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红柯、王松、刘继明、萨娜、邵丽，五个小说家。2002年的夏天，他们都成为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的学员，因此机缘，他们又成为《新鲁院文库》的第一批入选者。
鲁迅文学院，这个场所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象征。它以鲁迅命名，而鲁迅既是现代汉语文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同时至今依然是现代汉语文学在精神上和艺术上的高峰。我想，每一个进入鲁院的写作者都会感受到他与鲁迅的确凿联系，这种联系亲切而又沉重。
没有人比鲁迅先生自己更准确地意识到他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先生是盗火者，穷其一生，他都在与幽闭恐惧斗争，他的世界是一间铁屋，他悲壮地承担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后来者出去。
所以，说鲁迅是“高峰”也许并不准确，高峰式的作家壁立千仞，后无来者——你无法追随李白或曹雪芹，无法在他们止步之处再向前一步；而鲁迅如同茫茫原野，一位朋友将他称为“提问者”，他站在现代汉语文学的源头，向后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至今都在努力回应他的提问，甚至反驳、逃避他的提问。无论回应还是反驳、逃避，我们都是在他打开的空间中，向着四面八方跋涉——
红柯是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这个陕西人沉迷于草原和大漠，在他瑰丽的想像中，奔马和高大的骑手保存着失传的血气和神性。我曾经断言，红柯是一个肯定性的作家，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的肯定姿态预设着对我们的文明和历史的巨大疑虑：人正变得孱弱、苍白。
与红柯不同，王松专注于人间和俗世，他的头脑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故事的本质是人的行动和选择，因此在有故事的地方才会有人的自由，哪怕是悲剧性的或荒谬的自由。王松的小说中一个恒常的因素就是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对抗、如何在不可能中梦想和行动。
刘继明的写作曾被定义为“文化关怀”，“文化”一词有层层叠叠的含义，如果我们取其上端——文化就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那么这确是他的着力之处，他力图捕捉、审视和确定一张张价值的碎片。
——是的，是碎片。在我们这个时代，小说家的根本困境就是难以确立整体性的眼光。我们面前是万叶飘零、端绪无穷，任何一种整体性路径都面临着巨大的认识论疑难，小说家必须如同偷袭者一样敏捷、机警，间道而行，他不得不满足于眼光的破碎、不完整，然后将这种限制凝聚为偏僻、独到的力量。
也许是出于天分，也许是由于深思熟虑的自觉，入选这部文库的两位女性小说家都在不同角度上展现了这种力量。萨娜沉迷于萨满教的精神与礼仪，由此打开了古老记忆与现代经验之间的隐秘通道；而邵丽则以内倾的、自我防护的姿态建立了一种“女性一政治一情感”的微型世界模式。
——他们正在原野上探索，我不能肯定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能以清晰可辨的声音回应先行者的呼唤。“鲁院”是由一代又一代汉语写作者不断续写的故事，从鲁迅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鲁院的灿烂群星：莫言、王安忆、余华、刘震云，等等。现在，在这些名字之后又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名字，对这些新来者来说，《新鲁院文库》是一个标记，记录着他们在路上走到了哪里，同时也标明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困难，这是必须以先行者那样的才能、勇气、理想激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的困难。
2002.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