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事业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有远见卓识，懂得筹谋之道。只有具备洞察事情的先机的能力，才能有努力的方向、明确的目标，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一个有眼光的人看问题，不是只看到眼前，他还能运筹帷幄，看得更远；在别人只看到眼前利益时，他看到了长远目标；在别人纠缠于问题的细枝末节时，他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这种先见之明，并非靠一时灵感，而是来自对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1.打造自己的人脉网
人们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很多人的成功，百分之十五基于他的专业技能，百分之八十五则取决于他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仅凭个人的智慧与力量是绝对不够的，要想战胜对手，必须依靠他人之力，才能取得成功。
人际关系就像播种一样，播种越早，收获越早；撒下的种子越多，收获的也就越多。年轻时的李鸿章就深谙此道。他曾在赴京途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表达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而事实上，在他入京后，即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江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南，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科进士，也是朋友。李文安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便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李鸿章进行教诲和照顾。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以追步顾炎武自喻。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举止不凡，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加赞赏，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报国寺向曾国藩讨教。
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学习经世之学，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曾国藩不仅教导李鸿章经世之学，还让他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对于学问一向严谨，深得曾国藩赏识，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曾国藩和李鸿章除了早年在京城的多次会晤，一直有书信往来。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就在李鸿章帮办团练期间，曾国藩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直接建议他效仿湘军的成功经验，别开生面地锻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空前内讧。福济、和春等趁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参与了巢县、和州、东关等战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衔。1857年2月，太平军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又向安徽北部发动进攻，攻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溃败，他带领母亲仓惶北逃。1857年秋，李鸿章向清廷请求为亡父丁忧守制。因为李鸿章征战有功，清廷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等到有道员缺出，给予简放。
经过几年官场历练的李鸿章，深切明白那无法预测的政坛风云变化和人物沉浮奖惩，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的争斗。把握好可以依靠的人，才是最为关键的。此时同是回家为父守制结束的李瀚章，被曾国藩派到江西总理粮台事务。1859年1月，在哥哥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在建昌的曾国藩。经过一番会谈，李鸿章决定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做一名幕僚，并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情。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人脉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以及将会有何作为。大多数人的成功，都源于良好的人脉网。的确，一个人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他的一生必然会无比孤独与寂寞。李鸿章固然如同曾国藩所言“才大可用”，但若没有牢固良好的人际关系，即使才高八斗也无伸展拳脚之地矣。
一个人的成功，始于他在社会上行走的本领。只有懂得与他人交流相处的技巧，维系与朋友感情常温的招法，才能做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少人总是乐于与比自己差的人交际，这的确很值得自慰，因为藉此能产生优越感。可是从不如自己的人当中，显然是学不到什么的；而结交比自己优秀的朋友，则能促使我们更加成熟，不断地使自己力争上游。
在当今这个处处充满竞争，以智取胜的社会，一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更加需要与他人良好的合作。只有懂得与他人交流相处的技巧，维系与朋友感情常温的招法，才能做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2.野心是成功的动力
野心就是目标、希望和雄心。适当的野心可以增加人们的动力，早一日获取成功。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对所谓野心的最好说明。人的野心越大，欲望也就愈强烈，目标谋取就愈靠近。正如同弓拉得愈满，箭头就飞得愈远一样。有了明确的、高远的目标，又有火热的、坚不可摧的愿望力量，必然产生坚决有力的行动。
1862年4月，李鸿章到达上海不到一个月，就受命署理江苏巡抚。年底，正式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政治生涯里，这是第一次担任地方长官。第二年3月，李鸿章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面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鸿章知道如果没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李鸿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关注着自己，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他给自己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六字方针，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鞭策着自己。由于淮军中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他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员商绅和外国人看到这支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的队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怀疑这样一支队伍能否担当起保卫上海的职任。李鸿章知道后，拚命给伤了自尊的部下们打气，说“军贵能战”，不在武器精利与军服好看，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支刚刚建立的队伍将来的命运，李鸿章始终对淮军严格治理，加大训练强度，整顿军中纪律。
李鸿章招集所有营官训话，说了很多句，其实就一个字，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有阵法操练和扎筑营盘。淮军每天在营房四周做防御工程，筑高墙，挖深沟。淮军筑的这些营垒高达八尺，厚一丈。虽说是土坯做的，但坚固异常。营濠分为内外两层，即使太平军攻破外濠也不容易深入到内濠。外濠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濠减半，都是上宽下窄，敌人掉落其中根本别想再爬上来。墙上还有四尺高的子墙，上面有枪眼，士兵就守在子墙上面。墙外修了壕沟，配合绊马桩、梅花坑、铁蒺藜等障碍物。此外，淮军还有严格的体能训练，对个人技能的要求是纵步能上一丈高的房屋，跳过一丈宽的沟，抛掷火球能达到二十丈之外。训练时每人脚上绑上沙袋，以求行军时能达到每日百里的速度水平。最重要的是练习战阵的配合，练熟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法，还要练习抬枪、小枪射击的准头。
李鸿章怕兵勇沾染上海滩浮华奢靡的作风，军纪涣散，对这些湘淮子弟兵尤其放心不下，因此对所有营官严加申诫不得随意放出营。纪律整顿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点名一次，规定士兵不许擅自出营。绝不允许吸食鸦片。李鸿章还不断设法鼓舞士气，让士兵一起唱爱民歌；他在接手署理巡抚后，还把这些爱民歌、营制营规翻给原本心里看不起他们的上海原驻防军，并派人张贴在包括太平军控制的上海各地，晓谕军民与太平军控制区的老百姓们。淮勇在唱爱民歌和训练中又慢慢找到了自信，士兵的精神状态良好，都盼着快点开战，好试试身手。
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淮军协同作战，李鸿章对他们不予理会，要带领淮军进行独立的战斗。1862年6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决定撤离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围攻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
这是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第一次交战，当时李鸿章带来的是树字营、春字营等。春字营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边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一把抓住带队的张遇春对士兵下令道：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又带人往回冲。张遇春是李鸿章的旧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耻笑淮军是“乞丐兵”的人开始对淮军刮目相看。
一个人只有不畏困难，不轻言失败，信心百倍，朝着既定目标，永不回头，才会在有生之年走向成功。实现目标的欲望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没有坚不可摧的成功愿望，目标便永远不可能达到。
3.敢于走自己的路
真正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成就的大小，而在于你是否努力地去实现自我，喊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一个人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里，如果不能有独立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果断的行动，乃至不敢与朋友或上司的见解相冲突，就不可能有出头的时候。要有准确的判断力和大胆的冒险之心，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两者缺一都不能取得胜利。
1864年春，李鸿章就萌发了效法日本进行变法的思想。同年5月，时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大臣奕写了一封信。此信诞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当时李鸿章督师淮军，正猛攻太平军固守的常州，伤亡已达1600人。但李鸿章认定此信比城池得失更重要，因为信中所传达的信息，关系国家危亡。他鼓动朝廷立刻开辟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学习西方科技，开展自强运动。此信开宗明义：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纵心所欲之快。
李鸿章又针对日本通过变法强国的事说：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