉朝政府每年派出的贸易使团多者十余次,少者五六次,他们的足迹远及印度、伊朗等国。中亚、西亚、印度、罗马的商旅使节也来到中国,一年之中多达数千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一片繁荣景象。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汉朝政府“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正因为如此,东汉统一西域也得到了商人的支持。班超于公元94年平定焉耆时,就有一千多名商人参战。由于交通安全有中原政府及西域属国的卫护,丝绸之路上曾有四十余国的客商聚集于此,出现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
丝绸之路上曾经引发过无休止的战争,除了与匈奴的争夺,还要防止匪盗的抢掠。即使在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特别是塔里木河流域实行严格控制的时候,过往的使节团体和运输商队也少不了武装的护送。这样就使丝绸贸易成为一种代价很高的买卖,丝绸价格在罗马是以其等量的黄金来支付的。
不过,丝绸之路不是贯穿东西的一条路线,而是众多线路的总称。路线的舍取要回避沙漠、高山,依水而行。同时还要考虑兵匪的强弱,政府对沿途控制是否有效。商人从商队安全和费用考虑,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丝绸一直西运,走完丝绸之路的全程。
他们只是走到能够到达的地方,往往在中亚一带把丝绸卖给当地和外国的客商,然后采购域外的各种奇珍特产,运回中原。波斯、罗马商人也是一样,只要达到他们获取利润的目的,就在中途停下来,进行交易。无论东西方的商人,都很少有直接到达对方终点的。正是许许多多的短途贩运,形成东西方的长途交流;无数段落的接力转运的总和,就构成了一条贯通东西方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