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尼成功地立住脚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即使不是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也要装出忙碌的样子。有急活的时候，交给看上去正空手闲着的人，反而会完成得很慢。在索尼，看上去空闲的人，谁也不会把工作交给他。当然本来就很忙的时候，又被派任务，有时也会感到痛苦难耐。这其中微妙的平衡很难把握。
工作总是忙忙碌碌，不过，索尼有自由休假时间，一年有10天以上的休息。比休假本身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休息的做法在职员中相当普及。索尼的黄金周休息有10天左右。那时和别的公司同样，生产线停止运转，对生产线进行改善和维修。因此我们把自由休假和黄金周接在一起，能集中休息三周左右。
如刚才提到的，我被调到MD部之前的黄金周一个人去印度旅行了。在那之前，听说过印度。看杂志时看到介绍印度，心想：“啊，真想马上去印度。”如果去绝对是一个人好。我本来就是想到就干的性格，结果就有了印度之行。听说不少人因不习惯饮食，一下子就瘦了许多回来。我也担心吃不惯。幸运的是没发生什么问题。虽然那不是特别美丽的地方，但物价极低，宾馆一天300日元就能住，省了不少钱。在语言上遇到不少麻烦。现在回想起来，在印度的12天，是转到MD部之前重要的休养时问。
大学时代开始，我迷上了滑雪。最近去的次数少了。但刚上班时经常挤时间去。毫不夸张地说，有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四周星期四通宵加班，星期五晚上从公司直接去滑雪场，星期六滑雪，星期日上班。泡沫经济时期，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泡沫气氛。现在想来，的确尽情地玩过了，也许因为那时还年轻。
索尼公司的人，即使休假，也以周围人认可的方式进行。如果说休息日仅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是要被人笑话的。
我本人爱好什么就做什么。公司有不同爱好的人还很多。我们的科长热衷于烹饪。他的技术很高，在杂志的竞赛会上夺过大奖。他的太太本来就极好烹调，按照她说的那样做了菜，结果得了大奖。我觉得索尼是有趣的人的集合体，正因为有许多有趣的人聚集在这里，以后还会不断地创造出有趣的商品，对此，我确信无疑。
索尼法则之二
不要五分钟热度
索尼公司常务副经理
大曾根幸
1933年11月10日出生
大曾根先生曾负责随声听的开发，现在仍在领导着“大曾根部队”在产品开发第一线工作着。他强烈的个性广为人知。
一目标由必要性和必然性两方面决定
我在索尼公司的工作是从开发“TC—50”的磁带收录机开始的。它也可以说是“随身听”原型的原型，不用说当然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收录机。阿波罗宇宙飞船的宇航员曾携带“TC—50”翱翔太空，这在当时曾引起极大反响。在谈论“TC—50”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于1961年加入索尼公司，在那之前，我在“米拉德照相机公司”工作了五年。米拉德公司在日本最先制造出带有分光镜的单眼反光照相机。公司规模虽小却很有特色。在那里我和经理两个人进行照相机的开发和设计，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照相机匠。然而五年后转机来了。
正在那时，磁带收录机做得逐渐小型化，公司发展势头强劲。我从朋友们那里听说，虽然索尼公司招募电子方面的技术人员易如反掌，但机械方面的技术员却很不足，企业感到困难。当时，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任索尼公司的技术顾问，米拉德照相机公司的经理和岩间和夫先生（索尼第四任社长）是同一届大学生，关系不错，从这些人那里有关索尼的一些消息不断地传到我耳中。
“既然这样，我去试试吧。”抱着这样的想法，1961年5月初的一天，我到索尼公司去看了看。去的时候，正是工会组织的春季罢工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总公司门前异常骚动，拥挤不堪。工会的一群人头上缠着布，手里挥舞着旗子，大喇叭里高音量地播放着煽动性的演说。在这个罢工、红旗挥舞的地方，技术员还能好好工作，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样想着，我就没有到公司里去，改变主意回去了。
