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本书作者对适应论的讨论首先是，适应、选择、综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让自己的语言去和环境与使用目的相适应，必须经常问自己：这样使用符合不符合外界条件和目的？为了符合（即适应），就必须拾起什么（以迎合环境和目的）或丢掉什么（以避免不利后果），这就是语言选择。这种选择经常不断地进行，不管使用人愿意或不愿意，即选择是为了适应。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下面几个命题最重要：“说话即语言选择”。“语言需要不断地适应不同的使用目的和环境”。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关键是“使用目的和环境”。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回环反应：
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环境和目的（通过）→语言选择（达到）→适应环境和目的（最终是）→人要生存和发展
这个回环反应式中，“语言选择”是手段，“适应环境和目的”是最近目的，“人要生存和发展”是最终目的，也是基本出发点。那么，综观论如何与之发生联系呢？“综观”是什么意思？“语用学包括所有适应特征的研究。”详细一点说，“语用学要研究语言选择背后的机制与动机以及这个机制与动机所具有的和企图获得的后果与影响。”这个适应过程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次上。与此同时，几乎与适应形影不离的是选择。选择也发生在语言结构的每一个可能的层面上：从符号到语音。因此，“综观”的涵义可以说是：（1）语用学包括所有适应特征的研究；（2）适应过程又是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次上；（3）语用学不是与语音学等等平行的学科，语言学的分门学科统统在语用学的观照扫射之内（参看本节上面的纵横学科图）。
如此，“综观”、“适应”和“选择”的关系是：综观是在语言结构的所有层次上对适应与选择的观察。综观是学科（语用学）的性质，而适应和选择是言语活动的性质。
其次是，新论与传统语用学的关系。新理论不是抛弃传统语用学，而是将它包容进来。一切可以贴上语用学标签的东西和按宽泛定义（指Morris定义）可以包括的东西都能在这个新构建的框架之内得到描写。
（钱冠连，1991）最后，综观论是否克服了传统语用学的缺陷？莫里斯的定义是从“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出发的，它的问题之一是界定模糊。问题之二是范围太宽，大大超过它应承受的那一份负担。
初看综观论，它在取消了传统的几个基本分析单元的同时却扩充了多得多的课题，声称“语音学家、形态学家、句法学家、语义学家、心理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都能从事语用学研究”，似乎无边无际了。
其实，它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只涉及到使用语言所做的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与“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要处理的对象（符号学的生命方面：出现在符号功能中的心理学的、生物学的、社会学的诸种现象）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专门与具体，但扫射面积大。
扫射面积大到涉及语言现象、性质、结构或过程的各个层面，但研究的对象却专注、具体：各个层次中与选择机制和动机有关的才是语用学应涉及的，与选择机制和动机无关的，就不涉及。有一个社会现象权作比喻：国家安全部门对所有人在所有地点所有时间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审视，但并不是都去管理与干涉，真正够得上管理与干涉的只能是违反国家安全的那一项。综观论“观”到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和各种言语活动，但只“管”到语言选择（与语言适应同时发生）这一项。总而言之，语用学综观论是观察范围宽，管的对象却具体。
但是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最容易引起怀疑的是：他这个定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语用学，人们有理由问：你这门学科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可以叫做“语言适应学”什么的，有必要同语用学搅和吗？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二是，他的新论模仿自然选择—适应学说，完全不忌讳语言学超出自身界限，对不对？维氏承认，对于“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一问题的成功的回答，必然使语用学超出语言学自身的界限，会使语言学引入生物科学。语言好像升格为一个自然物种或者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生物适应性是中心课题。维氏以语言选择、语言适应为中心搭起了语用学的整个框架。两者相似。他认为，语言选择是理解使用中的语言的一把钥匙。如果这把钥匙找对了，似乎就难说他的语言适应论整个框架不对。如果理论真实地反映了言语活动的规律，就很难说他模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有什么不对头。这使我们想起了类似的模仿。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的提出，也是模仿康德认知的四个范畴（量、质、关系、方式）的提法。
现在，试借他的适应论来检验别的理论，看能否将其装进适应论的框架？例如检验语言交际的协同性（negotiation）。“协同性”的意思是“两个对话者为了达成语言交际而所做的一切。如果要对话顺利进行，双方互相理解，就要做到下面几点：
（1）理解就说理解，不理解就说不理解，并且表示愿意继续对话；
（2）对方有话说不出时，帮助他说出来；
（3）在必要时，指出自己所说的内容不对或表达方式不对。”（王宗炎，1988）这不就是说话双方的适应吗？再来检验一下conversation almaxims（会话合作诸准则），也正是说话人双向适应的行为。其他的汉语例子不难找到。低声加上微微发抖说出“是”，大概是为了适应对方的威严。捕匪的战士为了深入匪窝将其一网打尽，在闯过恶棍流氓的盘查时，绝不会用好人对好人的礼貌言语，相反会用恶声恶气的话语，那是为什么？也不正是一种以恶对恶，以适应对方吗？某女孩先称某教师为“×老师”，后与其子谈恋爱，遂称其为“伯伯”，以便暗示与其子确定了未婚夫妻关系，后来两人结婚，称呼又升级为“爸爸”。你可以说这是女孩使用了得体或礼貌等语用策略，你也可以说这是她为了适应与男孩家的关系而调整自己的言语。这一切都说明，传统语用学研究的问题可以纳入适应论的框架之内。
十、新格赖斯语用机制
新格氏机制（the Neo-Gricean pragmatic apparatus，Huang，Y．1991．108）大致上是指如下改进和企图取代格氏合作原则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理论：卡谢尔（Kasher，1976）的理性原则；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1986）的相关原理；荷恩（Horn，1972）与盖茨达（Gazdar，1979）的级差语用规则；阿特拉斯与列文森（Atlas&；Levinson，1981）的会话推论新原则；荷恩（Horn，1984，1988）的量原则和关系原则（语用劳动分工原则）；列文森（1987，1991）的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
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荷恩级差与列文森三原则。我们在这里只介绍荷恩级差，而把列文森三原则放到第四章第二节（语用推理模式）中做一个较为细致的介绍。
荷恩级差：同类词语但不等的语义强度或信息量所组成的序列，在相邻的两个词项中，前者为强项s，后者为弱项w，如：（all，almost，many，some）；（and，or）；（himself，him）；（爱，喜欢）；（知道，猜想）；（经常，有时）等等。形成荷恩级差的条件是，（1）强项与弱项有相同的词汇性质；（2）强项与弱项有相同的语义关系，或来自同一语义场；（3）前面的强项必须蕴含后面的弱项。它的语用推理性质是鲜明的：说话人说出任何一个弱项时，他隐含的意思是否认强项。如：“来了一些学生”，隐含“并非全部学生”。当一个男人被女人逼着说出是否爱她时，他说“我喜欢你”，这便暗示用弱项“喜欢”否认了强项“爱”。同理，如有人说“我猜想他是来了的”，便是暗示用弱项“猜想”否认了强项“知道”，意即此人并不确知到底某人来了没有。以后，我们会从第四章第二节里知道，荷恩级差是列文森三原则里量原则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