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急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暂告停息，而进入了一个大张旗鼓的社会建设时期。梁漱溟于1950～1951年问说道：“四五十年前普遍地是救国呼声，那时却没有人说‘建国’。近一二十年则大家都在说建国……说法之不同正是代表了作法之不同。”自1949～1956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建设的局面，它是充满革命、斗争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块“绿洲”。我们可以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建国时期”。“建国时期”产生了一批表现建国精神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建国文学”思潮。
全方位的“建设”主题
1949年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文化”
在“建国时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中节”精神和稳健性，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未形成对立，“建国文学”作家作品与体制思想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表现了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国时期”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体现了一乱一治的中国历史社会上的治世气象。它结束了长期的动荡及战乱，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秩序。“建国文学”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治世气象。在这一反映过程中，所有作家作品都表现出了历史的整体感，表现了饱经动荡与战乱的中国人民对于稳定局面的衷心欢迎。
何其芳（1912～1977）1949年10月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抒情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以奔放、激越、恢弘的气势，通过对中国人民苦难历程的回顾，通过对开国大典盛况的描绘，放声歌唱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意义。
胡风（1902～1985）的组诗《时间开始了》抒发了诗人作为一个革命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人类史上伟大的胜利”的欢呼、歌颂。其中的《欢乐颂》（1949年11月）是对于祖国解放的欢呼，《胜利颂》（1950年1月）表现了开国大典的欢乐景象，以及对于祖国和人民美好前途的祝愿：“时间在前进/祖国在前进/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
赵树理（1906～1970）于1950年6月完成的短篇小说《登记》，仍然是说书体，但是开篇就通过说话人的口指明这是个“新故事”。
由发生在“今年正月十五”的“罗汉钱”故事，引出三十年前的“罗汉钱”故事。同样有“罗汉钱这一类行为”的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俩体现着两代人的两种命运。艾艾重复了母亲的“罗汉钱行为”却未重复母亲的婚姻悲剧。小飞蛾也知道自己挨丈夫打的事“再不用传给艾艾了”。赵树理像一个讲究节制的说书人，不动声色地述说他的“故事”。
全篇没有一个对于新生活的颂词，但是《小二黑结婚》中无形的阴沉已一扫而光，明朗、欢乐的底蕴不断地从讲述中溢出。赵树理的幽默第一次用于“新故事”，“北国的幽默”转化为“南国的幽默”：他们三个走进村公所，民事主任才写过信，墨盒还没有盖上。民事主任看见他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就没有好气，撇开艾艾和小晚，专对燕燕说：“回去吧！信已经交给你妈了！”燕燕说：“我知道！这回是给他们两个人写！”主任瞟了小晚和艾艾一眼说：“你两个？”“我两个！”“自己也都不检讨一下。”小晚说：“检讨过了！我两个都愿意！”主任说：“怕你们不愿意哩？”艾艾说：“你说怕谁不愿意？
我爹我妈也都愿意！”小晚说：“我爹我妈也都愿意！”主任说：“谁的介绍人？”燕燕说：“我！”“你怎么能当介绍人？”“我怎么不能当介绍人？”“趁你的好声名哩？”“声名不好为什么还给我写介绍信？”主任答不上来就发了脾气：“去你们的！都不是正经东西！”艾艾看见仍不行了，就又顶了他一句：“嫁给你的外甥就成了正经东西了，是不是？”
