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约我就“素质教育”写点文字，并要求做“纵横谈”，端的难煞人也。以不才胸中这一丁点学问，倒挂三天也滴不出多少墨水，如何“纵横”得起来？但既承错爱，推托不得，也只好勉为其难。冥思苦想之下，终于想出了一个“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法子——“摭论”（说得雅致点，这叫作“弱水三千，我取一瓢”）。标题既定，自不免“横下一条心，弄斧到班门”了。
余生也晚，无缘拜识孔夫子。所幸的是，可以通过儒家经典，窥见这位中国第一教育家、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前些时候读《论语？述而》，对其中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者，文化知识也；“行”者，社会实践也；“忠”“信”者，品质道德也。据此，我不揣浅陋，斗胆断言：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夫子就主张并实施“素质教育”了。何以见得？因为在孔夫子的“四教”中，“行”“忠”“信”都是与“应试”无干的。后来之所以变成了“应试教育”，那十之八九是因为自隋唐以来，开科取士，读书人不得不“考啥学啥”，老师则不得不“考啥教啥”。试想，人家要考你八股文，老师却教你“天、地、生、数、理、化”，行得通吗？
那么，能不能说，“素质教育”旨在使学生全面发展，而“应试教育”则专注于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或曰“只注重智育”呢？愚以为不能。你看，在“应试教育”下的基础教育阶段，文科、理科就已经“分家”了。学生要么学文，要么习理，总归都只能是“畸形发展”。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会“发展”出怎样的“智力”呢？去年，不才有幸应国家新闻出版署之邀，为全国出版专业首次资格考试阅卷。其间，就曾生发出不少感慨。文科大学毕业的考生，面对并不复杂的计算题，或列不出算式，或列出算式后不会计算，抑或连极简单的四则运算也难以措置裕如；而某些理科大学毕业的考生，既不曾读过韩愈的名篇《进学解》，也不知韩愈究系何许人，更不知“国子先生”指的是谁。这样两种“偏才”，哪种适应出版专业的工作要求呢？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先生就谆谆告诫文学青年不要只搞文学，不问科学。他语重心长地说：“专爱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愚之见，“应试教育”正是弄得学生“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的“培养基”“催化剂”。学文者如此，学理者何尝不如此？“智育”尚且如此，遑论“德育”“体育”及其他！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给“应试教育”下结论了：“应试教育”以追求升学率为目的，以不厌其烦的考试为手段，以牺牲学生全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代价，具有极大的片面性。陶行知先生认为，“应试教育”的后果，只能是“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这，断非危言耸听。至少，在外行如我者看来，陶先生的话是公允的、中肯的、可信的。
2003年1月20日
（本文系作者为《当代素质教育》2003年3期撰写的卷首语）