过了一阵，进入6月份，索尼的人打电话来说：“罢工的问题已完全处理好了，一点也不影响工作了。请您来吧。”
我6月底接受面试，7月底就进入索尼公司。
去了以后发现正如意料的一样，不同寻常地忙。各处技术人员都不够，实行一周六天工作制，特别紧张的时候大家一周有两天左右彻夜加班。这一点和以前公司有些相似，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我想：“虽说是家大公司，似乎能做些想做的事情，是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对技术人员来说，如果能让你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忙碌不是一件痛苦难耐的事情，彻夜加班也没关系。
我在索尼的第一次设计是“TC—50”收录机。当时有关磁带收录机的情况是，从1958年美国RcA公司（美国无线公司）计划设计盒式磁带录音机开始，世界各公司开始开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磁带收入盒子里的收录机。名称各不相同，但是操作简单这一点是基本相同的，不费什么劲儿，“啪”的一下，磁带就镶人磁带盒中了。这比以前一直使用的打开加转轴式的磁带装入法，极大地方便了使用。总之，那时已开始进入孩子也会使用录音机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大贺先生考虑：“要制定录音机的世界标准，要使方便适用的录音机在世界上更加普及。”但索尼公司很难独家制定出世界规格，于是寻找合作的伙伴。这时，荷兰的菲利浦公司开发出“简练型录音机”（CompactCasetlte），这种录音机小而精炼，不是很好吗？去进行交涉的人当然是大贺先生。菲利浦公司提出的许可金，大贺先生坚持未答应。最后结果是对方答应无偿地公开其规格。这样，符合标准化协约规定的“简练型录音机”逐渐在各公司普及起来。
这期间，菲利浦公司曾提出“电磁石、磁带的性能提高了，速度如果减至一半，使用时间可以增加一倍”的提案，对此，大贺先生回答说：“不，不能这样。简练型收录机正因为有了统一规定的速度，才得以普及。有统一的速度，磁带放进任何机器里都可以用。世界标准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最终说服菲利浦公司把速度定在一个标准上。回想起来，可以说这是“简练型录音机”得以普及的关键。
结果，“简练型录音机”的标准，像大贺先生和菲利浦公司所期待的那样，占据了作为世界规格的牢固地位。
根据“简练型录音机”标准，索尼的磁带收录机第一号“TC—100”于1960年开始出售，但是，TC—100还称不上所谓的“随身听”。后来我负责设计的更小型化的“TC一50”
向世界推出，这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单手就能操作的磁带录音机。
制造“TC—50”最辛苦的工作是设计开发小型高性能的电动机。三节三号电池就能启动的电动机，就是当时专门的电动机厂家也难做出来。随动系统电路的技术那时还很不成熟，只能以调节器方式进行。那时还没有生产出现在的电子调制器。求助于别的公司，他们似乎要说“能制造出这样的发动机，我们公司还用这么辛苦？”之类的话了。
没办法，只好让本公司的工作部干。他们制造了完整的电动机。这个电动机，后来在随身听一号机中也使用了，因此可以说，在制造“TC—50”的时候就完成了随身听原型的设计。
第二大难题是内装麦克风的问题。要求“麦克风要放在里面，而且要尽可能地提高灵敏度”。说要提高灵敏度，机器内部充满密密麻麻的杂声源，灵敏度提高了，连电动机的声音都会录进去。要满足这互相矛盾的两个条件，所费的辛苦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用橡皮拱起来试，又把它拆开来试。
结果，使用了被称为AGC的电路才解开难题，这种电话能根据周围声音的大小，提高或降低灵敏度。由于使用了AGC，终于做出了调节器。声音变大了，灵敏度就降低，声源较小时，灵敏度“呼”地一下就提高了。这种电路使内装麦克风成为可能。