三个青年人都觉着五婶讨厌，故意跑在前边不让五婶追上，累得五婶直喘气……停了一会儿，五婶赶到了。五婶在区门边一看说：“怎么西王庄那个孩子还没有来？”……就在这时候，收发室里跑出一个小孩子来向五婶嚷着说：“老大娘，我早就来了！”嗓子比燕燕的嗓子还尖。燕燕一看，比自己低一头，黑光光的小头发，红红的小脸蛋，两只小眼睛睁得像小猫，伸直了他的小胖手，手背上还有五个小涡涡。燕燕想：“这孩子倒也很俏皮，不过我看他还该吃奶，为什么他就要结婚？”
《登记》中新、旧冲突的双方，“新的”充满了美感。欢乐发自于他们，幽默发自于他们。虽然结局还是依据“政府解决”模式，但是“新的”已流露着自信，具有了内在力量，显示出不可战胜；“旧的”
已变得无力，背时，荒诞不经。小说全篇洋溢着“新生活”正在开始，“旧生活”节节败退的欢乐气氛。
同为1950年夏问世的剧作《龙须沟》，使用了鲜明的对比性结构：第一幕北京解放前；第二幕北京解放后；第三幕1950年夏。于此前不久写完史诗性作品《四世同堂》的老舍，以高度的民族主义对新社会敏锐地表示了认同，表现了在《四世同堂》里经受抗战“炼狱”而获得新生的儒家文化的顺时利世意识。沟臭、沟清象征着社会的浑浊和清明。赵老、程疯子以及众多的龙须沟旁的居民，都表现出完整的历史感，热情地歌颂新社会。老舍喜出望外地看到祥子和“月牙儿”们，由先前的“头朝下”而开始“头朝上”地生活，他通过程疯子说着数来宝歌颂“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传统文化，对民族主义取得了与新儒家相近的见解。在建国初期，又与梁漱溟同时对新社会敏锐地认同。梁漱溟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撰写论著《中国建国之路》，首肯建国初年的显著政绩。
建国时期的政绩主要在于建设的成就，它是在“建设”的思想主导下获得的。“建设”是建国时期的主旋律，体现了稳健社会主义的特征，与重建设的儒家精神相通。池田大作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是以“和平与安泰”为目标的“稳健主义者”。
《龙须沟》第3幕就是一幅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场面。这是老舍自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5）就开始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旨在清明、进步。老舍1926年在《赵子日》中写道：拉车的一口鲜血喷在滚热的石路上，死了。讨债的和还债的拍着胸膛吵闹，一拳，鼻子打破了。秃着脑瓢的老太太和卖粽子的为争半个铜子，老太太骂出二里多地还没解气。市场上卖大头鱼的在腥臭一团之中把一盘子白煮肉用手抓着吃了……
这些个混杂污浊也是北京的端阳节。
屠场挪出城外去，道路修得不会起灰尘，卖粽子的不许带着苍蝇屎卖……这样，诗人的北京或者可以实现了。然而这种改造不是只凭作诗就办得到的！
因此1950年老舍喜气洋洋地歌颂没了恶霸、没了臭水、没了苍蝇的清澈的“龙须沟世界”，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王蒙（1934～195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描写以郑波、杨蔷云为代表的女中高二学生，带着历史的整体感，带着旧社会在她们心上刻下的“严峻的痕迹”，以无比真诚的情怀，进入了“从来没有过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面八方建设的声音激励着也催促着她们。一截钢管，搭起的脚手架，都成了意象，成了符号，向这些未来的建设者发出强烈的信息。王蒙在“建国时期”的作品里就流露了对灯光，对建筑工地，对工地上的工人，对进行着的建设的热爱。日后王蒙说：“当代的‘日子’对我的引诱是太强烈了。”
这“当代”是从《青春万岁》的日子开始的。引诱着王蒙和他的主人公们的生活是动态的生活，是生活中的进步。电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令郑波、杨蔷云她们陶醉；鞍钢的消息使她们欣喜、振奋；一条公共汽车新路线，一幢新居民楼，一碗油茶，一块萨其马都成了进步的密码。王蒙说：“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处女作《青春万岁》就体现了这种动态小说美学。
在《青春万岁》里，1952年最后一天最后一堂课的最后10分钟，化学老师干脆合上课本，向同学讲起了新年感想：“明年—＿从明天起，就实行五年计划了，真是！我是学化学工程的，在旧社会没有地方去建设工业。我迎接过多少新年了，哪一年也没让我看见国家有富强的希望。可是一九五三年，真是！同学们，你们福气呀！”《青春万岁》是写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门槛上的青年学生为建设做准备的热情，俄语课、物理课、地质课…一·都赋予了时代印记、时代精神，他们要亲自动手把新生活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郑波默默地对着天安门前为国庆阅兵式而在训练的坦克表示：我要勇猛顽强地学习，像大炮，像坦克一样。
赵树理195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建国初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广阔图画。