除此之外，在小型化工作中还有数不尽的艰辛。不过，我一直把这些看似艰苦的工作作为一个目标，下定决心干到底。技术开发工作，如果先决定价格是多少，产品性能只在现有技术上延伸一下，归根到底只能造出一般性的东西。在开发中，所有的目标都是由必要性和必然性来决定的。因此，即使是认为“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要抱着“没什么了不起”的态度，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来讲，贯彻到底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还对部下说，如果不行，只好调换给能干的人。“不要唠唠叨叨的。你们如果于不了，就直说‘我不行’。那我就去找干得了的人，替换你们。”
因为技术人员大都比较高傲，上司这么说他，他绝不会说出“我不行”这句话的。大概会想：“赌气也要干好给他看看。”于是，可能彻夜不眠地琢磨。这样他实际上就下定决心了。一旦下定决心了，出人意料地什么都会成功。
此外，在开发新产品时，管理主导型的领导是不行的。
比如，对设计者说：“做一个世界上没有的，又好、又便宜、又小巧的东西。”结论只能是：“做不了。”这是因为目标的设定方法太条理化，没有现实指导意义。要做世界上最初的、最小的东西，同时又提出许多条件，容易造成经济浪费。因此，不能同时提出这些课题要求。按先后顺序排列，首先要制造出样机。“价钱不错。即使花一亿日元也行，先做一个出来。”等形状做出来了，紧接着又说：“怎么？这么大的东西，一亿日元恐怕卖不了吧。怎么看，也就值千元左右。”于是，这次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全力以赴。这种管理秘诀，我的确是从实践中掌握的。
与井深大、盛田昭夫、岩间、大贺这些人一起工作，我感受最强烈的是：“这些人都是持之以恒的人。”一般的日本人，容易对某件事充满热情，也常常会很快冷却，就像乍然绽放又很快凋谢的樱花。但是他们却不同。如果认定“就是这个”，不管5年，亦或是10年，都一如既往充满热情。无论如何，在自己描绘的目标实现之前，都一直满怀热情，毫不冷却。
我通过从事技术开发，既熟悉了工作，又领悟到一些管理的方法。“持之以恒”恐怕是贯穿索尼公司的一大法宝。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论多么辛苦忙碌，都是乐观地、饶有兴趣地工作。让我自由地干喜欢的事情，而且付给我工资，对于我，索尼正是梦想中的公司。
■随身听是怎样诞生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随身听开发的经历。从随身听一号机开始到完成口袋尺寸的机型的过程，正是“持之以恒”的人们表演的“戏剧”。索尼公司于1978年开始出售小型的名为“TC—D5”的立体声磁带收录机，这是“光盘”系列的立体录音版，在录音迷中受到极大的欢迎。井深先生去海外出差时，都要带这个“TC—D5”乘坐飞机，在飞机上戴上耳机，愉快地欣赏立体声音乐。然而，虽说是小型的，也就25cm×50cm左右，重量有1．7kg。井深先生似乎曾叹息地说：“重得受不了。”
1977年，索尼开发了布莱斯曼单声道磁带录音机，它的体积很小，可以拿在手中。这时井深先生想对这个布莱斯曼加以改造。“马上还要出差，把立体声电路加进原来的布莱斯曼中去，只要能放音就行，重新做一个。”井深先生向大贺先生提出来。大贺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任磁带录音事业部长的我，把井深先生的话转告给我：“把布莱斯曼的哪个部分取出来，把立体声电路加进去，做出机器给我，哪怕一个也行。”大贺先生交给我这一任务。我很爽快地回答说：“行啊。”
“那样就不能装扬声器，也没有录音功能，行吗？”我问。大贺先生马上说：“行，行。不录音，也没有关系。”于是，大约花了两个晚上，我把它做出来了。说做出来了，其实基本上只是进行改造，因此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还记得当时，是用宽胶带把它粘好，拿到大贺先生处的。或许可以说这一瞬间是向随身听迈出的第一步。
我把布莱斯曼的录音功能去掉，并把它改造成能听立体声，把现有的稍稍有点不相称的耳机配上，和同事们一起试听声音。音响效果竟然非常好。那么，这个再变一下，那个再改造一下，大家正在干的时候，突然井深先生来到工作现场。
“交给了大贺先生，是不是在于啊？”井深先生问道。他当着我们的面，把改造后的布莱斯曼拿起来，戴上耳机听。
“嗯，声音虽然很小，但音质很好。的确，真正想听好音乐的话，最好是用耳机。”他看上去很高兴，从房间里走了出去。我们在井深先生去美国出差前把这个改造品做好，并交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