这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农村建设的图画。它是作家建国初期回到他的创作基地山西长治地区在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的产物。赵树理关心分得了土地的老槐树下的老字辈和小字辈农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他的理想是共同富裕，他批评翻身忘本而一心只想个人发财的干部，也教育不顾全大局、社会觉悟不高的农民。他把这些写成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这里没有所谓“两条道路”对垒的阵势，没有谁胜谁负的较量。后来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忽略了敌我矛盾，赵树理理直气壮地说：就是没有发现嘛！赵树理还于1957年说道：“我想也许我以后会专门写一个有地主的小说，不过在《三里湾》这本书里，我就不准备考虑了。”
《三里湾》所蕴含的强烈的建设思想，与建国初期的时代精神合拍，与“民以食为天”的先哲遗训一脉相承。秋收、扩社、整社、开渠是小说的“经”，居家过日子是小说的“纬”。“旗杆院”开会研究的是组织合作、发展生产。老槐树下的能人琢磨的是农业、副业、成本、收入、水车、增产，干部王金生笔记本上记的是“合伙搞建设”……
《三里湾》展示的是一幅正常的居家过日子的农村生活图景。虽然经济仍然落后，物质生活较为贫乏，但是由婚姻恋爱、家庭生活、农业劳动、文化学习等构成的农村百景，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气象。这是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就土地所有制来说，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他们和土地、和收成的关系密切，因此表现得有信心，有奔头。他们建设今天的三里湾，设计“明天的三里湾”……小说洋溢着乐观气息，健康、幽默的情趣，体现了理想现实主义的特征。
“建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其主体是理想的现实主义。它依据的主要不是数学上的绝对计算，而是趋势性的真实。它体现的不是注重科学的知性思维，而是东方的悟性文化特征。这种悟性体现在中国古代神话《愚公移山》中的愚公而非智叟身上。
胡风作于1951年的抒情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运用拟人手法，先让村庄回顾苦难的过去：“我的皮肤在严寒和酷热里面烂过肿过/我的眼睛在羞涩和屈辱里面烧过痛过/我的胃囊在饥饿里面打过抖/我的心房在仇恨里面滴过血”；后又叙说村庄焕然一新的现在：“我的倒塌的土墙都砌好了/我的破漏的屋顶都补牢了/我的窗子都糊上了新纸”，我“带着满身的清洁睡了/带着满身的喜悦睡了”；“村庄”还展望了自己黄金色的未来：“星星的明亮的眼睛/守卫着我/天空的温柔的手臂/环绕着我/土地的纯洁的胸膛/拥抱着我/祖国守卫着我。”我是“村庄”，村庄就是“我”，物、我已融为一体。全诗在三维空间里抒写了诗人所体验，所感受的人生多重感情。生活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人的骄傲与幸福”（胡风：《睡了的村庄这样说》“附记”）是全诗的主调。而这一主调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整体感。
《青春万岁》里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主人公们的历史整体感也是悟性文化的具体体现。“她们记得：物价如何一天三涨，饥饿的梦魇在家家户户出现。她们看见过搂着姨太太的大腹官僚，光天化日之下的盗匪和当众卧轨自杀的教师。”“多难的过去”在她们心灵上刻上了分明的伤痕，“死了的旧世界”给她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此，对于新生活她们拥有崭新的理解。新年夜宵桌子上的红米枣粥、蜂糕，朋友作为新年礼物带来的西红柿，都具有相对的、变动的意义，都是“春之声”。
郑波1953年在一篇日记里写道：“这些日子，不论是天气，不论日月星辰，不论花鸟虫鱼，不论是我的同学、老师还是街上走过的一个工人，都给我一种浑然一体的激动。我的心像是燃烧着，烧得发焦。每天都经历许多难忘的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喜乐哀怒。最细微的一点声音，对于我却像雷鸣，像战鼓，像交响乐。”郑波对于未来的朦朦胧胧的感知，由班主任袁先生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虽然国家的建设刚刚开始，虽然我们开晚会的时候只是吃酸杏和喝白糖水，但是我们永远觉得快乐，觉得温暖，觉得生气勃勃而且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